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尔诺贝利事故40年：人类消失后，那些动物怎样了？|切尔诺贝利事故|哺乳动物|灭绝|辐射

1986 年 4 月 26 日凌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Chernobyl Nuclear Power Plant）四号反应堆爆炸。接下来的几天里，十余万人被强制撤离，他们匆忙带走了家当，也不得不将部分牲畜和狗留在原地。

过去四十年里，这里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核污染区，也是人类干预最少的地方之一。今天，如果你进入切尔诺贝利隔离区，会看到什么？废弃的游乐场、倒塌的教室楼，在这些腐朽的人造物之间，狼群的爪印、野马奔跑扬起的尘土、流浪狗在草丛中躺着晒太阳……它们在这里自由地繁衍生息，但与此同时，很多动物体内的遗传信息已经出现了巨大的变化。

狼群回来了，还带着改变的基因

2026 年，演化生物学家卡拉·洛夫（Cara Love）和谢恩·坎贝尔-斯塔顿（Shane Campbell-Staton）领衔的研究团队，在《分子生态学》（Molecular Ecology）上发表了一项关于切尔诺贝利灰狼的研究。研究人员为狼戴上了特制的 GPS 项圈，这种项圈同时能记录动物所处位置的辐射剂量。数据显示，这些狼每天吸收的辐射量超过了人类工作者法定安全上限的六倍。

（来源：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10.1111/mec.7030

然而，这个种群不仅没有崩溃，数量上还相当可观。根据此前 2015 年发布的长期种群调查数据，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内的灰狼密度已经是周边同类自然保护区的七倍以上。

血液与基因分析进一步显示，与来自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以及附近污染程度较低地区的参照种群相比，切尔诺贝利的狼有多达 3,180 个基因的表达方式存在显著差异。

其中，大量变化集中在免疫功能和癌症相关通路上。研究团队进一步筛选出 23 个癌症相关基因，一个名为 PTPN6 的基因尤其突出，被解读为可能与抗癌韧性有关的候选标记。

研究者们在论文中进一步解释称，这些基因差异并不意味着这些狼已经“对癌症免疫”，而是一种初步的信号，提示自然选择可能正在起作用。能够更好地修复 DNA 损伤、控制炎症反应或抑制早期肿瘤的个体，在高辐射环境中拥有更强的生存和繁殖优势。这是迄今为止在切尔诺贝利大型哺乳动物身上发现的、与辐射适应最直接相关的基因层面证据。

核灾难与一片意外的荒野

1986 年 4 月 26 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四号反应堆发生爆炸，大量放射性物质被抛入大气层，随气流散布至整个欧洲。事故发生后 48 小时内，周边居民开始大规模撤离，最终约有 11.6 万人被永久转移，留下了一片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为中心、半径 30 公里的隔离区。

其中，乌克兰一侧面积约 2,600 平方公里，1997 年后扩大范围，毗邻的白俄罗斯一侧另有约 2,160 平方公里被划为波列西耶国家放射生态保护区（Polesie State Radioecological Reserve）。

撤离的结果是双重的。一方面，辐射污染留了下来，土壤和植被中沉积着铯-137、锶-90、钚-239 等多种放射性核素，食物链由此遭到污染。例如，事故现场附近的松树林在吸收了大量辐射后死亡变红，并由此得名“红色森林”（Red Forest）。

另一方面，所有人类活动：耕作、伐木、狩猎、道路建设、工业生产，从二十世纪到今天，这些持续压缩野生动物生存空间的力量，在切尔诺贝利隔离区（Chernobyl Exclusion Zone, CEZ）突然消失了。因此，这里骤然变成一片极其特殊的自然实验场。生态学家得以借此窥视，人类缺席的世界里，动物正在做什么。

