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四川简史》——秦汉至唐宋时期（三）

编者按：

巴蜀大地，历史悠久，文脉绵长。从《蜀王本纪》到《华阳国志》，从《蜀梼杌》到《蜀鉴》，历代史家对巴蜀历史的记载与研究从未间断。为承继前贤研究、力求创新探索，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历时多年，编著而成《四川简史》，与常见的通史不同，本书将叙述重心放在历代四川在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突出成就与特点，它采用专题研究的方式，打破时代的限制，将一个历史事件或一项主要成就的来龙去脉完整呈现，帮助读者快速把握重点与特点。

本书的时间跨度从远古一直延伸至2022年，地域范围则明确界定为今日四川（1997年重庆直辖后的新四川）。在叙述1911年辛亥革命以前的历史时，则沿用传统四川的地理范围。资料来源既有正史、方志、考古文物，也有近人研究成果和最新的政府工作报告，内容扎实可靠。

我们将在公众号上陆续发布本书的精彩章节，带您穿越时空，系统了解四川这片土地的经济奇迹、文化高峰与社会变迁。欢迎您持续关注，并留言分享您心中的巴蜀印象。

《四川简史》

秦汉至唐宋时期（三）

天下名都会

物阜民丰，列备五都

秦汉时期国家统一 ，为巴蜀社会、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会。李冰、文翁相继兴修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 为巴蜀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繁荣奠定了重要基础。而秦汉移民入蜀带来的锄、锸、镰等铁制农具和稻作耕种新技术，促进了四川农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人口的增长。据《汉书 ·地理志》记载，平帝元始二年（公元 2 年），益州的蜀郡、广汉郡、巴郡、犍为郡、越巂郡 5 个郡，有人口共约 320 万，耕地面积约 25 万公顷，到冲帝建康元年（144 年），人口增加至 442 万，耕地面积约 37 公顷, 可见益州在全国经济、社会和农业生产中的繁荣与重要地位。

四川农业耕种技术水平不断提高，主要表现在水稻种植的精耕细作上。在川西的新都、彭山、峨眉、乐山、眉山等地，先后发现了田、塘、渠配套的陶制“水田模型”。该模型呈长方形， 中有沟渠流水，渠中养有鱼，两边为稻田，田中密植水稻秧苗。稻田有进水口和出水口，便于调节水温与水量，说明这时成都平原的水稻种植与稻田利用已经达到了较高的水平。据《华阳国志 ·蜀志》记载，“绵（竹）与雒（县）各出稻稼，亩收三十斛，有至五十斛”者，其产量已达关中等地种植粟的十倍，相当于现在亩产 780 斤到 1160 斤, 足见成都平原水稻种植技术与产量之高。据左思《蜀都赋》云：“（蜀郡）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

反映了成都平原农业生产与种植一片兴旺的景象。另据《华阳国志 ·蜀志》记载，在盆地中部的中江县南部、射洪、盐亭、蓬溪、遂宁、江油等地， 山原肥沃，有“山原田”并有渔泽之利。在川东渠江流域的河川地区，人们从以渔猎为生转移到以种植稻禾为主的农耕经济。尤其是中原移民后裔如卓氏、程氏、邓氏、司马氏等富豪，在川西平原修建了大大小小的农业庄园，成为蜀中农耕生活发达的重要标志。他们还利用自身掌握的技术优势发展冶炼、铸钱和制盐业，经营发展工商、交通、 贸易业，成为“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的一代巨富，过着堪比王侯公室的奢侈生活。《华阳国志 ·蜀志》为此评价说：“汉家食货， 以为称首。”

充分说明秦汉时期巴蜀农业生产在全国的领先地位。

秦汉时期， 巴蜀地区除了稻作等粮食产量大增外，在经济作物种植、畜牧养殖方面也很发达。据《华阳国志》记载， 巴郡之地，“土植五谷，牲具六畜。桑、蚕、麻、苎、鱼、盐、铜、铁、丹、漆、茶、蜜 …… 黄润、鲜粉， 皆纳贡之”。果实之珍贵者，“树有荔枝、蔓有辛蒟， 园有芳蒻、香茗、给客橙、蕟”。蜀郡则有“璧玉、金、银、珠、碧铜、铁 …… 桑、漆、麻、苎之饶。 …… 山林泽渔、园囿瓜果、四节代熟，靡不有焉”⑤。可谓物产丰富，种类繁多。西汉时，因朐忍（今重庆市云阳县）、鱼复（今重庆市奉节县）盛产柑橘，朝廷为之专门设有柑橘官；东汉时，江州（今重庆市）、安南（今乐山市）也设有柑橘官。犍为郡安南出黄柑橘，“大如升，色苍黄”, 品质很好，在全国非常出名。巴蜀之地设置专门的柑橘官或柑橘社，负责柑橘的生产、管理与销售，这在全国其他地区都是独一无二的，说明巴蜀的柑橘是非常重要而独特的经济作物。此外， 巴蜀地区的小吃类食品也很有名。如江州（今重庆市）有清水穴，巴人用这种水制作的粉条鲜香好吃，人们把清水穴水称作“粉水”，把用清水穴之水制作的粉条称为“堕休粉”，是当时进贡的佳品。

