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伦多——在一场由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和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先后发表讲话的会议上，全球中左翼阵营的代表人物齐聚一堂，讨论他们的处境。
这场“全球进步行动峰会”被定位为“进步派版本的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后者已成为全球民粹保守派的重要聚会场合。也正因此，这场会议始终在回应自己的“右翼镜像”：与会者承认，过去极右翼在政治上更胜一筹，同时也提出各种设想，试图削弱其看似持续不退的吸引力。
沃克斯参加了这场近期举行的国际左翼会议。出席者包括美国前总统贝拉克·奥巴马、加拿大总理马克·卡尼等人。报道试图借此理解，自由派如何回应极右翼持续存在的政治力量。
我们看到，世界各地的自由派越来越少谈“高烧终会退去”、极右翼终将消失，转而更多讨论：当大量选民支持这些政党时，现实该如何面对。
他们越来越乐观地认为，在极右翼已成为主要替代选项之一的政治环境中，自己仍然可以应对，甚至取得成功。美国进步中心主席尼拉·坦登对我说：“这正是这项工作的存在理由。”美国进步中心是这场会议的主办方之一。
多年来，大西洋两岸的自由派精英一直把唐纳德·特朗普这样的人物视为短暂插曲，认为只要熬过去就行。正如近两任民主党总统所暗示的那样，右翼的这场“高烧”终会在选举受挫后退去，旧有建制也会重新回到传统的领导位置。
如今，这一理论已经被事实检验，而且失败了。乔·拜登的总统任期并没有终结特朗普主义；从法国到波兰，极右翼在选举中的失利，也都谈不上是决定性的滑铁卢。
拜登政府时期的交通部长、被传可能参选2028年的皮特·布蒂吉格在会场接受我采访时说：“很明显，民主党人不能再把这看成某种偶然异常，或者一个会自行纠正的问题。看看世界各地的情况就知道了。”
会议主办方之所以选择在多伦多举行活动，是因为加拿大在这些趋势中算是一个例外。
加拿大中左翼的自由党已经连续执政11年。其主要反对党保守党近年虽更趋民粹化，但整体上仍明显比特朗普领导下的共和党，或欧洲典型的极右翼派别温和得多。
不过，几乎没有与会者真正拿得出一套让本国“变得更像加拿大”的方案。相反，他们的发言透露出一种近乎相反的思路：中左翼阵营不再试图彻底阻止极右翼崛起，而是在学习如何与其共存。
这意味着，他们正在重新定义“胜利”：不是彻底碾压极右翼，而是像对待其他正常政治对手一样击败它。“这不正常”——但它偏偏已经成了常态
自由派之所以出现这种新立场，原因其实很简单，也很残酷：民调和选举结果都表明，极右翼已经成了新常态的一部分。
在美国，特朗普早已按自己的样子重塑了共和党。意大利右翼总理焦尔吉娅·梅洛尼的政治生涯起点，是一名新法西斯主义活动人士，如今她已是重要的世界领导人。德国极右翼政党德国选择党尽管屡屡被指与新纳粹有关，民调却仍高居榜首。法国国民联盟则被普遍看好，有望赢得2027年总统选举。
会议召开前两天，英国改革党在地方选举中大胜执政的工党，胜势之大，以至于中间派首相基尔·斯塔默如今已陷入“是否下台”的舆论压力之中。
在与会者中，一种颇为流行的看法是，经济上的成功或许能削弱这股极右翼趋势。一个又一个发言者都在强调这一领域的政策，默认、甚至明确认为，只要切中极右翼吸引选民的核心，就能赢回胜利。
密歇根州民主党参议员伊丽莎·斯洛特金对我说：“进入中产阶级、并维持中产地位，已经变得更难了。这样的经济压力，会把人推向那些告诉他们问题有简单答案、而且总有人该为此负责的人。”
这种思路的一种版本，当时被广泛称为“交付主义”。它曾是拜登政府推动大规模刺激政策和再分配政策背后的关键理念之一。
但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拜登确实交出了一份包括低失业率、高经济增长以及高端产业制造业岗位增加在内的成绩单，并在2024年10月造就了一个被《经济学人》称为“世界羡慕对象”的美国经济。
但结果显然并未如预期那样发展。面对飙升的通胀，选民强烈反弹，情绪也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悲观。
斯洛特金的回应是，拜登并不是没有“交付”，而是交付的方式错了：政府一味强调漂亮的经济数据，却忽视了高物价带来的沉重冲击。
她说：“他们试图告诉美国民众，你们的处境比自己感觉到的更好。”
她还说：“事情发生时，我就想，‘如果我再听到一个哈佛经济学家告诉我，人们的实际处境比他们自己以为的要好，我就要崩溃了。’因为人们最清楚自己的钱包。”
不过，斯洛特金这一路径真正值得注意的地方，在于它有多“正常”。
靠交出具体经济成果来击败对手，几乎是最传统不过的政治策略。詹姆斯·卡维尔当年操盘比尔·克林顿1992年总统竞选时，那句著名口号就是：“关键是经济，笨蛋。”
但这也是一种注定循环往复的策略：经济总有在你执政时表现不佳的时候，届时你的政党就会输。斯洛特金式的“交付主义”并不是要彻底消灭极右翼，而只是用民主政治中最传统的方式，暂时击败它。它适用于应对竞争对手，而不是一个生存性威胁。