大型哺乳动物的种群数量不降反升

2015 年，白俄罗斯、日本、美国和英国组成的国际研究团队，在《当代生物学》（Current Biology）上发表了一项基于长期种群普查数据的研究。

作者之一、波列西耶国家放射生态保护区的塔季扬娜·杰里亚比娜（Tatiana Deryabina）与来自美国乔治亚大学的詹姆斯·比斯利（James Beasley）等人发现，隔离区内麋鹿、狍子、红鹿和野猪的种群密度，与附近四个未受污染的自然保护区相当，而狼的密度则是附近保护区的七倍以上。直升机航拍数据还显示，事故后第一至第十年间，麋鹿、狍子和野猪的数量就已经呈现出明显的上升趋势。

无论辐射是否对个体动物造成了影响，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在事故后近三十年间，发展出了一个数量可观的哺乳动物群落。用比斯利的话说，这组数据“是野生动物在摆脱直接人类压力（栖息地丧失、人为干扰和猎杀）之后恢复能力的有力证明。”

这项研究一经发布，随即在学界引发巨大反响，其结论驳斥了此前一系列以辐射有害影响为主基调的研究，也直接挑战了“高辐射必然抑制种群增长”的直觉假设。

普氏野马：从濒危到自由奔跑

在切尔诺贝利所有动物的故事中，普氏野马（Przewalski's horse，学名 Equus ferus przewalskii）应该是最具代表性的案例之一。

普氏野马是世界上现存唯一真正意义上的野生马种，二十世纪中叶，它们一度在野外完全灭绝，仅靠动物园和保育繁殖项目维持种群。1998 至 1999 年间，乌克兰生态管理机构将数十匹圈养繁殖的普氏野马引入切尔诺贝利隔离区，最初只是想开展一次生态恢复实验。

没有人类干预、没有捕猎压力、没有农业竞争，这些野马在隔离区内迅速建立起了自由繁殖的种群。到 2010 年代末，种群数量已增长至逾百匹，甚至向毗邻的白俄罗斯区域扩散。这是普氏野马在二十世纪历经灭绝之后，首次在近乎野生的条件下自然维持了一个可持续种群。

2019 年，有研究再次确认，在未来几千年都不适合人类居住的切尔诺贝利禁区中，这些普氏野马已经开始主动适应新环境，它们在切尔诺贝利的各种人造建筑中自由地闲逛、睡觉和交配，生活闲适且惬意。

（来源：https://doi.org/10.1007/s13364-019-00451-4）

狗的基因变了，但辐射是原因吗？

还记得前文我们提到过的吗？1986 年撤离时被遗弃的宠物犬，以及原本城市中的流浪狗，它们留在了隔离区，并在这片土地上繁衍了二十几代，组建起数量庞大的犬类群落。

2023 年，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North Carolina State University）和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的研究团队，在《犬类医学与遗传学》（Canine Medicine and Genetics）上发表了对 302 只隔离区流浪狗的基因组分析结果。

他们发现，靠近核反应堆的狗群，与约 16 公里外切尔诺贝利市的狗群，在基因组上存在 391 处显著差异区域，其中部分指向与 DNA 修复相关的基因。研究者之一、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马修·布林（Matthew Breen）将这些区域比作“公路上的路标”，提示应进一步探查附近基因的位置。

然而，2024 年，同一团队在 PLOS ONE 上发布的后续研究，对这一发现进行了重要的补充和校正。在对同一批狗进行了从染色体、基因组到核苷酸的多层级比较后，研究人员没有找到任何能证实辐射导致了更高突变率的证据。

换言之，这两组狗的基因确实存在差异，但这些差异并不直接源于辐射诱导的突变加速，且具体成因至今仍不明确。一种合理的推测是遗传漂变，即当时保留下的小规模孤立种群中，某些基因版本的频率会随机波动，最终导致某些特征从种群中消失或变得极为常见。

