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近读旧书，偶然想起一桩公案，觉得有趣，不妨说说。
周树人，浙江绍兴人，生于1881年，卒于1936年，此人脾气不好，笔头很硬，一辈子骂了不少人——骂军阀，骂帮闲，骂“做戏的虚无d”，骂“二丑艺术”。
被他骂过的人，据后人统计，从北洋到后面，从教授到文人，大大小小不下数百。
按理说，这样一个人在他活着的时候，是该被严加看管的。
但奇怪的是，官府似乎从没真把他怎么样。
原因说来简单。
周树人骂人的时候，用的不是“周树人”这三个字，而是“鲁迅”。
于是事情就微妙了，周树人是教育部的佥事，后来在北大、女师大教书，是个有正经身份的公务人员，鲁迅则是一个署名，一个笔下走出来的影子。前者要按时上下班，要领薪水，要应付同僚饭局，后者只在文章末尾出现，飘忽不定，来去无踪。
你要拿周树人问罪，他可以摊手：文章不是我写的，是鲁迅写的。
你要拿鲁迅问罪——鲁迅没有户籍，没有住址，没有印章，没有薪水册上的签名，你拿什么抓他?
这就叫名实分离。一个人，两个身份，各管各的事，互不连累。
古人讲“狡兔三窟”，周树人只用了两窟，其实就够用一辈子了。
后来周树人还嫌不够，又用过一百多个笔名。隋洛文、宴之敖者、何家干、邓当世……
据周作人后来回忆，他哥哥晚年签名的时候，有时连自己都要想一想这篇用了哪个。
有人问他何必如此麻烦。
他大概是这样回答的：换个名字，文章就能多发一阵子，名字被禁了，再换一个就是。
这套办法，后来被很多人学了去。
笔名学，在华族是一门大学问，它的精髓不在于隐藏作者，因为明眼人都知道是谁，它的精髓在于让一方有台阶下——你查禁的是“隋洛文”，不是周树人，你处罚的是“何家干”，不是教育部那个佥事。
大家心知肚明，但流程上谁也不为难谁，这是一种默契。一种当时官民之间、读者作者之间、查禁者与被查禁者之间，共同维护的体面。
有些真相是不能直接说出来的，必须通过一个第二人称来说，直接说就要出事，套个名字就没事。
这意味着说话本身没有变，变的只是说话人的标签，而在当时，权力居然能被一个标签糊弄过去——或者更准确地说，权力愿意被一个标签糊弄过去，因为这样大家都好下台。
鲁迅自己看穿了这一点，他在一篇文章里大意说过，中国人最擅长的不是真较真，而是做戏：你做你的戏，我看我的戏，看完各回各家。如果有人不肯做戏，偏要把幕布扯开，大家反而觉得他扫兴，觉得他不懂事。
这是一条普遍法则，凡是处理不了的事情，只要换一个名字，就处理掉了，凡是不便兑现的承诺，只要换一个称呼，就兑现过了，凡是不愿承认的转弯，只要在文字上调一个偏旁，就转得理直气壮。
最后讲一个细节
周树人去世以后，他的全集出版，编者面临一个小小的难题：封面应该署“周树人著”好还是“鲁迅著”？
最后决定署“鲁迅”。
理由是，读者认识的是鲁迅，不是周树人。
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周树人和鲁迅可能是两个人，可以互相切割，互相掩护，一个人死了以后，周树人和鲁迅就合并了，合并成那个所有人都认识、都引用、都纪念的“鲁迅”。
人只有死后，名实才会重新统一。
活着的时候，人是要靠名字的游移来争取空间的、包括话语空间。
这是吾之华族文人的生存方式，也是我们族群的生存方式。
至于今天有没有人还在玩这套，我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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