当然，极右翼一旦攻击民主制度，确实可能构成某种生存性威胁。匈牙利中左翼在2010年输掉选举后，2014年并没有再获得一次公平竞争的机会。
相反，他们被迫在越来越不平等的竞争环境中参选，并因此长期被排除在权力之外，直到今年的浪潮式选举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不得不承认失败。
此时此刻，中左翼政治人物对这种危险已经有着非常清醒的认识。在美国这边，布蒂吉格认为，这意味着必须进行根本性的政治改革。
他说：“如果回归常态这件事真的做得到、真的能成功，那么上一届政府早就做成了。”他认为，最终目标应该是建立一种制度：当民主面临风险时，温和派共和党人能更容易与特朗普切割。
按他的估计，真正的“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只占总人口的20%到30%。如果改变制度运作方式，或许就能让它的政治代表性更接近这个比例。
至于如何从现在走到那一步，他的说法则相对模糊。他举出的两个改革例子——排序选择投票制和加州式“丛林初选”——几乎肯定都不足以实现这一目标。
而且，即便是在他设想的理想状态下，“让美国再次伟大”阵营仍会保有相当分量的角色。这与许多欧洲民主国家的现实并无太大差别：极右翼政党始终是议会中清晰可见的一部分。比如在德国，德国选择党已取得相当大的影响力，尽管其民调支持率只是小幅领先，约为27%。
简而言之，即便是最激进、最雄心勃勃的设想，最终也仍然把“让美国再次伟大”视为美国政治中一种持续且稳固的力量。
不过，如果说自由派如今似乎已经接受了一个现实——极右翼不会轻易被彻底击败——那么他们同时也越来越相信，自己有能力对其加以遏制。
近些年，极右翼在全球范围内影响力不断上升，但真正掌权的地方其实并不算多。而且，越接近执政，选民似乎越会想起，当初为什么长期把它们挡在权力之外。
特朗普第二届政府就是一个例子。总统兑现了自己“提振经济”的承诺路径：竖起保护性关税，拆解政府机构，驱逐移民，削减税收。
但结果却是，他在一个又一个议题上的支持率跌到新低。到目前为止，由极右翼执政、为极右翼服务的治理方式，正在按其自身逻辑发生反噬，并制造出腐败、内斗、战争和经济不确定性交织的恶性循环。
意大利民主党领导人埃莉·施莱因——她所在的民主党是梅洛尼政府的中左翼反对派——在这一点上或许是最乐观的人。
她刚刚在一场全国公投中取得胜利。在那次公投中，反对派挫败了梅洛尼一项旨在加强其对司法控制的提案。施莱因因此认为，极右翼的上升势头终于开始减弱，而主要原因正是它自身的执政失败。
她在一场专题讨论中说：“右翼民族主义者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因为他们没有为民众交出成果。”她表示，左翼的策略不能是“追着他们跑，或者试图说他们的语言”。这番话也隐含着对英国斯塔默等领导人的批评：后者在移民问题上右转，结果却遭遇惨败。
施莱因认为，中左翼应当把讨论主动拉到“让右翼不舒服的地带”，也就是住房、工资、医疗和教育等经济议题上。
虽然施莱因属于左翼人物，有时还被称作“意大利版亚历山德里娅·奥卡西奥－科尔特斯”，但她的建议与立场较温和的斯洛特金听上去却惊人相似。
两人都相信，中左翼可以熬过极右翼执政的阶段，随后再通过攻击执政者的腐败和不平等治理重新夺回权力。战斗永远不会真正结束，但输一次，也未必意味着挫败是永久性的。
也许，最能说明“常规”政治语言依然有效的例子——哪怕是在民主倒退甚至公开威权化的背景下——就是匈牙利新总理彼得·马扎尔的成功。
巧的是，会议举行当天，正是马扎尔正式宣誓就职的日子。因此，几乎所有人都在谈论他。在与我的交谈中，斯洛特金明确表示，“匈牙利模式”给了她启发，影响了她对如何遏制极右翼浪潮的思考。
马扎尔的竞选同时聚焦经济议题和结构性变革，并把这两者联系在一起。他把矛头对准欧尔班政权毫不掩饰的腐败，指出，现政府的性质本身，已经让它的存在成为普通匈牙利人实现繁荣的障碍。
他承诺的不只是经济政策调整，还包括对欧尔班所打造体系的实质性拆解：改造被政治化的机构，甚至追究那些曾为前政府效力、实施犯罪的高级官员及其盟友的责任。
当然，匈牙利的情况与其他任何西方民主国家都不同。欧尔班不只是一个极右翼政治人物，还是一个威权主义者。他扭曲了政治制度的方方面面，试图无限期维持权力。
在这样一种体制持续了16年、又遭遇经济灾难的背景下，马扎尔的信息格外容易打动人心，尤其是考虑到他还采取了巧妙策略，绕开了政府对信息的严密控制。
但他的成功，至少给这场会议所代表的、原本颇为受挫的自由派运动带来了一丝希望。
与会者的逻辑是：如果一个已经跨入威权主义的国家，尚且能够借助“常规”政治的工具走回来，那么世界上最古老的民主国家及其盟友，也许同样可以用这种方式自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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