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中的非典型美学》聚焦西方五百年艺术史中十位“非典型”艺术家，包括乔尔乔内、勃鲁盖尔、普桑、维米尔、大卫、弗里德里希、蒙克、埃舍尔等，通过细腻的笔触，解读每位艺术家的话语及其艺术作品的精微细节，由此展开发散思维式的美学漫步，楬橥了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艺术及美学观念的演变历史。
本书以“非典型”的艺术史写法，以及打通视觉文化、艺术史与美学的跨学科视野，灵巧地勾勒出西方艺术的大传统（“源”与“流”），为理解艺术史与美学的交互影响提供了新路径，有助于读者在视觉文化兴盛的时代去思考“观看的技艺”。
>>内文选读：
北方的蒙娜丽莎
提到维米尔，人们最经常联想到的便是他名垂青史的肖像画《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这幅尺幅很小、主题简单的作品充满了迷人的魅力，以至于有人认定它可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比肩，甚至用“北方的蒙娜丽莎”来赞誉这幅画。但有关这幅画的一系列问题令人迷惑，艺术史家们常常为这幅画为何有如此魅力伤透脑筋。
1995年，《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在美国华盛顿国家美术馆展出，这幅画前面人头攒动，人气空前。1999年，作家特蕾西·雪佛兰的小说《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刊行，很快成为畅销书。2003年，英国导演韦伯拍摄了同名电影，将小说搬上了银屏，电影获得了奥斯卡奖的提名。维米尔及其作品一时间成为艺术界、学术界、出版界、影视界的热点。雪佛兰曾写道：“当你想到蒙娜丽莎时，她也在看着你，但她并不迷人——她坐在画面背景前沉默寡言。然而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也在那里——她和我们之间却是毫无阻隔。她有一种难以置信的魔力般的敞开特点，同时又充满了神秘感——正是这些使她变得如此具有魅力。”这段话道出了“北方的蒙娜丽莎”与达·芬奇的《蒙娜丽莎》的天壤之别。蒙娜丽莎是一个养尊处优的贵妇人，姿态端庄却显得扭捏造作，她和普通观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看不见的鸿沟；但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虽身世不明，却像是邻家女孩一样朴素可爱，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
画中少女为何人？这是一个引发了许多猜测的难题。有文献表明，当时荷兰许多画家出于经济上的考虑，无力雇佣专业模特，所以他们多用自己家人来做模特。因此有一种看法认为，画中的少女其实就是维米尔的大女儿玛利亚，那年她12岁。另一种推测是少女乃是维米尔的赞助人凡·莱文的女儿马达莱娜，她和玛利亚同年，是维米尔的邻家女孩，因此维米尔请她来做模特也在情理之中。有科学家团队对这幅画的细节作了X射线扫描，发现维米尔对少女的眼睫毛作了非常精细的处理，这种细节性的精细处理使人确信，他所描绘的不会是一个想象中的理想人物，一定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真实人物。此外，确信画中少女为维米尔大女儿玛利亚的研究者还发现，维米尔的另外两幅作品《绘画艺术》和《戴珍珠项链的女青年》，也同样是以玛利亚为模特的，因为这些形象具有高度的相似性。由此便引申出来艺术史上关于使用家人做模特的不同方式的讨论，对此，艺术史家阿尔珀斯写道：
正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在维米尔的绘画中，他有效地把女性形象的再现与其他艺术家所关注的紧张气氛区别开来（在维米尔的绘画中，女主人和女仆公开明确地相互串通，而不是我们在马斯作品中看到的集中于表现她们的身份问题）。所以，把家人用作自己的模特，与在家里将女性扮作模特是两回事。戴博尔向我们展现的是一个女性纺线的德行，而维米尔则是向我们展示了一个女性在家中摆姿的德行。
阿尔珀斯认为，将家人用作模特，不过是简单记录他们的日常生活行为，而将家人扮作模特，则是强调某些情态的艺术呈现。在《戴珍珠耳环的少女》中，少女的头饰是一个值得玩味的符号，一般认为该头饰的装束并不是荷兰当时本土的风俗，也有人认为应是土耳其少女的装束。这表明，在维米尔看来，绘画作为一门艺术，关键之处是如何艺术地呈现，而不是直接地镜像反映。所以，维米尔描绘女性的许多作品都把如何艺术地再现作为主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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