巴蜀之地盛产茶叶，分布较广。据文献记载，至迟在汉代， 巴蜀在茶叶种植与饮用方面已比较普遍。据成书于汉代的《神农本草经》记载，益州的山谷、陵道两旁生长的茶树，寒冬不死；据《华阳国志》记载， 巴蜀之地如涪陵郡“惟出茶”，广汉郡“山出好茶”，“南安、武阳皆出名茶 ”；西汉王褒在《僮约》中记载了“武阳买茶”，这是中国最早关于茶叶产地的记载。南安茶的主要产地大约在今丹棱、洪雅一带，宋代还在这些地方设有专门的买茶场所。

秦汉时期的巴蜀大地， 已从战国时期的“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的自然粗放社会生产形态，发展成为“川崖惟平，其稼多黍”“沃野千里”“民不知饥馑”的天府之国。而且，在全国遭遇饥荒时， 巴蜀还是重要的粮食供应基地。如汉高祖初年，楚汉战争正酣之际，关中遭遇大饥荒，高祖便令关中饥民前往巴蜀就食；武帝时， 山东、江南等地遭遇水灾，粮食连续数年歉收，赤地千里，乃至于出现了“人或相食”的惨状，武帝为此下令调集巴蜀粮米以赈济灾民，可见巴蜀作为全国粮仓的重要地位。

四川稻作以及经济作物的快速发展， 为四川经济、社会特别是城市手工业、商业发展提供了重要保障。秦汉时期， 巴蜀的手工业比较发达，制盐、冶炼、纺织、漆器和金银器业最为著名，使成都成为城市工商业与交通、 贸易最发达的“五都”之一。

四川井盐开采较早，秦并巴蜀时已设有专门的盐官。汉代巴蜀之地产盐的地方较多，早在西汉时， 临邛、南安、朐忍和巫县， 已设有盐官。此外，定笮也出产盐。其中，朐忍的盐结晶体“大者方寸， 中央隆起，形如张伞”, 质量很好。东汉以后， 巴蜀的盐业迅速发展。据《华阳国志》记载， 巴蜀五郡都有盐井， 总计产盐之地，共有临江县（今重庆市忠县）、朐忍（今重庆市云阳县）、巫县（今重庆市巫山县）、汉发县（今重庆市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一带）、充国县（县治在今阆中市西天宫镇）、郪县（今绵阳市三台县南）、江阳县（今泸州市）、汉安县（今内江市）、南广县（今宜宾市高县一带）、广都县（今成都市双流区一带）、临邛县（今邛崃市）、什邡县（今德阳市什邡市）、牛鞞县（今成都市简阳市）、南安县（今乐山市）、定笮县（今凉山州盐源县） 15 个县，较西汉增加了 10 个，临江县还新增了一处盐官。可以说，后世主要产盐区除自贡市的四区两县外，至东汉时都已开始掘井制盐。巴蜀还是最早以天然气煮盐的地方。扬雄在《蜀都赋》中记载：“东有巴，绵亘百濮，铜梁金堂，火井龙湫。”

这是关于火井煮盐最早的文献记载。西晋左思《蜀都赋》、张华《博物志》都记载了临邛火井煮盐的情形。据《博物志》记载：“临邛有火井一所，纵广五尺，深二三丈，在县南百里。昔人以竹木投之以取火。诸葛丞相往观视后，火转盛。以盆著井上，煮盐得盐。”

常璩在《华阳国志》中记载：“临邛火井乡（今邛崃市西火井镇）以天然气煮盐之事。取井火还煮井水，一斛水得四五斗盐；以家火煮之，不过二三斗盐耳。”

