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老赵。”

半夜里，一只手忽然从被窝那头伸过来，摸在我胸口上。我一激灵，困意全没了。都七老八十的人了，老婆子这是咋了？我没敢动，也没吭声。

她的手从胸口慢慢往上移，摸过我的锁骨，摸过我的脖子，最后停在我脸上。那只手又干又凉，指节硬邦邦的，却在我脸颊上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摩挲着。然后她翻了个身，把手缩回去，嘟囔了一句含含糊糊的话，又睡过去了。

我叫赵德厚，今年七十三。她叫周秀兰，跟了我五十一年。这天晚上她摸了这一次，让我心里翻了一宿。

第一章 我和她

我跟周秀兰是七二年结的婚。媒人介绍的，那时候我在县化肥厂当搬运工，她在供销社卖布。

头一回见面是在县人民公园。她穿着一件碎花衬衫，扎着两条麻花辫，辫梢用红头绳系着，坐在湖边的长椅上等我。我远远看见她，腿就软了。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这姑娘长得太好看了——瓜子脸，大眼睛，皮肤白得跟剥了壳的鸡蛋似的。我低头看了看自己这身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又看了看脚上那双沾着化肥渣子的解放鞋，忽然就不敢往前走了。

媒人推了我一把，说你倒是过去啊。我硬着头皮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长椅是铁的，坐上去咯吱一声响。我说我叫赵德厚。她说我叫周秀兰。然后两个人都不知道说什么了，就那么坐着看着湖面。湖面上有几只鸭子在划水，划过去又划过来。

过了好一会儿，她从包里掏出两根冰棍，一根递给我。我说你吃吧，她说买了两根。我接过来，咬了一口，是绿豆的，甜得很。她忽然笑了，说你的牙让冰棍粘住了。我赶紧闭嘴，她笑得更厉害了，眼睛弯成了月牙，辫梢上的红头绳跟着一颤一颤的。那一刻我心想，这辈子要是能娶到这个女人，让我干啥都行。

后来她真的嫁给了我。结婚那天我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去接她，她穿着一件大红色的确良衬衫，坐在后座上，一只手搂着我的腰。我说你坐稳了，前面的路坑坑洼洼的。她说没事，你骑你的。到了我家，三间土坯房，墙上的报纸糊了好多层，窗户上的塑料布被风吹得哗啦啦响。院子里倒是收拾得干净，枣树底下的石磨擦得锃亮。她站在院门口看了看，没说什么，挽起袖子就进了灶房。

晚上客人散了，我们俩坐在新房里。红蜡烛烧了一半，烛泪堆在桌上，像一小摊凝固的血。她忽然说了一句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赵德厚，我嫁给你，不图别的，就图你老实。以后日子再苦，你不许打我骂我。”

我说你放心，我这人嘴笨，不会骂人。她噗嗤一声笑了，说那就好。从那以后，她跟了我五十一年。苦日子过了一茬又一茬，她从来没抱怨过一句。倒是我，有时候脾气上来，冲她吼过几句。她也不吵，只是转身去灶房，等我把气消了，再端一碗热汤出来搁在我面前，啥也不说。

七四年，大儿子出生。那年化肥厂的活特别重，我每天扛完化肥回来腰都直不起来，她还在月子里，却自己下床给孩子洗尿布。我说你放着我来洗，她说你扛了一天化肥了，歇着吧。她把尿布泡在盆里，蹲在水池边上洗，腊月天，水冰得刺骨。后来二儿子出生，接着是闺女。三个孩子一个比一个闹，我一个人挣工资，日子过得紧巴巴。她就在家糊火柴盒，一百个五分钱，糊到半夜手指头都僵了。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看见她还在灯下糊盒子，煤油灯的火苗一颤一颤的，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瘦瘦小小的。

