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五年，我二十岁，在镇上机械厂当学徒，一个月工资十八块。

那年秋天的事，我现在闭上眼都能看见——白蜡树叶黄了一半，我骑着我那辆二八大杠从厂里出来，后座上绑着一把借来的电钻，想着赶紧回家帮邻居老赵修个架子。速度快了点，拐弯没刹住，连人带车撞上了一个刚从粮站大门出来的姑娘。

“咣当”一声，我先飞出去的。

那姑娘被我连累得一个趔趄，手里的搪瓷盆扣在地上，白面扑了一地，像一朵白色的云炸开了。她踉跄两步站稳了，低头看了看地上的面粉，又看了看趴在地上的我，脸上说不清是心疼还是生气，眼眶已经红了。

“你骑那么快干嘛呀？”她的声音不大，但抖得厉害，“这一盆面是粮站发的工钱，我妈等着下锅呢。”

我赶紧爬起来，膝盖蹭破了皮，但顾不上疼。看着地上那摊白面，心里先算了一笔账——那时候白面是配给的，城里人一个月也就那么几斤，农村人更金贵。这一盆，少说四五斤，够一家人吃好几顿饺子了。我兜里揣着刚发的十八块钱，但光有钱没用，没粮票也买不到。

“对不住对不住，我、我赔你。”我手忙脚乱地把自行车扶起来，车把歪了，脚踏板也弯了。

“你赔？”姑娘上下打量了我一眼。她穿着蓝色的确良工装，扎着两根辫子，脸被晒得有点黑，但五官很秀气，尤其是那双眼睛，亮得像粮站柜台上的那杆秤砣。她指了指地上的面粉，“你拿什么赔？粮站这个月的供应都发完了，你上哪儿弄白面去？”

我愣住了，挠挠头：“那我……赔你钱？”

“光有钱管什么用？你有粮票吗？”她一句话把我噎了回去。

我确实没有。我是农村户口，粮票是城里人的东西，我平时吃饭都是家里带干粮。这个姑娘一看就是粮站的正式工，城镇户口，吃商品粮的，和我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她见我不说话，叹了口气，弯腰去捡那个搪瓷盆。盆沿磕掉了一块瓷，她心疼地摸了摸，然后抬起头看着我，想了半天，说出来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两条路，你选。”她竖起一根手指，“第一，你赔我一袋白面，五十斤的，不要粮票的那种。我知道临村有人私下换，你有路子搞到就行。”

五十斤白面？我一个月工资才十八块，五十斤私下换的白面，少说要二十多块，我上哪弄去？

“第二条呢？”我问。

她不说话了，看了我一眼，又把目光移开，耳根子忽然红了一片。秋天的太阳斜照在她脸上，把那层薄红照得透亮。她咬了咬嘴唇，声音低得像蚊子叫：“第二条，你跟我回家，见我爸。”

“啊？”我脑子没转过弯来，“见你爸干嘛？让他打我？”

“你想什么呢！”她瞪了我一眼，但那个瞪一点威力都没有，倒像是撒娇，“我爸是粮站主任，你把他的搪瓷盆摔破了，把我妈的面粉洒了，你不该去道个歉？再说了……”她的声音越来越小，“你要是见了我爸，说不定他老人家一高兴，就批给你一袋白面了。”

我还是没太明白这里面的逻辑，但她那双眼睛实在太亮了，亮得我不好意思再问下去。我鬼使神差地点了点头，扶正了自行车，拍了拍后座说：“那上车吧，我带你回去。”

她犹豫了一秒，然后侧身坐上了我那辆破二八大杠的后座。她的手没有扶我的腰，而是紧紧攥着那个破了角的搪瓷盆。

一路上我骑得很稳，再也不敢快了。秋天的风吹过来，带着她身上的味道，不是香水，是面粉和肥皂混在一起的味道，很好闻。我偷偷从车把上方的后视镜片里看她——那是我自己绑上去的一块碎镜子——她低着头，辫子在风里一翘一翘的，不知道在想什么。

