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二年（1673）十一月，盘踞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对康熙帝的削藩极其愤恨，遂举兵反清，在举兵之初，迅速席卷云南、贵州、广西、四川、湖南、湖北大部，“数月而六省皆陷”，与清廷形成对峙之势，随之广东尚之信、福建耿精忠、陕甘提督王辅臣相继反清，形成声势浩大的反清浪潮。但吴三桂没有抓住初期的渡江时机，“令诸将毋得过江，以为事纵不成，可画长江而国，故用兵数载，未尝长驱东北”，与清廷长期对峙于长江，随着时间推移，形势对于吴三桂越来越不利。
《圣武记》
随着王辅臣叛乱被清廷平定，安亲王岳乐突破湖南东部的萍乡，吴三桂被迫从松滋退守岳麓山，重新做战略调整，从集中兵力于川陕、长江防线，改为用兵江西和两粤，意图扭转战局，围绕着对重镇吉安的争夺至此展开。
《中国历史地图集》
韩大任、高得捷夺占吉安。
吉安府是江西的重镇，“襟带岭粤，唇齿荆楚，据赣江之上游，为南北之要会，地广物繁，屹为雄郡”，战略位置十分重要。吴三桂进攻江西吉安，其意图有三：一、清军在浙江、江西节节推进，耿精忠见形势不利，求援于吴三桂，吴三桂打算先占领吉安为据点，待长沙解围后，进兵福建，与耿藩声势相连。二、吉安“为进通广东要路”，可以南下进攻广东韶州，直接攻击广东省城，逼迫尚之信就范。三、占领吉安可以使安亲王岳乐军粮饷受阻，造成清廷的后顾之忧，降低吴军在湖南战场上的压力。可谓是一举三得之选。
《读史方舆纪要》
康熙十五年（1676）正月，据《庭闻录》、《明清史料》综合记载，吴三桂派将军高得捷、安吉将军副将韩大任各率精锐2000人为核心力量，“皆选锋也”，又统领苗兵数千，王贼兵数千（此部可能是王屏藩或者王绪一部），战象五只，总计大军数万进入吉安府境内，而清军在吉安府的防御极为薄弱，据《三藩史料》记载，当时的吉安，兵不足两千，防守力量极其薄弱。
《庭闻录》与《明清史料》
二月十三日，吴军兵临吉安城下，清军在据守15日后，清军吉安镇将穆都统，因“众寡不支”，撤出吉安，退守峡江县，“城守单弱，遂陷”，而此时的安亲王岳乐对吉安陷落的情况一无所知，仍然率兵与夏国相会战，“直抵长沙”，对自己身处险境浑然不觉。
康熙急调援兵赴吉安，清军兵败螺子山。
吉安一失，前线局势顿时吃紧，康熙帝急忙四处调兵救火，并连发圣旨强调吉安的重要性，“今吉安事势如此，关系长沙大兵最为紧要”，“吉安关系重大”，要求立刻攻下吉安。二十三日，命江宁将军哈尔哈齐“率师星赴江西”。由于总指挥简亲王喇布避战，康熙帝很不满意，遂于三月二十九日下诏申斥喇布以等待绿营兵为借口，“因循日月，殊误军事”。至五月二十六日，哈尔哈齐、额楚报攻克吉安城外城，康熙帝命驻守赣州的舒恕、额赫纳、莽依图“扑灭闽、粤诸寇”，出兵夹攻吉安。六月，又命江宁副都统额思赫驰援江西。康熙帝攻克吉安之令可谓是急如星火。
《庭闻录》记载的螺子山战役经过
经过数次增兵，围困吉安的清军已经高达10万人，“简亲王率江西总督董卫国等十万之众，环城而军”，由于清军围困甚急，吉安城开始出现粮草短缺的情况，吴军将领高得捷属兵4000极其勇猛，骁勇善战，屡次出击，挫伤清军。一日，高得捷先以百骑冲击清军螺子山大营，后军随即跟上，简亲王喇布、将军希尔根猝不及防，“不意贼猝至，仓皇弃营走”。把象征最高统帅的蜈蚣旗也丢了，“贼冲王中营，失去蜈蚣旗”，只有副都统兼江宁驻防佐领鄂克逊骑战马奋力死战，坠马后，“跃而起，手刃数人”，又夺马收取战士尸体而归。高得捷率兵在清军大营饱饮而归，但靠近城中的时候有兵以为清军追来忽然炸营，亦有所伤亡。
注：《庭闻录》谓螺子山战役的策划者为总兵鲁某，《圣武记》谓是高得捷策划了螺子山战役，广泛认为皆是高得捷所为。
《清史稿》、《康熙起居注》
此战败后，康熙帝大为震怒，事后，康熙帝处分了简亲王喇布、副总统巴尔堪等人，命其戴罪立功。
吴军的分化
正在清军对李安的攻围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刻，吴军的内部矛盾开始爆发。