我说别糊了，明天再说。她说这批要交，你睡吧。我站在门口，看着她弯着腰的背影，忽然觉得嗓子眼堵得慌。

孩子们大了以后，花钱的地方更多了。老大上高中那年，学费差了八十块。我把家里能翻的地方都翻了，只凑了三十多。她什么也没说，第二天一早，把她娘留给她的那对银镯子拿去卖了。我知道以后跟她急了，说你卖了镯子你娘在天之灵怎么想。她正蹲在地上择菜，抬起头看着我说，娘要是知道是给外孙交学费，她会高兴的。她说完继续择菜，手指头还是那么稳。

九八年，我从化肥厂退了休。退休金不多，刚退那会儿每个月才四百多块钱。她说没事，够吃就行。她在院子里种了一小片菜地，又养了几只鸡。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喂鸡浇水，忙得脚不沾地。我说你都这么大年纪了别折腾了，她说闲着也是闲着，动一动身体好。

孩子们后来都成了家，老大在县城开了个小超市，老二在镇上当老师，闺女嫁到了市里。逢年过节他们回来，屋里热热闹闹的，她做一大桌子菜，看着儿孙们吃，自己不怎么动筷子。等人走了，她把剩菜热一热自己慢慢吃，说倒了可惜。

五十年，就这么过来了。从土坯房住到了砖瓦房，从煤油灯点到了电灯，从自行车换成了小汽车——当然，那车是儿子的。我们俩从黑发走到了白发，从两个人走成了两个人——孩子们都有自己的家了，最后守在老屋里的，还是我们俩。

第二章 这些日子

这几年，老婆子变了。

变得不爱说话了。以前她是个挺能说的人，虽然不像村里有些老太太那样东家长西家短的到处嚼舌根，但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嘴没停过。今天菜地里的豆角该搭架子了，明天该给鸡换水了，谁家的儿子考上了大学，谁家的媳妇又跟婆婆拌嘴了。我坐在门槛上听着，有时候嫌她烦，就说你能不能消停一会儿。她就笑，说我不说你听啥，这屋里就咱俩，我不说话跟个坟堆有啥区别。

可现在，有时候一整个下午我们坐在院子里，她一句话都没有。就坐在那把旧藤椅上，看着枣树发呆。那把藤椅是她五十岁生日那年我给她买的，坐了二十多年，扶手上的藤条都断了，她用碎布条缠了又缠。枣树上的枣子红了又青，青了又红，她的头发也从花白变成了全白。

我有时候故意找话说，说今天天气不错，她嗯一声。说晚上想吃啥，她说随便。我说你怎么光嗯啊，她看了我一眼，说听着呢。然后又沉默了。

她的记性也不如从前了。前几天她把钥匙搁在米缸里，找了一上午，急得满头大汗，差点把灶房的抽屉全拉出来。后来我帮她在米缸里翻到了，她拿着钥匙愣了好一会儿，说怎么就搁这儿了。还有一回她在灶上烧水，水开了，噗噗地往外冒白汽，把锅盖都顶起来了，她坐在旁边发呆，好像完全没听见。我赶紧过去把火关了，说你咋了，她回过神来，说没咋，忘了。

有一回更吓人。她站在院子里，忽然回过头来看着我，眼神很认真，说老赵，你是谁。我手里的搪瓷缸子差点掉在地上。过了几秒钟她忽然又笑了，说逗你玩的，看你吓的。可是她那个笑，跟以前不一样了。不是那种从心底漫出来的笑，是那种硬挤出来的、只挂在嘴角的笑。

我心里开始不踏实。儿子打电话回来问妈身体咋样，我说还行。他说爸你多看着点，我说知道。挂了电话我站在电话机旁边好一会儿。我忽然想起来，我好像从来不知道她身体到底怎么样。她从来不跟我说。头疼了自己揉揉，腰疼了自己贴块膏药。去年她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我下班回来才发现她裤腿上全是血，已经干了一大片。她坐在灶房里，自己拿碘酒在擦伤口，疼得龇牙咧嘴，看见我进来赶紧把裤腿放下去，说没事，蹭了一下。我说你这叫蹭了一下？你多大年纪了摔倒了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她说你在外面忙，我这不是自己能处理吗。那天我发了好大的火，她倒是一声没吭，等我骂完了，站起来说锅里还有粥，你喝不喝。