因为天然气的火力温度比家火更高， 因此 ，用天然气煮盐的产量也更高。用天然气煮盐，这是盐业史和天然气开发史上的一大重要发明。

巴蜀之地矿产丰富，金银铜铁的开采冶炼技术也比较发达。西汉时，严道铜山（今荥经县北一带）是当时巴蜀境内最大的铜矿。汉文帝把铜山赐封给宠臣安南人邓通（生卒年不详），让他采铜铸钱，史称“邓氏钱布天下”。邓通靠严道铜山铸造钱币成为富甲天下之人。西汉在临邛、南安、武阳设有铁官， 临邛是最大的冶炼中心。卓王孙、程郑等借助冶铁致富 ，成为天下富豪。据《史记 ·货殖列传》记载，卓氏从山东迁到临邛，招揽贫民于铁山冶铁、铸造铁制农具，想方设法卖与滇、蜀之民，借此获取暴利，成为拥有僮仆千人、乐比王侯的巨富。山东人程郑，靠冶炼制盐，卖与“椎髻”的云南等地的边民，成为比卓氏更加富有的一代富豪。像卓王孙、程郑这样的迁民靠工商业成为富豪者当不在少数。此外， 巴蜀本地也有不少靠冶炼矿产致富者，如巴郡的寡妇清，也以酿酒和采制丹砂致富，并得到秦始皇的褒扬，寡妇清家族到西汉时仍然在采集丹砂，不曾歇业。

汉、晋时期，蜀郡之江原县（今崇州市）出好麻与黄润布。黄润布是蜀中生产的一种细麻布，亦称“蜀布”，是与“蜀刀”齐名的蜀中特产，远销国内外。文翁选派蜀中俊秀张叔等到京师学习儒学、法令， 曾经节省郡府用度，购买蜀刀、蜀布等蜀中特产馈赠博士官。张骞出使西域， 在大夏曾见身毒商人转卖“蜀布”。黄润布以蜀中特产的牡麻纤维制作而成，轻柔润泽，可以将整匹布卷藏于竹筒中携带，所以又有“筒中黄润”之说。据扬雄在《蜀都赋》中形容说，其纤细如“蜘蛛作丝，不可见风”。黄润布一端（一端约长 2 丈），其价格就可达数金，可谓弥足珍贵。黄润布与“齐阿之缣”同为汉晋时期的重要贡品。

西汉时，蜀锦制作已达到很高的水平。不仅制作工艺复杂， 而且质地上乘，颜色美艳，成为北方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商品。1995 年，在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的一座东汉末至魏晋时期的墓葬中， 出土了一件刺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和另一件刺有“五星出东方，讨南羌”的文字锦帛。两件锦帛色泽鲜艳，组织结构繁缛，织样诡秘神奇，被证实是蜀锦中的上等佳品。刺有“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的锦帛长 18.5 厘米，宽 12.5 厘米， 以白绢镶边，边上各缝缀 3 条用于系拴胳膊的白色绢带。锦帛的中间，绣有麒麟、凤、虎、芝草、庆云、五星等祥瑞图案。在蜀锦上绣文字、山河与鸟兽图案，证明当时的人们已掌握在锦缎上刺绣的高超技艺，蜀锦与蜀绣同时存在，并已有了很好的结合。“五星出东方，利中国”这块锦帛，从今人的视角来看，蕴含了丰富的商贸、历史与文化信息。一是证明蜀锦在丝绸之路上很早就是作为交易的重要商品。二是证明成都很早就加入了北方丝绸之路， 而且与北方丝绸之路重镇长安一样，都是全国商业交通、 贸易网络的中心。以蜀锦蜀绣为代表的成都， 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丝绸中心，是名副其实的丝绸之都。三是蕴含了非常重要的文化信息。与“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相似内容的记载，早已有之。如《史记 · 天官书》云：“五星分天之中，积于东方，利中国。”这在《汉书》《晋书》《隋书》中都有相似的记载。所谓“五星”，是指岁星、荧惑、镇星、太白和辰星五星。按照儒生的解释，如果五星同时出现在东方天空中，则于中原王朝对外用兵非常有利。在蜀锦上刺绣上述文字，说明蜀锦很早就承担了一项重要的历史使命 —— 把关于大一统中国、中华正统观、中原文化向心力等思想文化意识传播出去。说明巴蜀文明很早就有向往中原文化核心这一事实。此外，这块锦帛还反映了当时历经战乱之苦的人们，希望国家安定团结、反对国家分裂、民族分裂的愿望。

西汉时的蜀锦制作， 已从纯粹的手工作业发展到工场手工作业的阶段。2012 年， 在成都市天回镇老官山出土了四部保存较好的一勾多综式提花织机模型。这些织机结构精巧而复杂， 根据模型 复制的 提花 机 还复 制了五 色“五星出东方，利中国”绢帛。在织机旁边，还发现了 16 只彩绘的木俑，她们正是操纵织机的佣工。4 部织机与 16 名佣工，正好形成了西汉工场协作制作蜀锦的场面，说明西汉四川的织锦技术与产量已达到了较高水平，而且呈现出规模化生产的趋势。