到了她家，我才知道自己上了一个多大的“当”。

她爸姓周，是镇上粮站的老主任，五十来岁，方脸膛，说话跟打雷似的。他一见我推着车进了院子，先是一愣，然后听女儿添油加醋地说完事情的经过——她说“这个人骑车把我撞了”，没说她自己也没看路；“面粉全洒了”，没说其实还剩了小半盆；“搪瓷盆也摔坏了”，这个倒是事实。

我以为他要发火，结果他上下打量了我三遍，问了一句让我做梦都没想到的话：“你就是机械厂那个修好了一台报废车床的小王？”

我机械厂学徒的身份，居然先于我的名字被他知道了。后来我才知道，我那台车床修好以后，镇上好几个单位都传开了，说机械厂来了个有出息的年轻人，姓王，才二十岁。

“是、是我，周主任。”我紧张得手心全是汗。

周主任哈哈大笑，拍着我的肩膀，力气大得我差点矮了半截。他扭头对他女儿说：“秀兰啊，去，把柜子里那瓶汾酒拿出来。”

秀兰就是他女儿，就是被我撞倒的那个姑娘。她应了一声，转身进屋的时候，偷偷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面有得意，有心虚，还有一点我说不上来的东西，像是春天池塘里刚冒头的水草，嫩绿嫩绿的，藏在水面下，却怎么都藏不住。

那天晚上我留在周家吃了顿饭。周主任跟我喝了半斤汾酒，从车床聊到铣床，从铣床聊到柴油机，又从柴油机聊到了他的大女儿秀兰——二十三岁，在粮站上班三年了，还没对象，不是没人介绍，是她都看不上。

“你今年多大？”周主任问我。

“二十。”

“二十好啊，年轻有为。”他端起酒杯，“来，再干一个。”

我被灌得晕乎乎的，完全没注意秀兰在灶台边上给我们添菜的时候，把一块红烧肉夹到了我碗里，完全没有先给她爸。我也没注意到，她那边的筷子，一直用的是和我不一样的那一头。

等我骑上自行车往家赶的时候，秋天的月亮已经升起来了，又大又圆，挂在白杨树梢上，像一盏不用电的灯。夜风一吹，我的酒醒了大半，忽然琢磨过味儿来了——

秀兰要我赔一袋白面，要么见她爸。

可现在面没赔，人也见了，酒也喝了，这事到底算完了没有？

我正想着，忽然摸到工装口袋里多了一样东西。我一只手掌把，另一只手掏出来一看，是一张叠成方块的纸，带着淡淡的面粉味。

我停在路边，就着月光打开。

上面是几行歪歪扭扭的字，一看就是刚学写字没多久的人写的，每个笔画都用力得像是刻进纸里：

“面不用赔了，搪瓷盆也不用赔了。下周粮站进了一批新玉米面，你来帮我搬一下，就算抵了。”

底下是一个日期和“秀兰”两个字，名字后面还画了一个小小的笑脸，那个笑脸的眼睛是两个点，嘴巴弯弯的，笨拙得让我想笑。

我站在月光底下，把那两行字看了三遍，然后小心翼翼地折好，揣进了最里层的衬衣口袋，紧贴着心口的位置。

那一年我二十岁，一个月挣十八块钱，骑一辆除了铃铛不响哪儿都响的二八大杠。春天的时候麦苗青了又黄，秋天的时候白蜡树叶黄了又落。

我以为我这辈子最大的出息就是当个八级钳工。

可那个骑车的黄昏之后，我忽然想当粮站主任的女婿了。

这件事后来成了我们家的经典笑料。每年过年，秀兰都要拿出来说一遍，说当年她是怎么一眼相中了一个冒冒失失的小学徒的。

我问她：“你就不怕我爸不同意？”

她白我一眼，那眼神和三十多年前一模一样，还是那么亮，还是那么不饶人：“我爸要是不同意，他能留你喝酒？你那脑子跟那辆破自行车一样，光有轮子没有方向。”

我笑了，她也笑了。

窗外的白蜡树又黄了叶子，和那年秋天一模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