这么多年，我习惯了她的照顾，习惯了她的沉默，习惯了她把什么都自己扛着。可我好像从来不知道她在想什么。她不说，我也不问。五十年了，我们睡在一张床上，中间隔着一尺宽的距离。除了年轻时候那几年，后来我们连手都很少牵。

第三章 那晚

就是昨晚的事。

入了秋，夜里有点凉。枣树叶子在窗外沙沙地响，偶尔有片枯叶从枝头飘下来，落在院子里的石磨上，发出很轻很轻的啪的一声。我睡得迷迷糊糊的，忽然感觉到一只手从被窝那头伸过来，摸在我胸口上。

我一激灵，整个人都僵住了。那是老婆子的手。她的手我认得，指节硬邦邦的，掌心全是老茧，跟砂纸一样。这只手给我洗了五十年衣裳，做了五十年饭，把我三个孩子拉扯成人。可这只手，也很久很久没摸过我了。年轻时候她还会在被窝里悄悄拉一下我的手，后来有了孩子，孩子越来越大，我们也越来越老，那些年轻时候的事，就跟旧挂历一样，翻过去就翻过去了，谁也没再提起过。我不知道她为什么忽然摸过来，也不敢动。我睁着眼，望着黑洞洞的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裂缝，是老房子年头久了留下的。

她的手从我胸口慢慢往上移。摸过我的锁骨——那里有一道疤，是七六年修水渠的时候被铁锹铲的；摸过我的脖子——脖子上的皮肤皱得跟老树皮一样，一层一层地耷拉着。最后她的手停在我脸上。那只手又干又凉，却在我脸颊上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摩挲着。像是在摸什么很珍贵的东西，怕一使劲就碎了。我感觉到她手指上的老茧划过我的颧骨，粗糙的触感在黑暗里格外清晰。

我侧过脸看着她。屋里没开灯，月光从窗帘缝里透进来，正好照在她脸上。她的眼睛是闭着的，呼吸很均匀，不像醒了的样子。可是她的手，还在我脸上摸着，摸得很慢，很认真。好像在做梦。

然后她翻了个身，把手缩回去，嘟囔了一句含含糊糊的话。我把耳朵凑过去，也没听清她到底说了什么。她翻过身去，背对着我，又睡过去了。月光照在她的后背上，被子随着她的呼吸微微起伏。

我躺在那里，彻底睡不着了。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她梦见啥了？她把我当成了谁？还是她根本没有睡着，只是装睡？她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我听着她的呼吸声，看着她花白的头发散在枕头上。她的肩膀很瘦，肩胛骨从棉毛衫底下凸出来，像两片刀片。五十年前那个梳着麻花辫、坐在公园长椅上递给我冰棍的姑娘，如今变成了这个样子。她老了，我也老了。可我好像从来没有好好看过她。

天亮以后，我决定做一件事。

第四章 寻找

早上起来，老婆子跟往常一样在灶房里熬粥。她弯着腰往灶膛里添柴，动作比以前慢了许多，一根柴火要对准好几次才能塞进去。我站在灶房门口看了她一会儿，说今天我去镇上。她头也没回，说去吧，早点回来。

我先去了县医院。县医院在城东，这些年扩建了好几次，新楼新设备，但我还是习惯性地往老门诊楼走，走到门口才被护士拦下来，说大爷您要去哪科。我说我也不知道，就是想找大夫问问。导诊台的护士帮我挂了老年病科的号。

坐诊的是个中年女大夫，戴眼镜，说话慢条斯理的。我把我老婆子的情况说了一遍——记性越来越差，有时候发呆，有时候认不出人，半夜会伸手摸我的脸。我说了一通，越说越觉得说不清楚。

女大夫听完，把眼镜往上推了推。她说：“大爷，您说的这些，听起来像是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症状。就是咱们常说的老年痴呆。”她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不过具体还要带本人来做检查才能确诊。”

