（来源：天津日报）
转自：天津日报
今年1月，朱雪梅主编的《天津万国建筑地图》由江苏凤凰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该书以手绘地图与新旧影像为引，梳理出解放北路、五大道、劝业场、一宫花园、“天津卫”及“观海河”六条漫步路线，通过163处经典建筑，全景式绘制出天津的人文历史图谱。
在新书分享会上，朱雪梅通过规划设计师的视角，解读了老城厢“算盘城”的街巷格局与五大道旧租界的建筑风情，展现了对人居理想的深刻思考。她反复提及“意象城市”这一概念：“做规划的人容易沉迷于可视的物质形态，如建筑的高度、色彩。但城市本有双重维度，实体城市随时间流逝发生着变化，而意象城市却能长久镌刻在人们心底，成为永恒。”
不仅要掌握技术
更要懂文化传承
朱雪梅的父母在渤海石油公司（现中国海洋石油天津分公司）工作。她从小生活在位于塘沽的家属大院，直到高二那年，父母送她到杭州借读，住进亲戚家，她才第一次打破了固有的“朋友圈”。
她清晰地记得，有一天在表姐的书房里发现了一本建筑杂志，里面有很多漂亮的房子。“如果我能设计出这样的房子该多好！”这个念头被她埋藏在心底。高考填报志愿，她只填了清华、同济、天大的建筑系。“我的高考成绩不算顶尖，本来进不了清华建筑系。入学后招生老师告诉我，是因为看我连报了三所大学的建筑系，感觉这孩子是真的喜欢，才把我录取了。”朱雪梅笑着说。
1986年，从清华大学毕业后，朱雪梅被分配到天津市规划局规划室（20世纪90年代独立为天津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最初的几年，她做“修建性详细规划”，在图纸上摆房子、标层数、算面积。同事称赞她“有想法”，但她心里清楚，这个工作并不是自己的理想，而只是为了挣工资、为了生存。
2002年，单位举办设计竞赛，朱雪梅两次获得第一名，获批成立工作室。这时，她遇到了一个改变自己职业轨迹的关键人物——设计师黄文亮。黄文亮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美工作多年，与很多建筑大师都是朋友。他来天津开办工作室，朱雪梅和同事一起带着项目去找他谈合作。
“从黄文亮先生的身上，我们学到了很多东西。”朱雪梅回忆说，“比如，以前我们做建筑模型，是用电阻丝切割泡沫块，再拼起来，切错了就得重来，味道刺鼻，搞得人头昏脑涨。而黄先生用了一种油泥，像做雕塑一样，拿刻刀塑形。我们学会了他的方法，大家围在一起，你切一块，我切一块，调整造型，随时沟通，比之前方便太多了。”
黄文亮对城市空间形成的逻辑、共情力与感知力的把握，让朱雪梅受益匪浅。“他聊项目时，不会干巴巴地讲技术参数，而是帮我们理解制度设计、利益博弈、思想观念。他还有一种魔力，会以诗意的语言帮我们展开想象，把我们带到现场。”
潜移默化间，朱雪梅对城市规划设计有了更深的理解：“一张好图纸、一份好的规划背后，不该是冰冷的尺寸与规范，而应是一幅立体的、有温度的画卷。它要能呼应人的生存和发展需要，包括安全感、归属感以及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她带着问题走出去：赴美国考察波士顿大隧道，研究城市交通的多种可能性；到欧洲的老城区，实测那些生活气息浓郁的街巷的尺度，学习历史街区如何活化；去韩国首尔看那条在“水泥峡谷”中“重生”的清溪川，探索生态修复的方法。
开阔的视野，成为朱雪梅的底气，行路越多，思考越深。她说：“书本上的案例再生动，不如亲身体验、用脚丈量。因为这能让我们感受到街道的宽度合不合适，公共座椅的位置是否恰当，路口红绿灯的时长能不能贴合行人的节奏……这些细节，图纸上是画不出来的，却直接影响着生活的质量。”
美国记者、社会活动家简·雅各布斯在《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一书中写道：“城市不是玩具，不是规划师大笔一挥，人的生活就能重新组装的。”这句话成为朱雪梅内心的一个标尺。而建筑学家、城乡规划学家吴良镛构建的中国特色人居环境科学体系则让她明白：规划不是单一的学科，而是一个复杂的系统，规划师不仅要懂技术，更要懂生活，懂历史，懂文化的传承。
在朱雪梅眼中，规划设计不再仅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责任。这些思考与感悟，让她在图纸与土地之间找到了值得深耕的价值与方向。
