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肖磊看世界

实在惭愧，就在最近刷到追觅和俞浩之前，我甚至没有听说过这家公司和这个人，这也许正是中国市场规模足够大的地方，大到每一个地方都可能藏龙卧虎。

当然，想讨论追觅和俞浩，并不是单纯的因为最近满屏的短视频信息，而是这里面，有很多非常有意思的，值得重新思考的问题。

我大概看了一下俞浩的视频和观点等，大体上能得到一个比较系统性的，看这位优秀青年的角度。请注意，目前我认为俞浩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青年。

第一个是，俞浩是一个有很多、很大梦想的人，而且是一个想用各种办法去实现的人，但由于前期资源有限，很多自认为超前的梦想，并不能实现，于是就从可以立足的，比如高速马达等起步，先用切入成本较低的高频次消费类技术产品开始做起；

第二个是，按照目前的追觅已经形成规模的销售额，俞浩已经有能力去实现其他的，需要投入更大资源和成本的产品追求了，但其他类似电动汽车、飞机、芯片、火箭、卫星等，需要的不仅仅是一款产品，这些市场已经有足够大的存量，这个时候如何在存量当中竞争，实际上流量，也就是让大家知道其开始做什么很重要，否则产品很难在原有类似扫地机等渠道去发售。

也就是说，如果想进入新的科技赛道，想在存量中立足，确实需要补齐营销，无论是哪种形式，先得让市场知道追觅要做什么，出了什么产品。只有知道了，才能有买的可能。这个时候，补齐营销就很重要，而营销里面，目前看，市场比较认的就是话题营销、事件营销等等，如果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将话题营销、事件营销、产品曝光度同时轰炸出去，营销成本反而更低一些。

第三个是，想做到被大家吐糟的，比如话题里面的，俞浩说的要超过马斯克，成为世界首富等，实际上当下肯定是无法实现的，所以给自己做了一个定位，叫“养成记”式培养。意思是说，让用户和市场，看着自己成长，慢慢成为世界首富。

这里面其实我们暂时没必要嘲笑这种提法，这实际上也是一种方式，是非常常见的一种市场存在方式。我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有一个美国明星，叫霉霉，其一场演唱会就能带动一个地区的GDP，而这个霉霉就采用了“养成记”式的营销方式，也就是从学生时代一直做粉丝经济，让粉丝看着自己成长，这样的市场和用户，忠诚度会非常高，比如霉霉的演唱会门票，不是谁都能买，那些在线下买过霉霉唱片的，每次演唱会都去的等等，会有一个粉丝积分，只有积分越高的粉丝，才能有机会买到演唱会门票，这就使得霉霉这种“养成记”模式的营销，成为了其经久不衰的商业模式的基础。

俞浩这个“养成记”的模式，如果不塌方的话，可能更符合未来粉丝经济的模式，这是短视频时代，争取注意力的一种现实策略，单纯的注意力已经越来越不值钱了。

好，以上是我对俞浩简单的理解，至于其做的产品，这里不做评价，因为一个营收已经超过百亿的企业，而且很多产品的主要销量在欧美市场的企业，应该来说是在某些方面，确实已经征服了用户，同时拥有可持续发展能力的。

那除了这些，还有值得讨论的吗？当然有，这也是本次讨论的重点部分。

中国是一个现代商业历史较短的社会，整体来说，并不是一个商业语言主导的社会，大部分情况下，是一个道德语言主导的社会，这就使得很多时候，任何商业性的高调，都会在道德层面成为自我实现的预言。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商业层面的过度高调，一定会走向道德舆论困境，最后道德舆论困境会变成对自身产品和资源的反噬（政府和消费者都会看不惯，从而由支持转变为警惕和远离），最后不是把企业整倒闭了，就是把自己整抑郁了。

也可以这么说，在中国市场，很多时候我们要看非常牛的人的产品或作品，一定要看其成名之前，或成名之作，而不是看成名之后的东西。因为在中国市场，一旦因其创造的什么东西成名，就意味着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社会人或市场人了，这个时候，你再想出什么东西，就会受制于多个方面，各方都会盯着你，你如果新出的产品或东西或利益分配等，不满足任何一方，都可能会胎死腹中。所以说，俞浩的风险，恰恰是在成名之后，其目前看，最值钱的，或者说最值得研究的，是其这一轮成名之前，所做的东西，已经付出的很多行为等，是值得好好研究的，对诸多创业者来说，也值得参考、借鉴。至于未来的东西，确实要嵌入到中国社会本身的复杂性层面去看，“枪打出头鸟”不仅仅是一种现象，而是整个社会文化当中，对这种逻辑有极深的期待和潜在心理需求。

这就好比说，我个人看一些作家的书的时候，一定是看成名作，或成名之前的作品，新出的基本都不会看，原因就是，这个作家一旦在中国出名，肯定就会被各方的诉求所缠绕，就开始带有教育社会和满足非社会市场需求的逻辑，这个时候大部分成名之后的作品，就变成了教育大家的了，而不是真正体现这个作家本身的思想和才华。