阿尔茨海默。这几个字我以前在电视上听过，从来没觉得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坐在诊室里，手放在膝盖上，好一会儿没说话。窗外的阳光很好，照在白床单上亮得晃眼。有个实习医生在走廊里笑了一声，又赶紧憋住了。

“能治吗？”

“目前没有办法治愈，但可以延缓病情发展。越早干预越好。”

“那她能记得我多久？”

女大夫沉默了一下。她大概每天都在回答这样的问题，但每次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她说这个因人而异，有的患者能保持很长时间，有的会慢慢把身边的人忘掉。最后她又嘱咐我，说家人的陪伴比药更重要，多跟她说说话，多带她出去走走，别让她一个人闷着。她最需要的是安全感。

从医院出来，我没有马上回家。我坐在医院门口的花坛边上，看着街上的人来来往。有人骑着电动车飞快地过去，有人牵着孩子的手慢慢走，有人在路边摊上买煎饼果子，热气腾腾的。有个老太太被儿媳妇扶着从医院里出来，一步一步走得特别慢。我忽然想，我老婆子以后会不会也变成这样。

我又去了镇上的养老服务中心。那里的工作人员很年轻，二十出头的小姑娘，态度很好，给我倒了杯水，拿出几本宣传册摊在我面前。她说他们有专门的失能失智照护区，也有日间照料服务。宣传册上印着一群老人坐在轮椅上的照片，脸上都带着笑，但我怎么看怎么觉得那不是真的笑。我问她你们的护工照顾一个痴呆老人，一个月多少钱。她说了一个数字，我心里咯噔一下。

最后我回了家。离老屋还有几十米我就放慢了脚步，远远能看见院子里的枣树，树梢上还挂着几颗没掉完的红枣，在夕阳里安安静静的。炊烟从灶房的烟囱里升起来，袅袅地飘散在晚霞里。她在做饭了。

我站在院门口，看着那缕炊烟，忽然迈不动步子。五十年了，这个院子里永远有一缕炊烟在等我。可我不知道，这缕炊烟还能飘多久。

第五章 翻开

晚上吃完饭，老婆子坐在沙发上择豆角。我忽然说了一句：“秀兰。”

她抬起头看着我。这个名字我有好些年没叫过了，平时都是“哎”或者“老婆子”，孩子们在的时候叫“你妈”，一个人在家的时候连称呼都省了。她愣了一下，说你叫我啥。

我说秀兰，你记不记得咱俩年轻时候的事。她低下头继续择豆角，说你今天咋了，怎么想起说这个。

“就是忽然想起来了。你还记不记得我头一回去你家，你爹把我叫到院子里问话，说我一个月挣多少钱，我说三十多块。他问我能养活你不，我说能。你爹又问我能保证不让你吃苦不，我说能。你爹说你要是让我闺女吃苦，我把你腿打断。我说行。”

老婆子嘴角往上翘了翘，说我爹那是吓唬你的，他连鸡都不敢杀。我说我知道，可他那天脸上的表情可认真了，手里还攥着一把笤帚疙瘩。她噗嗤一声笑出来，说你就编吧，我爹那天根本没拿笤帚疙瘩，他拿的是烟袋。我说你咋知道他拿的是烟袋，你没在屋里躲着吗。她不说话了，低下头择豆角，嘴角还是翘的。原来她那天躲在屋里偷听。

择完豆角她站起来去厨房洗碗。我走进卧室，打开柜子，从最底下翻出一个铁盒子。铁盒子生了锈，上面印的“上海饼干”几个字都模糊不清了。盒子里面装着我们家的老照片。黑白的、彩色的、卷了边的、发黄发脆的。我把盒子拿到客厅，把照片一张一张地摊在茶几上。

她洗完碗出来，看见茶几上全是照片，愣住了。

“你从哪儿翻出来的？”

“柜子里。”

