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五十八岁的明神宗驾崩于紫禁城弘德殿。这位明季享国最久的皇帝，在留下一个烂摊子的同时，也给子孙留下了一个大红包 – 内帑。
虽然明朝没有为皇帝设置个人收支账目，但学者们通过整理分析其它史料里的财务数据（例如《再论明亡内库存银问题》），认为神宗驾崩时内帑（不含十库古玩珍稀）结余在2000万两到4000万两之间。
神宗的儿子明光宗朱常洛，也旁证了这一事实。
朱常洛在登基前，就以奉遗旨“发帑金一百万，犒九边”以及太子令旨“发帑银一百万两与户部，充辽饷”。登基次日，拨帑银二百万两给工部，命其立刻开工重建皇极门（今太和门）。
注：万历二十五年，故宫三大殿和三门也遭雷击焚毁，至万历驾崩只修复了会极、归极二门。三殿三门在明朝的主要功能是举行大礼朝会，登基、册封皇后太子、国丧等。
随后在浙江道御史左光斗和内阁首辅方从哲的奏请下，嗣皇帝从内帑里拿银二十万两赈济辽东灾民、五十万两结算陵工。为庆贺登基，朱常洛又自掏腰包拿出一百八十万两恩赏九边将士。
如果不是神宗留下大笔遗产，别说朱常洛舍不舍得，他也没办法在十来天里内弄出六百五十万两银子。另外光宗虽只花钱不攒钱（在位一个月，也没时间攒），但他的儿子明熹宗朱由校花起钱来也不小气。
登基之初，就发帑银224万两恩赏九边（含辽东）、50万两助陵工以及给外朝三部100万两流动资金（兵部60万、户工二部各20万）。
其后因辽事的败坏（辽沈沦陷、广宁溃败），又拿出帑银300万两（分两次）以助军饷。除此之外，为解朝廷各部和边镇之急（主要还是军需），10~30万两的小额支出也不少。截至天启二年十一月，熹宗至少花掉了850万两帑银。
注：以上数据来源于《明光宗实录》和《明熹宗实录》
除了资助外廷和九边，熹宗个人开销也很大。简单罗列两个大项以供参考，他和他父皇的陵墓，合计500万两左右；重修三大殿（不含万历朝在南方征木开销以及部分陵工拖欠），费银596万两 ……
所以在关外军事压力巨大的情况下，天启朝还能勉强维持度支，并不是什么魏公公善于理财征税，这都是神宗的遗泽或者说大明的命被万历的钱吊着。
但不保障充足的进项，再多的钱也有花完的时候。
神宗驾崩前二十天，在其授意下朱常洛以太子令旨罢停了 “矿税榷税”，其后又以遗诏、登极诏的方式固化了这一政令，所以内帑最大的两个进项与皇帝无缘了。这不仅大幅度限制了天启和崇祯二帝的收入，也限制了明廷的开源。
天启二年，因关外连续惨败带来的军费压力，户部有意重启商榷税。但祖命的限制，让户部只能“曲线救国”，用“补辽饷不足”的名义（部分地区已出现辽饷拖欠），为各地方奏请具体的税目加派。
由于这个钱不进内帑，所以熹宗对其也不怎么支持。天启四年阉党开始以商榷税攻击政敌（增税伤民）后，各地方开征的商榷税目陆续被关停，直至天启六年五月，皇帝正式下诏：
榷税一节，户部因军兴无措，农民困苦，地亩难以再加，疏请暂开，万不获已，原非朕意，著槩行停免，以惠贫商，有司朦胧徵收者参治。
《明熹宗实录·卷七十一》
由于朝廷和皇帝都难以开源，度支的压力让朝廷各部更频繁的找天启讨钱，而天启不仅掏钱越来越“小气”，也开始“由给变借”并多次督促朝廷偿还帑银。这也变相表明神宗几十年攒下的钱，到天启朝后期已基本花光了。
崇祯登基时，恩赏九边不仅只出了84万两，而且钱还是朝廷各部司（户工兵三部、光禄寺和顺天府）凑的。一上台就顶着大规模哗变闹饷的风险拿九边各镇开刀，坚持清兵裁饷，也说明他爷爷的钱已经所剩无几了。
朝廷严重度支不平，皇帝的内帑积蓄也趋枯竭，大明就此落入了财政不足的泥潭，直至灭亡也无法翻身。
了解万历的个人口袋厚度后，把时间拨回到万历四十六年，会发现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 明朝的灭亡是万历的“选择”。
辽事起后，兵部最初议兵十万、用饷三百万两。户部拿不出这么多钱，请神宗发内帑资助。但神宗只肯出十万两，不得已户部只得奏请开征临时税目“辽饷”，每亩地加银三厘五毫，总计200万两。
萨尔浒战败后，明廷的军费负担愈发沉重，再次请神宗发帑银助饷。虽然这次神宗出了39万两，但远不足辽事所需。因此辽饷继续加派不说，税率也翻了一倍，每亩折银七厘，总计400万两。
但经略熊廷弼不仅要求用兵18万，还不愿意大规模就地征召辽民（要求从关内调兵），400万的辽饷也不足用。明廷被迫干了两边不讨好的事，一边加大盘剥把辽饷税率提升到每亩9厘，一边强迫熊廷弼将兵额缩减至13万。
兵部尚书黄嘉善、户部尚书李汝华身担兵饷重担，皆图全躯保妻子，莫有肯为皇上拼死力争、上紧干办者，何况各省镇督抚诸臣？今日之事，若非严旨切责而一断之，以误边、误国之法如世庙时事，则兵部户部，谁肯处饷？督抚镇道，谁肯遣将遣兵？日挨一日，不致亡辽东、危北京，而使皇上独当大祸不已也。当此之时，即按丁汝夔、王忬、王汝孝等故事尽戮诸臣亦，何补于成败存亡之数哉 ......
皇上深居静摄，禁不闻声 … 请问皇上要辽东否？
《熊襄湣公集》
这种做法激起了熊廷弼的强烈反弹，把同僚和皇帝得罪遍的《部调纸上有兵疏》就因此而出。同时巨大的财政压力，也让朝廷无法对辽事保有耐心。朝臣纷纷催促熊廷弼出兵剿敌，进而弹劾他“出关逾年，漫无定画”。
最终熊廷弼下岗去职（自己也不想干了），继任经略袁应泰由守转攻（准备先拿下清河），结果努尔哈赤抓住明军部署变动的空档主动攻入河东，进而辽沈沦陷、关外战略形势大变 ……
所以兜里有钱的神宗，如果在辽事刚起时，就拿出一两千万两投入关外，是否就没有熊廷弼的传首九边以及他孙子哀叹“诸臣误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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