更新和保护五大道
继续承载居民生活
20世纪90年代初，五大道区域内的违章建筑多达17.6万平方米。“好多院子里见缝插针般搭建了油毡棚屋，只剩仅供两人错身的窄道，小洋楼被挤得‘喘不过气’。”朱雪梅回忆，甚至有开发商看中了这里某个地段，想拆掉老房子建高层，“一旦实施，五大道的历史氛围感以及建筑风貌都会遭到破坏。”
1994年，为守住这片历史街区，天津市规划局制定规则：五大道区域建筑檐口高度不能超过12米，重点区域不能超过9米。“四两拨千斤，这条规则斩断了大拆大建的念头。”朱雪梅解释说，“如果拆了老房子再按这个高度重建，经济上不划算，自然没有开发商再打这片区域的主意了。”
2009年，朱雪梅团队正式开始制定《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走访调研，给每一栋建筑、每一条街巷建立档案。随后，他们通过三维建模技术，让整个五大道在电脑里变得立体起来。朱雪梅说：“我们做城市设计，不能只看平面图纸，必须把建筑放到立体环境中去考量。三维模型一建，巷弄尺度的宽窄、建筑高度的变化、空间关系的规律……一下子就清晰了。”
经过深入调研，朱雪梅总结出五大道的核心价值：“这片区域最珍贵的，不是一栋又一栋孤立的小洋楼，而是整体。这里隐藏着三种不同的生活图景：一是豪宅大户，多占据路口，车马进出方便，高门大院保障了私密性；二是三五户人家围成的半公共院落，从主干道分出一条支路就能抵达，院子是邻里间日常交往的场所；三是藏在里弄深处的小户人家，巷子窄窄的，房子挨着房子，大门常年敞开，孩子们追逐嬉戏，老人们坐在门口聊天。”她将其总结为门院式、院落式、里弄式。在她看来，环境生态越多样，街区系统就越稳定、越强大。“五大道历经百余年变迁，仍保持了这么强大的生命力，恰恰是因为这里有各种各样的空间形态，有层次分明的空间序列，有丰富多彩的生活方式。它不是用单一的模子刻出来的，而是建造者和使用者根据外在条件和自身能力，慢慢生长、逐渐衍变而来的。”
这一认识直接影响了对五大道的保护思路。“过去做保护工作，容易盯着那些重点——名人故居、风貌建筑，觉得把这些宝贝疙瘩保住就行。其他的房子，该拆拆、该改改。但是，这个方法对五大道不适用——拆掉一处不起眼儿的里弄的房子，可能就会斩断整个空间的生态链。”朱雪梅打了个比方，“就像一片茂密的森林，每种生物都有它存在的意义。所谓生物多样性，不仅是物种数量的叠加，也是森林的免疫力、生产力和适应力的根本保障。”
按照当时业内的惯例，历史街区建筑大致可分为文物建筑、历史建筑，还有协调与不协调的建筑。但朱雪梅发现，在五大道，这个分类方法并不适用，于是，他们提出了“类型建筑”和“非类型建筑”的概念。“五大道有许多房子不是名人故居，也算不上风貌建筑，单看平平无奇，但它符合整个街区的空间秩序。高度对了、退线对了、跟邻居的位置关系也对了，是空间序列的重要一环，是街区整体的一部分。这些‘背景板’一般的房子，我们就称它为‘类型建筑’。可以改造它、翻新它，甚至重建它，但重建的时候，要把它的空间关系还原回来，得符合它原有的秩序。而那些既不符合风貌要求，又破坏街区整体感的房子，我们就把它归为‘非类型建筑’，或称其为‘建错了的建筑’，有机会可以拆除重建，把空间重新修复起来。”朱雪梅说。
由此，五大道的保护工作从“保重点”到“保整体”，有了可实施的路径——拆违建时，拆掉的都是后来私搭乱建的棚屋；改造时，允许业主在不破坏整体的前提下改善内部设施、提升建筑品质；新建时，明确了“怎么建才算对”，不是仿古、做旧，而是把空间关系做对，把建筑类型做对。
在“整体保护、有机更新”的思路下，五大道没有变成纯粹的景区，而是继续承载起居民的生活。在这里，既有庆王府、山益里这样精心修缮的历史地标，也有业主、租户自主改造的民宿、咖啡馆、餐厅；既能看到老住户坐在家门口晒太阳、拉家常，也能看到游客在巷子里拍照留念。
2013年，《天津五大道历史文化街区保护与更新规划研究》荣获全国优秀城乡规划设计奖（城市规划类）一等奖；2015年，五大道入选第一批中国历史文化街区。“能够获奖的关键在于，我们没有脱离生活谈保护，而是做到了历史风貌、居民需求和城市发展的平衡。”朱雪梅说。
如今，“整体保护、有机更新”的思路已推广到天津其他十三片历史文化街区。在朱雪梅看来，每个街区都有其特点，都有自己的空间逻辑，不能用同一个模子去套，但它们背后的逻辑是一样的，即尊重整体性、多样性，尊重这片土地生长出来的空间秩序。
