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谁也没有想到，当天晚上，诸志岱在自己家中上吊自尽，只留下一纸遗书，上面只有一句话：“我不是小偷！诸志岱绝笔。”
诸志岱的自杀，不仅震动了整个铁路机务段，更让联合工作组感到万分震惊。工作组当即召开紧急会议，分析诸志岱的自杀原因。会议认为，诸志岱以死明志，足以说明他确实没有盗窃银焊条，是被冤枉的，再说，为了这么点事情完全必要的自杀。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新的问题随之浮现，既然诸志岱没有偷银焊条，那么是谁把银焊条放进了他的工具包？这个人的目的，难道仅仅是为了故意诬陷诸志岱？由于事情发生在“663工程”实施期间，当事人又是工程的核心骨干，工作组不敢有丝毫懈怠，当即决定：责成“663工程”临时保卫部门，立即对此事开展全面侦查。
临时保卫部门的负责人正是徐晚群。接到任务后，他坦诚地向工作组说明了自身情况：他是去年刚从部队转业到公安部门的，在部队主要负责军事工作，到公安系统后也一直从事内勤，这次是因为实在抽不出带队人员，才临时被派来负责警戒工作，对于刑事侦查，他其实是个外行。他带来的20名干警，也都是负责警卫工作的，同样不精通侦查办案。因此，徐晚群他无法胜任此项工作，建议工作组，抽调一名精通刑侦的资深侦察员，来主持此次侦查工作。
联合工作组不敢怠慢，随后和浙江省公安厅紧急联系，公安厅很快答应，派一名副处级侦察员赶赴杭州，主持案件侦查。当天下午，侦察员牛仲水抵达杭州。
牛仲水时年37岁，江苏镇江人。他曾在国民党江苏省警察厅担任刑警，19岁时加入地下党，解放后一直从事刑事侦查工作，至今已在刑侦战线上奋斗了整整20年，参与并主持侦破了多起大案、要案，是浙江公安系统内公认的侦察骨干、资深侦探。
牛仲水抵达“663工程”所在的编组站后，牛仲水首先听取了徐晚群关于诸志岱涉嫌盗窃银焊条、被调离工程、最终自杀的全部经过，并看了问询笔录，最后又仔细查看了法医出具的验尸报告。与徐晚群等人简单商议后，牛仲水决定，先查清：诸志岱究竟是否偷了银焊条。
牛仲水带领徐晚群调拨给他的几名助手，查阅了诸志岱的个人档案，走访了他的领导、同事和家属，最终掌握了以下关键情况：
第一，诸志岱家境优越，子女均已自立，他本人月薪136元，妻子月薪73元。这在当时绝对属于高工资，夫妇二人银行存款已达7000余元，完全没有必要为了200元的银焊条去盗窃；
第二，诸志岱平时品行端正，从未有过小偷小摸的恶习，他从事钳工多年，手头常年接触各类工具，但家里使用的老虎钳、扳手、螺丝刀等，全都是他自己掏钱从商店购买的，从未拿过单位一丝一毫的东西；
第三，他多年来曾多次慷慨解囊，资助有困难的同事；
第四，他曾数次拾金不昧，其中价值最高的一次，是前年在西湖阮公墩拾到一名外宾丢失的钱包，内有人民币1011元及数千元外币，他拾到后立即交给了派出所，且未留下自己的名字，后来经过多方查找，才确认是他所为。
当天晚上，牛仲水主持召开案情分析会。结合调查到的情况，所有人一致认为：诸志岱没有任何作案动机，不可能盗窃银焊条。
但问题在于，银焊条确实是从诸志岱的工具包里掉出来的，此刻还放在徐晚群科长的抽屉里。那么，到底是谁把银焊条放进了他的工具包，故意栽赃陷害他？
牛仲水当即给铁路机务段打了个电话，向值班段长询问：领用银焊条是否需要办理登记手续？对方答复：领用任何材料，都必须登记、签名；而且，银焊条平时仓库里并不存放，这次是因为“663工程”有特殊需求，才专门采购了3盒，全部由该工程的电焊工袁海鸣办理手续领走了。
牛仲水转头问徐晚群：“袁海鸣今天上什么班？”
徐晚群翻了翻工作手册，答道：“袁海鸣，钱塘江冷冻设备厂的电焊班长，今天应该上夜班。”