她擦了擦手，在我旁边坐下。我们俩一张一张地看过去——大儿子的满月照，那时候他才几个月大，胖乎乎的，光着屁股趴在一块红布上，咧着嘴笑；二儿子上小学的报名照，他那天摔了一跤磕破了膝盖，但还是坚持要去照相馆，照完了说膝盖不疼了；闺女扎着羊角辫站在枣树底下，她手里拿着一朵指甲花，对着镜头笑得眼睛都看不见了；还有我们俩年轻时候的合影，那是在县城照相馆照的，她穿着那件碎花衬衫，我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工装，两个人站得直溜溜的，中间还隔了一拳的距离。

她拿起那张合影看了很久。忽然指着我那张脸说，你那时候真瘦。我说你也瘦。她说我哪有你瘦，你看这胳膊，跟麻秆一样。我说你不也一样，你看你这辫子，编得这么紧，头皮都快扯起来了。她低头看着那张照片，看着照片里那个穿着碎花衬衫、眼睛亮晶晶的年轻女人。那个姑娘扎着两条麻花辫，辫梢用红头绳系着，嘴角微微往上翘，好像在笑什么只有她自己知道的事。

“老赵，”她忽然说，“这是咱俩啥时候照的？”

“七二年。刚结婚那年。”

“我咋记得是七三年。”

“七二年。照完这张相咱俩去了人民公园，在湖边上坐了一下午。你还给我买了根冰棍。”

“你买的。”

“你买的。我说我不吃你说买了两根。”我看着她，“那天你说我的牙让冰棍粘住了。”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笑了。那笑容很浅，但这一次是真的。眼睛也弯了，虽然不如当年那么弯，但月牙的形状还在。

“那是绿豆的。”她说。

“对，绿豆的。三毛钱一根。”

“两毛五。绿豆的两毛五，红豆的三毛。”

“你还记得？”

“记得。”她把照片放下，看了看窗外。窗外的枣树正被风吹得沙沙响。“绿豆的比红豆的好吃。”

我们又翻到了后面——大儿子上小学的报名照，二儿子的初中毕业照，闺女出嫁那天在院子里的全家福。她指着闺女结婚时拍的一张照片，说那天你把鞭炮挂枣树上了，放完了一地的红纸屑，她扫了好几遍才扫干净，累得腰都直不起来。我说那是因为你非要马上就扫，等第二天再扫不行吗。她说第二天还有第二天的活。我说你这人一辈子就不知道歇一歇。

她笑了笑。铁盒子见了底，最下面压着一张发黄的纸。是那种最便宜的信纸，红格线的，折了好几道，边角都磨破了。我抽出来一看，是结婚证。一九七二年十月十五日。上面盖着县民政局的公章，红戳已经褪色了，但轮廓还清清楚楚。证书上贴着我们俩的照片，一寸的黑白照，她从照片上看过来，眼睛亮晶晶的。

“这玩意儿你还留着。”她说。

“是你留着的。放在你那个陪嫁的箱子里。”

“哪个箱子？”

“你娘给你的那个红木箱。箱子腿都让虫子蛀了，里面的东西你一样也没扔。”

她不说话了。她大概想不起来那个箱子了。我把结婚证小心地折好，放回铁盒子最底下。然后盖上盖子，推到茶几角上。

晚上躺在床上，她又把手伸过来。这一次不是摸我的脸，而是慢慢地、试探地把手放在了我的手背上。她的手还是那么凉，指节还是那么硬，但放在我手背上的时候，很轻很轻。我翻过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在我掌心里微微一抖，然后安静下来，像一只受了惊的小鸟终于落了窝。

“老赵。”

“嗯。”

“我今天一直在想——绿豆的和红豆的，到底哪个是两毛五。”

我笑了。“绿豆的。你说过的话，我都记着。”

她的手在我掌心里轻轻动了一下，然后反握住我的手，扣得紧紧的。窗外的枣树叶子还在沙沙地响，月光从窗帘缝里挤进来，落在地上的搪瓷缸子上。搪瓷缸子是我退休那年发的纪念品，搪瓷掉了一大半。她说过好多次要我换一个新的，我一直没换。今晚用它泡了一杯茶，茶叶末子沉在杯底。茶凉了，她也睡了。她的呼吸又轻又匀，手还握着我的手。