触摸城市肌理
读懂喜怒哀乐
朱雪梅与天津这座城市的灵魂契合，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回忆年少时，她记得，起初自己并不是很喜欢这座城市。“我在家属大院长大，那是个自给自足的小天地，渤海石油很多职工有出国经历，从国外带回的口香糖、小电器、衣服，社会上几乎见不到，日子过得很‘洋气’。偶尔家长带我到市区玩，觉得天津人说话太‘呛’，自己不像天津人。”
大学毕业后到天津工作，朱雪梅很难融入这里的生活，于是把自己封闭起来，与身边环境保持距离，甚至一度想调到北京。直到后来，她真正从事了城市规划设计，开始从专业角度研究这座城市，终于渐渐读懂了天津的内涵。
她读懂了天津人的幽默感，那是一种在夹缝里求生存的智慧。早年间，上有洋人盘剥，下有地痞骚扰，还要面对战乱、苛捐杂税，普通百姓既没有搏命的资本，也没有钻营的门路，于是淬炼出一种用幽默化解冲突、以自嘲对抗苦难的生存哲学。
她也读懂了天津的城市肌理——为什么老城厢是“算盘城”？因为这里面有商业城市的逻辑。为什么五大道有那么多杂乱隐蔽的小巷？因为那是不同阶层的人，在百年时间里，顺应土地与生活需求的杂处之道。
“最近这十多年，我终于觉得，自己成了一个真真正正的天津人。”朱雪梅说。如今的她，比许多土生土长的天津人更痴迷于这座城市，更了解它的历史，更能读懂它的喜怒哀乐。她形容自己与天津的关系，“就像一起生活了大半辈子的夫妻，一个‘爱’字，不足以涵盖这份情感，或许对方仍不完美，或许偶尔会意见不合，但这份陪伴与理解，早已让我与这座城市紧紧绑定在一起了。”
对话朱雪梅
好城市不会一天建成
给未来留下更多可能
记者：以您的经验来看，如何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规划设计师？
朱雪梅：我想到两个词：谦卑和坚持。谦卑是什么？别觉得自己的方案就是最好的答案。我刚工作那会儿也犯过这个毛病，觉得自己是清华毕业的，呕心沥血作出的方案就是最优解。后来才明白，真正的智慧不在图纸上，而在协作中。要多去现场，多征求各方意见，要想到你画的这条线会改变多少人的生活，会影响多少人的利益。规划是为人服务，不是为彰显规划设计师的才华。坚持，是因为城市规划是个慢活，很多项目要几年、十几年、几十年才能看到效果。我们在滨海新区核心区就历经了一个漫长的过程，看着这片地区从小渔村建设成现代化城市中心区。对一名规划设计师来讲，这是宝贵的人生经历、重要的职业履历，也实现了其人生价值。
另外，规划的涉及面非常广，我们需要掌握的除了专业知识，还包括社会学、心理学、政治经济学等方方面面。光懂建筑不懂人，光懂规划不懂社会，碰到问题就会手足无措。
记者：研究心理学，在工作上给您带来了哪些帮助？
朱雪梅：心理学让我明白：人除了头脑的思考和判断，还有一个更浩瀚的潜意识在发挥作用。有些东西是我们能看到的，是显性的，还有些是我们看不到的，是隐性的。我们似乎身处一个可讲、可听、可想、可描述的世界，但实际上不可讲、不可听、不可想、不可描述的那部分世界要大得多。因此，我们要对自身的无知和局限有清醒的认识。人怎么面对死亡？什么是真正的自由？能不能承受孤独？人生的意义是什么，你怎样赋予它意义？把这些问题想明白，再去做设计、规划，感觉就会不一样。这是规划设计的底色。
记者：能不能讲得再透彻一点？
朱雪梅：比如，做老旧小区改造，很多人以为就是刷刷墙、铺铺路。但你想过没有，这里的老龄化比例那么高，怎样焕发活力？这里的室外活动场地那么局促，怎样释放新空间？年轻母亲接孩子回家，中途有没有地方坐下来歇一会儿？所以，我在做规划设计时总强调：要给未来留有可能。哪怕现在做得不完美，也要让以后的人有机会去改、去调整、去更新，这才是有生命力的规划设计。在城市尺度上，更新的逻辑同样如此。比如我们近些年一直努力推动“小街廓、密路网、开放街区”，其实并没有强行以这套理念去改造已有的小区，而是选择从有条件的新建项目入手，慢慢替代。要相信时间，相信积累，好的城市不是一天建成的。
（图片由朱雪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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