随着巴蜀农业、手工业的发展繁荣， 巴蜀城市工商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秦汉大一统后，从陆路来看， 向北修通“千里栈道”，通过故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翻越秦岭，可由四川、汉中向京都咸阳或长安运送物资，促进了巴蜀与中原商贸的交流与人员往来。向南，汉武帝开通西南夷。从成都出发，主要通道有通过荥经、汉源、越巂至邛都（今西昌市）的旄牛道，此道向南进入云南后经过永昌可达缅甸、印度；从成都南下经僰道、朱提到云南滇池，有所谓的“五尺道”；另有从成都经僰道进入夜郎（今贵州境内安顺市、黔西南州和六盘水市一带），沿牂牁江至番禺（今广州市）的牂牁道。从水路来看，经由岷江、嘉陵江、大渡河、涪江、乌江进入长江，出夔门可达荆楚和吴越。

从成都四出，北可达中原，东可达吴越，南可达番禺，西可达青藏高原。蜀中的邛竹杖、蜀布、铁器等借助南方三道销往今广州市、云南省、缅甸和印度，这些地方的珠宝、象牙、马匹和香料也传入成都。秦并巴蜀后，成都逐渐发展成为西南的商贸中心和重要的货物交换基地。武帝元鼎二年（前 115 年），成都立十八门， 大城、少城各立九门，成都因之又被称为“十八郭”，这是成都西南少城发展为南市后人口密集、街市增加、百业兴盛的结果。元封五年（前 106 年），全国设置十三州刺史监察地方与监视豪强， 以加强中央集权。益州刺史与郡守治所就设在大城内，少城内则主要是县及以下治所。锦江外分别修建有锦官城、车官城和工官城。锦官通俗地说就是公营织锦厂，地址在笮桥南岸。此处因濯锦方便，且锦的色泽最为鲜丽，人们习惯称此段江水为“濯锦江”。

成都作为连通西南、中原的中心枢纽，车辆使用比较频繁，主政者专门修建了制作军需、商贸运输之用的车官城。车官城北、西、南三面为军营城垒所包围，足见其重要地位。司马相如在离开成都赴京城时曾云，“不乘赤车驷马，不过汝（观门）下也”。乘坐“赤车驷马”，说明成都陆路交通比较发达，可以乘车通达南北各地。

巴蜀的漆器和金银器一向比较发达，蜀郡的成都与广汉郡的雒县，是全国八个设置工官的城市之一。据钱大昭《汉书辨疑》、王先谦《汉书补注》记载，成都工官城有成都县工官和广汉郡工官两处。工官城内既有负责管理的专门官员，也有专司其职的技工。如 1972 年在河北省邯郸市出土的一件东汉蜀西工所造鎏金酒尊，在承盘上就刻有专司鎏金的工匠名字“循”，承盘上的“金银涂章文”还表明采用了鎏金等技法。除注明负责各道工序的工匠名字外，还刻有负责管理的各级官员的名字，可见成都工官制作分工明确、管理有序。修建锦里 —— 锦绣工官作坊，表明成都工商业已摆脱了私人作坊形式的初级生产阶段，开始进入专业化、官方化生产的较高发展阶段，可见成都在全国同行业中已处于领先的发展地位。成都工官主要采取金银错、鎏金和扣金技术生产金银器、漆器等高端、精美的手工艺品。长沙马王堆汉墓曾出土一批精美的漆器。这些漆器上分别有“成市”“成市草（造）”“成市饱（重复上漆之意）”等标明产地来源的文字标记。上述独特的地域标记，表明成都的漆器已由私人制作向官方监制进行转变，政府每年为此开销很大。成都工官生产的漆器最为有名，无论是质量还是数量 ，均居全国之首，但花费也很大，如贡禹（字少翁）在向汉元帝呈交的奏章中说：“蜀广汉主金银器，岁各用五百万。”蜀郡、广汉郡在金银器制作上每年花费多达五百万，从一定侧面说明四川金银器制作的确耗费惊人。

为满足城市商业与交通、贸易业发展需要，汉代，成都平原兴建的城市还有广都、新都两大城市，它们与成都同时被人称作蜀中“三大名城”。城市工商业的不断发展，推动了人口增长。西汉末期，成都已有人口 76000 余户，仅比长安少数千余户，但比豫章郡则多数千户。两汉时期， 成都成为西南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成为新兴的商业大都市，名列“五都”（指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

（未完待续）

来源：四川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