袁海鸣三十出头，个子不高，一张长方形的脸上布满了星星点点的白麻子。此人虽其貌不扬，一手电焊技术却在浙江省内闻名，1959年参加“华东地区青年技工大比武”，获得电焊综合项目第四名。也正因为有如此过硬的技术，他才被选中参与“663工程”的施工工作。牛仲水听后当即表示，与此人聊聊。
牛仲水找到袁海鸣时，他正在焊接作业。牛仲水没有打扰，一直等到他工作完毕后，才上前打招呼。两人坐在一堆木头上，抽着香烟，先闲聊了几句家常，随后牛仲水话锋一转，问道：“袁师傅，你听说诸志岱师傅的事了吗？”
袁海鸣轻轻叹了口气，语气中带着几分惋惜：“听说了，老诸是个好人，受了冤枉。”
牛仲水问道：“你怎么这么肯定他是冤枉的？”
袁海鸣苦笑一声：“唉，这话说起来也简单。大家都说诸师傅偷了银焊条，他无非是偷工程上的焊条吧？可我这里的银焊条，一根都没少！”
牛仲水闻言，差点跳起来：“什么，你再说一遍，你的银焊条一根也没少？！”
袁海鸣站起身，说道：“这位同志，你要不信？跟我来看看。”
牛仲水跟着袁海鸣，走到一节废车厢前，进入了一间临时隔开的更衣室。袁海鸣打开一个锁着的铁柜，指着里面的三盒焊条，说道：“你看，这就是我从仓库领来的三盒银焊条，一直放在这里，因为还没用到，所以至今都没启封。”
牛仲水拿起焊条仔细观察，发现盒口的封贴完好无损，上面还盖着铁路机务段仓库的入库日期骑缝章。他一盒盒掂了掂，问道：“我可以拆开检查吗？”
“当然可以。”袁海鸣答道。
牛仲水逐一拆开三盒焊条，仔细检查了一遍，果然一根不少，而且每一根都是正品。
袁海鸣在一旁补充道：“昨天我也上夜班，下午7点到的工地，就听人议论说诸师傅偷了公物，被调到机务段去了。我以前不认识诸师傅，也没太在意，加上手头有活儿要干，就换了工作服去焊接了。今天上午下班时，还没听说他自杀的消息，我就回家了”。
“等到我下午来上班，才知道诸师傅偷的是银焊条，而且已经自杀了。我当时就大吃一惊，赶紧过来查看我的焊条，发现一根都没少。这就说明，诸师傅肯定是被冤枉的，我正打算等会儿去找你们反映这个情况，没想到你先找来了。”
这个调查结果，让牛仲水大为震惊。当天晚上，他躺在床上辗转难眠，反复思索着案情：如此一来，案情虽然变得复杂，但也逐渐明朗——这绝不是一起简单的盗窃案，而是一起故意诬陷案。至于这起诬陷案的背后，是否还隐藏着与“663工程”相关的政治性案件，目前还无法下定论，现在必须迅速查清诬陷案的真相。
经过反复权衡，牛仲水确定了两条侦查思路：一是调查“663工程”的所有施工人员，银焊条肯定是现场人员偷偷放进诸志岱工具包的；二是调查那个撞倒诸志岱自行车的炊事员王某——“赃物”的暴露，是本案的关键环节，如果只有栽赃、没有暴露，那么诬陷就失去了意义，王某的出现太过蹊跷，疑点重重。
两条思路中，最关键一点就是那个炊事员，因此牛仲水决定先从王某入手。
次日一早，牛仲水带着两名助手，前往编组站食堂，寻找那个充满疑点的炊事员王某。王某本名叫王升笠，时年21岁，杭州本地人，原本是社会青年，三年前由劳动局分配到编组站工作，属于学徒工，还差一个月就满师了。
事先，警察已经对王升笠的情况进行了初步了解，得知他平时表现极差，吊儿郎当、油腔滑调，酗酒、赌博等恶习样样俱全，还曾与一个比他大20岁的有夫之妇有不正当关系。编组站劳资股根据他的表现，已经决定将他的学徒期延长一年。
进一步调查得知，案发前一天（3月17日）下午1时许，王升笠就骑着自行车在编组站里转悠，后来把车停在“663工程”施工现场对面的一节货车旁，和几名装卸工吹牛，还散了好几圈香烟。据装卸工反映，就在吹牛吹得正起劲的时候，王升笠突然说“想起要办一桩急事”，急匆匆地骑上车离开了，而他刚走没多久，就发生了与诸志岱相撞的事情。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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