第六章 决定

第二天一早，我给儿子打了个电话。我说你妈可能得了老年痴呆。电话那头沉默了很长时间。儿子说爸，我明天就回去。

第二天下午，三个孩子全回来了。老大从县城开车过来的，后备箱里塞满了东西——保健品、水果、几盒药。老二从镇上坐班车回来的，他最近在帮学校搞暑期培训，忙得很，但还是请了假。闺女从市里开了三个多小时的车，眼圈红红的。我说你们这是干啥，你妈还好好的。闺女说爸你就别瞒我们了，大哥都说了。

儿子们在客厅里商量对策。老大说市里有个养老院条件特别好，有专业的医疗团队，一个月虽然贵点但花得起。闺女说把妈接到她那儿去，她婆婆以前也得过这病，她有经验，知道怎么照顾。老二说还是他去请个长假，反正他媳妇也能帮忙。三个人声音越来越大，老大说养老院最专业，闺女说养老院再好也没有家人贴心，老二拍了一下茶几说你俩别吵了，听爸的。

我坐在沙发上，听着他们争论。他们说的都有道理，养老院、接走、请长假——每种方案都考虑到了，就是没有考虑过我的想法。我站起来，走到院子里。枣树底下掉了一层落叶，早上还没来得及扫。我拿起扫帚慢慢扫着，扫着扫着想起有一年秋天，老婆子也是站在这棵枣树底下，拿着扫帚扫了一地的红纸屑。那是闺女出嫁那天放鞭炮留下的。她扫完了说老赵你看，这枣树又结了一树的枣，今年是个好年成。

我转过身，对着屋里说了一句。三个孩子全静了，闺女从沙发上站起来，走到门口，叫了一声爸。

“都别争了。你妈哪儿也不去。就在老屋，我照顾她。”

那天晚上，等孩子们都走了，老婆子忽然问我他们回来干啥。我说没啥，就是想你了。她看着我，眼神有些茫然，但也没有追问。她大概已经习惯了别人瞒着她一些事，或者说她正在慢慢忘记那些让她烦恼的事。

晚上躺在床上，她翻来覆去地睡不着。我说你咋了，她沉默了好一阵，忽然说了一句让我心里一紧的话。

“老赵，我要是哪天把你忘了，咋办。”

我侧过身，看着她的脸。她脸上的皱纹在月光下显得格外清晰。她的表情不像是在问什么大事，倒像是在说今天的天气。可她攥着被角的那只手，指节发白。

“那就再认识一回呗。反正咱俩又不是没从头认识过。你记不记得咱俩头一回见面，你坐在公园椅子上，我走到半路腿就软了。旁边那个卖冰棍的老太太冲我乐，说小伙子你倒是过去啊。我就想——以后要是有下辈子，我还找这个姑娘。”

她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说那时候她看见我在远处站了好一会儿不敢过来，心里就想这人真有意思。她从来没见过这么怂的人，大老远跑过来，到了跟前又不走了。她说她那时候就想，这人肯定不坏，因为坏人不会怂。我说我那不是怂，我那是审时度势。她笑着说你可拉倒吧。

笑完了，她把手放在我手心里。两个人不再说话，静静听着窗外的枣树叶子沙沙地响，像一首唱了五十年的老歌。

第七章 陪着

从那天起，我每天的生活有了新规矩。

早上起来，先帮她穿好衣裳。她现在穿衣服比以前慢了，有时候扣子会系错，把第二个扣子塞进第三个扣眼里，整排都歪了。我就一个一个帮她解开，再一个一个重新系好。系扣子的时候她就站着不动，低头看着我那双粗手笨脚地对付她衣襟上的塑料扣子。系完了我说好了，她低头看了看，也没说啥，自己去洗漱了。

吃完早饭，我带她去院子里散步。其实就是在枣树底下转几圈。她拄着拐杖，我走在她旁边，怕她摔着。有时候她走到枣树底下就不走了，仰头看着树梢，说今年枣子长得不错。我说嗯，等秋天打下来晒干了给你蒸枣馍。她就站在那里看了很久，好像要把这棵树的每一片叶子都记下来。我说你天天看还看不够，她说天天看也不一样。

