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小时候有个习惯：每周追着读《纽约时报杂志》上的"诊断"专栏。作者是 Lisa Sanders，一个会把疑难杂症写成侦探故事的医生。当时他还经常看不懂那些医学术语，但着迷于那种"魔法"——医生们如何把一堆混乱的症状，变成清晰的诊断和治疗方案。

十年过去，这个追着专栏读的小学生，已经站在了自己梦想的门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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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是 MIT 大四学生，双主修化学和生物，辅修生物医学工程。秋天就要进医学院了。但过去这几年，他干的事远不止读书考试。他是校报《The Tech》的主编，是竞技铁人三项选手，还在 Broad 研究所的一个癌症实验室里泡了三年半。

目标很明确：成为 physician-scientist，研究癌症如何对治疗产生反应和耐药，然后把研究成果变成针对个体患者的新疗法。

"我想推进精准肿瘤学，确保每位患者都能得到最有效、最个性化的治疗，"他说。

从读者到研究者

来自马萨诸塞州，父母都在剑桥的生物科技行业工作。选择 MIT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里的研究机会。"能在这里参与前沿科学，一直是我的优先事项，"他说。

研究方向是肿瘤学。大一加入 Broad 研究所的 Nir Hacohen 实验室后，这个兴趣被彻底固定下来。后来又修了 7.45《癌症生物学》，授课教授是 Tyler Jacks 和 Michael Hemann。

真正让他扎下来的，是一个直接关乎患者生死的项目：过去三年半，他一直在研究联合免疫疗法和靶向分子疗法对转移性结直肠癌患者肿瘤的影响。

"我希望我的工作能为患者和医生提供清晰的依据，让他们对治疗选择更有信心，"他说。

去年，拿到了 Goldwater 奖学金——一个专门支持未来顶尖科学家、工程师和数学家的本科生奖项。

但实验室给他的不只是技术训练。"最棒的是向领域内的专家学习，他们成为你的榜样，"他说，"他们在最前沿探索最具挑战性的问题，能和他们一起经历科学迭代的过程，是一种乐趣。"

另一种训练：编辑部

MIT 生活还有另一条平行线。

他是校报《The Tech》的主编。这份报纸自称是 MIT 最古老、最大的学生新闻机构，自 1881 年创刊以来，除了二战期间曾短暂停刊，每周都在出版。

做主编和做实验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脑力劳动。实验室里，你面对的是一个可能几年都没有答案的问题；编辑部里，你面对的是今晚必须截稿的新闻。

"所有课程都鼓励我用不同视角思考问题，"他说。这句话放在他的双重身份上格外贴切——科学训练他如何拆解复杂系统，新闻训练他如何在信息混乱中快速理清头绪。

这两种能力在医学里都会用到。医生每天面对的症状组合，和编辑面对的新闻线索一样，都是碎片化的、需要被组织成故事的。而科学家面对的未知，和医生面对的不确定诊断，本质上都是同一种挑战：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做出最好的判断。

第三种消耗：铁人三项

他还给自己加了第三重负荷：竞技铁人三项。

游泳、自行车、长跑——三项完全不同的运动，需要三种完全不同的肌肉系统和节奏控制。铁人三项的残酷之处在于，你在第一项耗尽体力后，还要在第二项调整呼吸，然后在第三项进入另一种代谢模式。

这种训练和他的学术生活形成了某种奇怪的呼应。实验室项目是长期的、没有明确终点的；编辑部工作是周期性的、每周都有 deadline；而铁人三项是即时的、一次性的极限测试。

三种时间尺度，三种压力类型，三种恢复周期。他似乎在有意识地训练自己在不同模式下切换的能力。

下一步：医学院

秋天就要开始医学院的学习。期待的是把基础科学研究和临床工作结合起来——一边继续深入癌症研究，一边培养直接面对患者的能力。

终极目标是 physician-scientist：既能看病，又能做研究，还能把研究发现转化成新疗法。这个路径很长，通常需要医学博士加博士双学位，然后还要完成住院医师培训和博士后研究。

但已经在这条路上走了很远。从追着医学专栏读的小学生，到在顶级实验室独立承担项目的本科生，再到即将入学的医学生——轨迹很清晰，但每一步都留下了足够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