第一、两位主将韩大任与高得捷的矛盾已经不可调和。这还得从两人攻下吉安的时候说起，在攻克吉安之后，高得捷进驻吉安副将色勒的宅邸，偶然了获得了色勒贪污的“窖金数万两”，欲为私有。韩大任听说此事后，立刻报告给了胡国柱，胡国柱将银两以佐军用处置，并还对高得捷一顿说教，“公立大功，何患不富，他日偿功者且百倍也”，但高得捷要看着到手的银子飞了，哪里甘心，从此就恨上了韩大任，“得捷怏怏，恨大任卖己”。不久韩大任晋升为扬威将军，高得捷怒气腾腾，以“受侮于后进”，郁郁而终，吴军痛失猛将一员。
《庭闻录》
第二、吴三桂和韩大任的矛盾爆发。康熙十五年（1676）二月，安亲王岳乐率军从袁州进攻萍乡，大败吴三桂的爱将夏国相，此次战役，清军破夏国相军十二寨，“斩首万余级”，夏国相“弃印败走”，十分狼狈。韩大任劝吴三桂执行军法，杀夏国相，吴三桂不肯，仅仅削职了事，引起内部强烈不满，“然军法不行，无所忌惮矣”。
《清圣祖实录》
《平滇始末》
吴军援救吉安失败
自高得捷死后，韩大任独掌吉案兵权，但他可能心急压力过大，出现自暴自弃的迹象，“日以诗酒自娱，口不言兵”。其间，眼瞅着吉安局势日渐不利，才向吴三桂“血书请救数次”。吴三桂亦知吉安战略地位十分重要，遂命“王绪为前军，陶某（陶继志）为中军，马宝为后军，各兵三千”，共9000人援救吉安。
《平滇始末》
康熙十五年（1676）十二月，吴军援兵终于到达吉安城附近，但苦无舟船，只能与吉安城隔水相望。马宝派人从水关进入通报韩大任。但韩大任开始疑神疑鬼了起来，怀疑马宝早已投降清军，竟然让马宝到吉安城下摘去头盔，看其是否仍然是蓄发（这就很难绷，马宝要是能来早来了，这不是隔着水不能来么），“马帅如真赴援者，至城下免胄，有发在，我方出会”，马宝率兵至赣水下，“师阻水，不能达城下”，又见城中寂静，没有接应迹象，心里也是疑窦丛生，遂退师回营。
《庭闻录》
而清军见吴军援兵到达，立刻也做出相应调整，简亲王喇布派将军额楚“带领一半兵丁前往迎敌”，额楚率3万清军于十二月十一日向吴军发动进攻，看起来优势在我，没想到王绪、马宝等人率领的吴军确实是精锐之师，清军居然三战三败，“十二月十一日，我兵失利，十二日又失利，于正月初七日，我兵渡河逼近，贼扎山下，初八日，官兵分头进攻，矢尽兵伤，又不取胜”。
《历史档案》
根据史书记载，额楚率领的清军，矛头主要针对王绪率领的吴军，额楚率领清军渡河直搏主将王绪的营地，“斫营直入”，展开恶战。王绪陷入众寡不敌的局面，进入了十分危险的境地，连忙向马宝求援。
而马宝此时正与王绪是否救援吉安闹不和（马宝一再拖延，不想救援吉安。而王绪认为要坚决执行救援吉安的命令），面对王绪的请援，居然作壁上观，“亟呼宝救，不应”，幸好有马宝副将邓与白急眼劝说：“王将军危迫如此，焉能坐视！”，马宝遂偕陶继志率兵增援，击败清军，让吴军得以转危为安。此役，王绪军死伤将半，马宝、陶继志军伤亡较小。
此役之后，清军战败，但吴军由于内部矛盾加上伤亡不小，救援吉安困难重重，萌生退意。马宝说道：“乘此一捷，班师可也。吉安阻江，岂能飞渡哉？吾三人且回，再整大军来可也。”，而死伤严重的王绪营分配到的药品和抚恤，远远不及分配到马宝和陶继志营的量，不满情绪爆发，“鼓噪而去”，马宝和陶继志也退兵而去，还师湖南，至此，吴军救援吉安的行动失败。
《平滇始末》
清军重夺吉安城，韩大任无奈降清军。
王绪、马宝援军退师湖南之后，吉安至此变成了一座孤城。至康熙十六年（1677）三月二十一日，韩大任因弹尽粮绝，从城南门渡河宵遁。由于发炮擂鼓，清军以为劫营，惊扰不止，直到天亮才知道韩大任逃跑。韩大任从吉安突围后，走宁都、乐安，转袭各地，惶惶如丧家之犬，清军得知他是吴军大将，在围剿的同时，清简亲王喇布，兵部尚书折尔肯多次派人劝说其投降。十七年（1678）正月初二，清将哈克三重创韩大任部，“阵斩贼兵六千余级，擒杀伪总兵副将三百余名”。韩大任已经是山穷水尽。加上吴三桂对其“肆意辱骂，俨然以奴隶待之”，而耿精忠的降清以及尚之信的首鼠两端，让韩大任对形势的估计更加绝望，遂在幕客孙旭的建议下率“伪官九百五十四员，兵一万三千三百一十九名”投降清朝。至此，江西全部被清廷平定，事态对吴方更加不利。
《清圣祖实录》
引用文献：《康熙起居注》、《清圣祖实录》、《平定三逆方略》、《庭闻录》、《啸亭杂录》、《圣武记》、《清史稿》、《清代档案史料选编》、《平滇始末》、《平吴录》、《明清史料》、《历史档案》、《读史方舆纪要》、《中国历史地图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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