中午我做饭。我做的饭不好吃，咸了淡了火候不对，炒的菜不是生了就是糊了。我这辈子没怎么进过厨房，以前都是她做，我连盐罐子放在哪儿都不知道。她坐在灶房门口的小板凳上看着我手忙脚乱，也不帮忙。炒菜的时候我把盐放多了，夹了一筷子咸得我直皱眉，自己都咽不下去。她尝了一口却啥也没说，吃了大半碗。我说这么咸你别吃了，她说你做的，咸也吃。我说你这人，嘴上从来不饶人，现在倒学会将就了。她没理我，继续吃饭。

下午的时候，我拿出那个铁盒子，把老照片一张一张给她看。有些她还认识——指着大儿子的满月照说这是志远，他小时候胖得跟个肉球似的，一岁以前大腿上全是褶子；有些她已经记不太清了，拿着二儿子的报名照看了半天，说这孩子眼熟，怎么想不起来叫啥。我说这是咱家老二，她说哦，长这么大了。我告诉她老二早就当爹了，她愣了好一会儿才点了点头。

我们每天就做这些事。散步、吃饭、看照片。日子很慢，慢得像村口那条河，不紧不慢地淌，没什么浪，也没停过。

有一天傍晚，我们坐在枣树底下晒太阳。她忽然说要去看看她娘留下来的那个红木箱。我去里屋搬了出来，箱子的腿被虫子蛀了好几道，漆皮也掉了大半，但箱面上的牡丹花还依稀能看出来。她从枕头底下摸出一把小钥匙——这么多年她一直把钥匙压在枕头底下，从来没换过地方。打开箱子，里面放着她的老物件：一对破了的瓷碗，碗沿上有个豁口，是她出嫁那天她爹给她的陪嫁，说富贵有余；几件旧衣裳，叠得整整齐齐，最上面那件是碎花衬衫，布料已经薄得透光，领口的扣子也掉了，袖口磨得发白；还有她娘给她缝的一件小棉袄，她小时候穿的，棉絮都结成块了，硬邦邦的。最底下是一面小镜子，镜面模糊得快照不清人了，她用袖子擦了擦，对着镜子照了照自己，又放下了。然后她拿起那件碎花衬衫，贴在脸上，闭上眼睛，嘴角微微翘了起来。夕阳从树叶缝里漏下来，洒在她花白的头发上，斑斑驳驳的。

我从背后抱住她。我说秀兰，下辈子还嫁给我不。她没睁眼，说你做的饭太咸。我说那我学。她说你学了几十年了，连个鸡蛋都炒不好。我说那你还嫁不嫁。她睁开眼，转过头看着我，忽然伸出手，在我脸上摸了摸。那只手还是那么凉，指节还是那么硬，但摩挲的动作，跟那晚一模一样。

“嫁。”她说。

第八章 认出

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着。她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跟我聊几句家常，说今天豆角长得好，说鸡又下了几个蛋，跟以前没什么两样。坏的时候坐在那里发呆，我问她什么她都不应，眼睛望着窗外，好像在看什么很远很远的东西。

有一天早上我帮她穿好衣裳，她忽然看着我的脸，眼神很清醒。不是那种混混沌沌、半梦半醒的清醒，是那种很久没见过的、亮晶晶的清醒。

“老赵。”

“嗯。”

“你最近咋对我这么好。”

“我以前对你不好？”

“不是。”她摇了摇头，低头看着自己的手。那双手上全是老茧，指关节粗大，指甲缝里有洗不掉的灰。“我是说——你最近，跟以前不一样了。”