说这个什么意思呢，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是，中国已经进入到物质过剩的时代，这个时代真正的匮乏来自人本身的精神感召力层面，当有一个非常具有个性和能力的人出现的时候，或者说有一个潜力较大的“出头鸟”出现的时候，政府先不要想着，让这个“出头鸟”能为自己做什么，社会也不要想着，这个“出头鸟”能为社会做什么现实贡献，而是至少让这个“出头鸟”先自己飞一阵子。

未来的世界，由于AI等智能体的进化，全球已经进入到超级人才的竞争状态，请注意，我这里说的不是人才，而是超级人才。普遍性的高智商已经开始走向平庸，就像此前能做程序员的，已经是较高的智商了，但现在的程序员这个职业，在Claude Code等出现后，已经是失业风险最大的职业了。

当那些足以撑起未来一种体系的超级人才出现时，确实需要这样一种逻辑，即，不要问这些人能为国家和社会做什么，而是要问，国家和社会能为这些人做什么。当然，这种逻辑肯定是要挨骂的，但如果我们回头去看，让整个发达国家吃老本的，实际上依然是给这些国家提供过超级科学、超级创意和超级思想的那部分人，英国这种思想先行的国家，依然享受着牛顿带来的科学红利，德国这种看似严谨机械的工业之国，实际上依然乘坐的是欧洲最多的哲学家带来的长尾效应列车，美国的强大背后，是欧洲犯了个巨大的错误，把爱因斯坦等赶到美国去了。

这不是说特定的某个人就是超级人才，而是说，当整个社会上下，更为平淡的看待一种曝光度或一个成绩的炸场的时候，恰恰是对这类人才和其未来贡献的保护。而反过来说，当一个炸场现象出现的时候，各方都想要借助或诉诸各类诉求的时候，本身意味着，将迅速透支这些超级人才的未来可能性，从而走向平庸。

我再举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比如美国的资本市场，是从公司最弱的时候，也就是有创意的时候开始，就可以上市，这样就会变成一个由弱到强的培养模式。中国的资本市场往往是反过来的，公司上市的时候恰恰是最好、最强的时候，也就是如果一个公司是在顶峰的时候上市（必须要有业绩要求，业绩越好上市速度越快、估值越高），那未来大概率是走下坡路的，投资者被骗的概率也就更大。

对于一个社会来说，也是一样的道理，是从弱小当中去发现和培养，还是在最强大的时候进行极限收割，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运行模式选择。这并不是一种吐糟，而是如果应用到对追觅和俞浩这样的现象去分析的话，如果只是因为曝光度的提高，而出现了企业的峰值效应，已经透支了未来数十年的预期，那接下来就一定是下坡路了。

避免峰值过早到来的方式，恰恰是从政府到社会市场，不要从这种现象当中，展现诉求（管住自己的手），因为一旦当下建立的诉求，跟未来预期不符，在未来某一个点上，其此前的支持就会走向断崖式抛弃，这种断崖式抛弃，也会扼杀更多可能性。中国很多企业就是因为出名的时候政府、银行和市场等疯狂涌入，而遇到风吹草动的时候，又断崖式撤离，就变成了不倒闭也得倒闭，一点可能性都没有了。

俞浩有意思的地方是，我看他自己给自己定了个目标，是要做世界首富，实际上能不能做到世界首富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如果其目标是世界首富，而且自己也想到了各种实现的路径和奋斗方向，这实际上就是推迟“峰值”，是对企业和个人很有意义的，也就是把自己的满足感大幅度的延迟，这会抵御短期的膨胀性变化，在没有达到世界首富之前，任何收益和成就，都将成为继续奋斗的积累。如果是这个逻辑就值得期待。

从具体未来产品的角度来说，中国市场存在产品和预期的同质性，事实上每一个企业需要的不是把同类产品做到更好，而是如何创造出新的产品，如果仅仅是比赛造同一个产品，任何对此类产品的理解和输出，实际上对于未来世界来说，要触及世界巅峰是很难的。俞浩说要超过马斯克，其实如果认真去看马斯克的思路，马斯克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厌烦做同类产品的人，你造油车，我就造电车，你造电车我就造无人驾驶，你造无人驾驶我就造火箭，你造火箭我就造卫星，你造卫星我就造星舰等等，这里面，实际上是另一种叙事和推动力体系。

当然，我们的路还很长，我们之所以那么在乎曝光度，任何一种社会的拔尖和突如其来的成绩，都会被各方诉求所追逐，以致于导致这种拔尖很快的又走向平庸，实际上主要的原因是，我们依然处在超级人才的稀缺阶段（非常稀缺），就像国际上，有一些大学，一个大学就有四、五个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时候，整个社会就不会去一致性的追逐诺贝尔的流量了，也就不会对这些超级人才加持各种诉求了，这些超级人才也就能自由的、无顾虑的持续发挥了，而不是得奖就变成了峰值，就开始走下坡路了，在各方的诉求和捆绑下，就再也出不来好东西了，这是对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人类的，痛心疾首的浪费。

以上纯属个人闲聊，有冒犯之处还望见谅！

文/肖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