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河破碎之时，有人挺身而出，有人苟且偷生，有人默默坚守。
1935年，“一二·九运动”中，北平爱国学生与镇压游行的军警正面冲突的激烈瞬间。
左边的军警手持高压水龙，向游行学生喷射水柱、挥舞器械进行镇压；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在寒风中与军警搏斗、反抗，人群或奔跑躲避、或高举旗帜前行。
当时的北平街头，军警不仅用水龙冲射游行队伍，还动用木棍、皮鞭、大刀殴打学生，上百名学生受伤，数十人被捕，却没能浇灭青年们的抗日热情。
这张老照片里，民生轮正劈波斩浪，穿行在长江上游湍急的险滩之中，江水汹涌翻涌，船身吃水浅、船型狭长，正是为了适应上游险滩而设计的民生公司轮船样式。
卢作孚创办的民生公司，早期船只多以“民”字命名，民生轮正是其中的代表。这些船专门针对长江上游航道特点设计，吃水浅、抗浪性强，能在礁石密布、水流湍急的川江里安全航行，打破了外国航运公司对长江上游航线的垄断。
1938年武汉沦陷后，日军的铁蹄踏碎了这座城市的秩序，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百姓在战乱里颠沛流离。可街头的小吃摊，却依然倔强地冒着烟火，一碗热汤、一份小吃，不仅是乱世里果腹的食物，更是底层百姓活下去的盼头。
女摊贩低头摆弄着摊位上的物件，木桌上的碗碟、竹签，还有身前的木盒，都是旧时街头小吃摊的模样。身后的街道上，其他摊贩支着桌子，来往行人裹着厚棉袄，或坐或走，依稀能看出武汉街头原本的市井模样。
这些摊贩没有能力像战士一样拿起武器，却用自己的方式守住了城市的温度。他们要应付日军的盘查、汉奸的勒索，还要在物资紧缺的日子里凑齐食材，可只要摊位支起来，就能给路过的人递上一口热乎的食物，也给这座被战火笼罩的城市，留一点市井的暖意。
1938年1月，日军占领曲阜后，孔府奉祀官孔令煜与日军军官的合影。左侧两位孔府官员，其中年长的白胡子老者正是孔令煜——孔子第76代孙，时任孔府奉祀官，代理年幼的衍圣公孔德成主持孔府事务。右侧两名身着日军军官，姿态傲慢，是占领曲阜的日军部队代表。
1938年1月，日军第10师团攻占曲阜。为了保全孔府、孔庙及家族特权，孔令煜代表孔府向日军妥协，织了迎接日军的仪式，与日军军官合影，公开承认日军占领的合法性；
在日军占领期间，配合其统治，甚至参与了部分亲日活动，延续了历史上孔府为维护自身地位，向历代统治者（包括少数民族政权）称臣合作的传统。
武汉沦陷后，一群伪军，正和日军“联欢”，笑得一脸灿烂，像在参加一场喜庆的集会。
照片中的伪军们挤在一起，嘴角咧到耳根，眼神里满是毫无防备的狂喜。有人手里攥着日本国旗，还有人抱着衣物，完全是一副“其乐融融”的模样，仿佛忘了自己本是中国人，忘了眼前的侵略者，正在践踏自己的国土、屠杀自己的同胞。
1938年，武汉沦陷，汉奸陪着日军吃饭，一张简陋的桌子上摆满菜肴，几个日本人与陪同的汉奸围坐，桌上的碗碟里盛着丰盛的饭菜，汉奸们或赔笑或低头，姿态里满是讨好与谄媚；
后面站着的两个年轻人，像仆役一样垂手立着，眼神麻木地看着桌前的人，彼时的武汉城，早已被战火蹂躏得千疮百孔，百姓流离失所、食不果腹，而这些汉奸却在侵略者的屋檐下，和日军推杯换盏，用同胞的苦难换自己的安稳。
1900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这把象征着城门主权的钥匙，被当成“战利品”缴获。士兵拿着它得意摆拍，镜头里的炫耀姿态。
崇文门是北京内城的重要门户，锁被夺走的那一刻，清王朝连国门都守不住了。列强用枪炮踏破城墙，把城门钥匙当成战利品把玩——这把“战利品”不是武器，却是比枪炮更刺人的羞辱，它刻着旧中国主权沦丧的无力。
1900年庚子国变中，日军在天津展示从清军军营缴获的武器。镜头里的画面，道尽了清末军备的混乱。
靠墙堆着的武器里，既有抬枪这种带着明末风格的老式火器，也有汉阳造步枪，甚至还有两把当时世界上性能顶尖的温彻斯特-哈乞开斯M1883步枪。
哈乞开斯步枪以精准和稳定闻名，是当时的先进武器，却在清军中十分少见——这说明清军的装备根本没有统一制式，要么是各地督抚自行采购，要么是新旧武器混用，先进武器的数量少得可怜，更别说配套的弹药、后勤和训练了。
庚子国变里，清军看似装备了洋枪洋炮，实则是“新旧杂陈、良莠不齐”的拼凑状态。这些缴获的武器，就像一面镜子，照出了清末军备改革的虚有其表，也解释了为什么手握这些武器，却依然挡不住侵略者的脚步。
这张照片里，八国联军的美日军官，正坐在紫禁城宫门前合影。
1900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慈禧西逃，联军在京城烧杀抢掠，紫禁城也被占领。侵略者以胜利者的姿态，美日两国在此次侵略中扮演了关键角色：日本出兵人数最多，是进攻北京的主力之一；美国则以“门户开放”政策参与分赃，试图在列强博弈中扩大自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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