我蹲下来，仰头看着她。她坐在床沿上，低头看着我。阳光从她身后的窗户照进来，把她的白发照得发亮。

“秀兰，你听我说。那年你嫁给我，我说我不会让你受委屈。这话我说了五十年。可我说话跟放屁一样，让你苦了五十年。你生志远那年，我在厂里加班，你一个人在家里疼了一天一夜，是隔壁张婶听见动静翻墙进来帮你接的生，我回来的时候孩子都包好了。你糊火柴盒攒钱给老二交学费，糊到半夜手指头都僵了，第二天早上去河边砸冰窟窿洗衣服。你那年膝盖摔破了血流了一腿，自己坐在灶房里擦碘酒，连个电话都不给我打。这些我都知道。可我从来没跟你说过一句对不起。我总觉得老夫老妻了，说那些干啥。现在我想说了——秀兰，对不起。这些年，委屈你了。”

她看着我，眼睛里慢慢漫上了一层水雾。她伸出手，放在我头上，轻轻地摸了摸。那只手还是那么凉，指节还是那么硬。我跟她过了大半辈子，从没在她面前掉过眼泪。可那天早上我蹲在她面前，把脸埋在她膝盖上，哭得像个孩子。她的手一直放在我头上，轻轻地、一下一下地拍着。

第九章 暖手

秋天深了，枣树上的叶子落了大半。老婆子的手越来越凉了，我每天都给她暖手。把她的手握在掌心里，用我的体温一点一点焐热。她坐在藤椅上，闭着眼睛，让我握着她的手。有时候她会睁开眼睛看我一眼，那眼神平静得很，像村口那条冬天的河，表面结了冰，底下还在慢慢地流。

有一天暖和的中午，她精神格外好。我说秀兰，咱俩去公园走走吧，人民公园。她说人民公园还在吗，我说还在，前两年翻修了，湖边的长椅换了新的，铁铸的换成木头的，鸭子还在。她想了想，忽然说了一句——那家卖冰棍的老太太还在不在。

“早不在了。她那时候头发就全白了，现在都多少年了。可那地方还在。咱俩坐的那张椅子，大概也换了好几茬了。”

她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我以为她又迷糊了。可她抬起头来，跟我说了一句话。

“老赵，要是哪天我不在了——”

“说什么呢。”我打断她。

“你让我说完。”她把手从我掌心里抽出来，放在我手背上，轻轻地按了按。“我要是走了，你把这枣树留着。秋天打了枣，记得晒干了蒸枣馍。你这人不会做饭，以后自己学着点。盐罐子放在灶台左边第二个格里，别每次都找不着。”

我看着她，说不出话来。她从来没有这么清醒地跟我说过话。不是糊涂人说糊涂话，是一个清醒了一辈子的女人，在交代后事。她的眼睛很亮，语气很平，但每一个字都是认真的。

“你听见没。”

“听见了。”我握着她的手，那双手还是凉得很，但我握紧了就不打算松开。“你说的我都记着。可你也记着——你欠我的还没还完。”

“欠你啥？”

“你那天半夜摸我的脸。摸完了自己翻身睡了，我翻了一宿没睡着。你得还我。”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那笑容跟五十年前坐在公园长椅上给我递冰棍时一模一样——眼睛弯成了月牙，嘴唇翘得高高的。风吹过来，把她鬓角的白发吹起来几根。那天在枣树底下，阳光洒在她脸上，皱纹像老树的年轮，每一道我都认得。她的眼睛还是那么亮，虽然不如当年那么清亮，但那种光——是那种风里雨里过了大半辈子，最后还愿意笑的光。

尾声

昨晚上，她又把手伸过来，放在我胸口上。这一次我没僵，也没躲。我把她的手握住，贴在脸上，轻轻摩挲着。她的手还是凉，指节还是硬，但在我脸颊上划过的时候，是暖的。

她闭着眼睛，嘴角翘了一下。然后嘟囔了一句含含糊糊的话。这回我听清了。

“绿豆冰棍，两毛五。”

我笑了。月光从窗帘缝里照进来，落在我们中间。她还睡着，呼吸又轻又匀。窗外的枣树沙沙响着，我的眼睛慢慢模糊了。这只手，我握住了，就不打算再松开。下辈子，我还给她捂手。

（全文完）

（本文为虚构创作，如有雷同纯属巧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