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建国是我大伯，五十八岁那年，一口气放了五个心脏支架。

手术那天，全家都来了。大伯从手术室推出来的时候，脸色蜡黄，嘴唇发紫，手腕上还挂着引流管。医生说，血管堵了百分之九十，再晚来一天，人就没了。大伯母当场哭了，说往后一定管着他，烟不许抽，酒不许喝，肥肉不许碰。

出院的时候，医生反复叮嘱，术后一年最关键，支架不是一劳永逸，必须按时吃药、定期复查。大伯满口答应，出了医院大门就跟来接他的朋友说：“走，喝两杯去。”

大伯母气得直跺脚，拦不住。

这一年里，大伯母天天盯着他吃药，可盯得住药盯不住嘴。楼下棋牌室烟雾缭绕，大伯一坐就是一下午，有人递烟，他犹豫两秒，还是接了。酒更是没断过，从白酒换成啤酒，说啤酒“不算酒，就是水”。

大伯母跟我妈打电话，说着说着就哭：“他不当回事啊，五个支架在血管里放着，他还跟没事人一样。”

我们这些小辈也劝，大伯听两句就不耐烦，说支架都放进去了，还能跑了不成？再说，哪有那么巧就堵了？

谁也没想到，一年后，大伯突然变了个人。

那天是周日，大伯一大早就给在医院工作的表姐打电话：“小芳，你给我挂个心内科的号，我今天要去复查。”

表姐愣了。这一年里，她和表姐夫轮流上门劝大伯复查，嘴皮子都磨破了，大伯就是不去。今天这是太阳打西边出来了？

“叔，你怎么突然想通了？”表姐问。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你别问那么多，给我挂号就行。”

表姐后来才知道原因。大伯有个老战友，叫王德胜，比他大两岁，也放了支架。两个人经常一起喝酒，互相安慰说支架放进去就没事了。上周王德胜觉得胸闷，想着扛一扛就过去了，结果晚上上厕所的时候倒在地上，再也没起来。

心梗，支架内再狭窄。

大伯去参加追悼会，回来把自己关在书房里一下午。大伯母说，他出来后眼睛是红的，只说了一句话：“明天去复查。”

复查那天，我去医院陪他。大伯躺在检查床上，CT机嗡嗡地转。他在里面待了半小时，我在外面等得手心冒汗。

结果出来了，主治医生拿着片子看了一会儿，脸色不算好也不算坏：“支架情况还可以，但左前降支又出现新的狭窄，百分之六十。如果三个月内再不控制饮食和烟酒，明年这时候可能又要来放支架了。”

大伯坐在医生面前，双手放在膝盖上，像个做错事的小学生。他张了张嘴，说：“大夫，我戒。烟酒都戒。”

医生说这话他已经说过一次了。

大伯站起来，弯腰给医生鞠了个躬，说：“我说到做到。”

走出医院大门，大伯点了一根烟，深吸一口，然后掐灭了，扔进垃圾桶。他把兜里剩下的大半包烟和打火机也一起扔了。

“你王叔用命给我上了一课，”他说，“我不能白听这一课。”

回家的路上，大伯靠在车窗边，忽然说了一句：“你王叔走的时候，家里就他一个人。送到殡仪馆，连件像样的衣服都没有，还是我帮着穿的。”

他闭上眼睛，不再说话。

从那以后，大伯真的戒了。烟不抽了，酒不喝了，每天早上六点起来散步，晚上七点准时看养生节目。大伯母说他像换了一个人，苦笑着说：“非得死个人才能吓住他。”

大伯听见了，没反驳，只说了一句：“活着的人，得好好活。”

后来我去看他，茶几上摆着一盘苹果，烟灰缸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本《高血压防治手册》。他正戴着老花镜看书，抬起头冲我一笑：“来，吃苹果，你大伯现在只吃这个。”

我咬了一口，很甜。比我记忆中他递给我的任何一支烟，都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