鸟类、昆虫：另一种声音

对比大型哺乳动物种群的数量回升迹象，长期研究鸟类的科学家们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 11 年后的 1997 年，一项发表于《自然》（Nature）的论文就曾指出，在切尔诺贝利繁殖的谷仓燕，表现出了更高的生殖损耗和生殖细胞突变率。这是早期将切尔诺贝利辐射与具体遗传损伤直接挂钩的代表性研究之一。

三年后，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教授蒂莫西·穆索（Timothy Mousseau）主导的研究团队，启动了首个探究切尔诺贝利灾难环境影响的研究计划，并开展了一系列持续至今的生物调查。

其中，2012 年的研究发现，在辐射较高区域繁殖的鸟类，其种群结构和个体形态变得不太正常。从切尔诺贝利捕获的鸟类样本，其年龄比例和性别比例出现了显著偏斜，团队据此推断，辐射导致了雌性死亡率的相对上升。关于精子的研究则发现，受污染区域的雄鸟精子质量下降，无精症比例更高。此外，还有研究报告称，高辐射区域的鸟类白内障发生率高于对照地区。

蒂莫西的研究还涵盖蜜蜂、蝴蝶、蜻蜓、蚱蜢、蜘蛛等多个类群，在 2014 年的综合综述中，他们写道，“切尔诺贝利隔离区辐射较高的地段，所有被调查的主要生物类群均表现出种群数量的减少。”

这一结论与有关大型哺乳动物的研究形成了直接冲突。从表面上看，这似乎带来了关于切尔诺贝利动物是否受到辐射危害的争议，实质上，二者的差异根源于研究的方法论和解释框架。

支持辐射有显著危害的研究更多聚焦于个体生理指标，并在辐射强度与这些指标之间发现了统计相关性。但反对者指出，这类研究中的对照组设置、样本量，以及辐射剂量的测量与估算方式，在方法论层面或许不够完善。

支持种群层面基本正常的研究则侧重于种群数量本身，他们认为，即便辐射在个体层面造成了某种损伤，这种损伤也没有显著抑制种群的整体增长。来自英国朴次茅斯大学（University of Portsmouth）的吉姆·史密斯（Jim Smith）曾表示，“隔离区内的生态系统比事故前更健康，这有力地证明，相比世界上最严重的核事故，人类居住对其他生物的影响才是毁灭性的。”

此外，这两种视角并不完全互斥。辐射确实对某些敏感物种（尤其是小型哺乳动物、部分鸟类和昆虫）造成了可测量的个体损伤；而对于大型哺乳动物而言，人类撤离带来的好处可能足够大，足够抵消辐射的负面影响。

由于许多已发表的研究仍存在局限，对于切尔诺贝利隔离区内动物的遗传信息改变，要想厘清辐射直接诱导演化与种群隔离这两项因素各自影响几何，可能还要等待更经得起审视的严格对照实验结果。

隔离区内外，物种命运各异

从已有研究看，切尔诺贝利对不同物种的影响并不均一，也难以用一句话概括。大型哺乳动物如狼、麋鹿、野猪、棕熊、猞猁等，它们总体上在种群数量层面表现出正向趋势，这一共识目前相对稳固。鸟类的情况更加复杂，且研究结论存在分歧。

此外，对于一类目前不属于植物，甚至距离动物更近的生物——真菌而言，它们展现出相当特别的适应性。与其他地区相比，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内，一种名为球孢枝孢菌的黑色真菌，演化出了更强的电离辐射耐受性。此外，东部树蛙皮色变深的现象也引起了研究者的关注，有研究认为，这与黑色素对辐射的防护作用有关。

切尔诺贝利的故事并未在 1986 年结束，也不会在某一项研究发表后画上句号。

2025 年 2 月，一架无人机击穿了覆盖在四号反应堆上的“新安全封闭体”（New Safe Confinement），这座耗资逾十亿欧元、于 2016 年建成的巨型拱形钢结构出现了破损，修复费用估计高达 5 亿欧元。虽然官方声称辐射水平未见异常上升，这次事件却再次提醒人们，这片土地上的危险从未真正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