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帧旧影,串联起文脉坚守、文明溯源、红色信仰与时代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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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照片里,是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教授们,和周培源一家在昆明滇池边郊游的合影。

从左到右依次是周培源(抱女儿)、陈岱孙、王蒂徵、金岳霖(扶周如雁)、朱自清、李继侗(扶周如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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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昆明物价飞涨、物资匮乏,教授们常靠变卖衣物、兼职维持生计,却依然保持着对生活的热爱,邻里间互相照顾、陪伴孩子出游,这些教授们,一边在联大坚持教学、研究,一边在昆明的烟火气里生活,他们不仅培养了大批人才,也用自己的言行,为孩子们传递着从容与坚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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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广汉月亮湾燕家院子,三星堆遗址历史上第一次科学考古发掘的现场。

下方深沟里,是手持锄头、簸箕的本地民工,他们靠着最原始的农具挖掘。沟沿上,左四即为带队的葛维汉(美籍学者、华西协合大学博物馆馆长),身旁是参与发掘的中国学者;后方还有护卫人员,当时川西局势动荡,军阀割据,考古工作需要军警保障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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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广汉农民偶然在月亮湾挖出大量玉器,三星堆的宝藏首次现世。1934年,葛维汉受地方政府邀请,联合本地学者林钧儒,组建考古队,开展了三星堆有史以来第一次正式、科学的考古发掘。

这次发掘规模不大、工具简陋,仅持续十余天,出土了一批玉石器。葛维汉据此撰写考古简报,首次向学术界公布了三星堆遗存的存在,打破了“四川无古史”的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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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春节,延安,陕北人民手捧黑底金字的牌匾,敬献给毛泽东。牌匾文字从右至左书写:人民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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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1945 年,中共中央扎根延安,推行减租减息、大生产运动、军民互助,废除苛捐杂税,让陕北贫苦百姓摆脱地主压迫、吃上饱饭,翻身做了主人。短短四字,是最朴素滚烫的民心,是百姓发自内心的拥护,是人民与领袖、党与群众血肉相连的动人瞬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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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刘志丹牺牲后,子长县各界恭送他灵柩归籍的公祭大会现场。

台前挤满了穿着粗布军装、戴着八角帽的军民,他们的眼神肃穆,脸上带着藏不住的哀恸;公祭台用布幔搭建,台上的人们守着灵柩,整个场面朴素却庄重,没有刻意的修饰,全是来自底层的真诚悼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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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志丹是西北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创建者,陕北的老百姓亲切叫他“老刘”——他带着队伍在黄土沟里打土豪、分田地,让穷苦人第一次看到了希望,威望早已刻进了西北的土地里。1936年,他在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年仅33岁,消息传来,整个西北根据地都陷入了悲痛。这场公祭,是子长县各界为他送的最后一程,也是军民们用最朴素的方式,回应他“生为人民打天下”的初心。

后来,党中央为他举行了隆重追悼会,毛泽东亲笔题词“群众领袖,民族英雄”,陕甘宁边区也将保安县改名为志丹县,让他的名字永远留在了这片他用生命守护的土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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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10月,武昌起义打响,清王朝轰然崩塌,中华民国成立后,临时政府颁布法令,强制倡导断发易服,废除满清旧俗。各地官府设立义务剪辫处,免费为百姓剪辫,以最快速度推进社会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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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片里,男子正被剪下象征满清旧制的辫子,周围百姓驻足围观,神情各异。一部分人拥护革命主动剪辫;大量底层百姓受传统束缚,害怕清廷复辟而不敢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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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放战争时期,冀中解放区土地改革动员大会,大批农民聚集在户外,人头攒动,情绪激昂,他们手持横幅,从右至左书写的“實現耕者有其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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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胜利后,为巩固解放区、发动农民支援解放战争,共产党在华北等解放区全面推行土地改革,明确废除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实行耕者有其田,分到土地的农民踊跃参军、支援前线、生产粮食,为解放战争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源与后勤保障,是解放战争最终取得胜利的群众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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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渡江战役,一名解放军突击队员踩着简易的跳板,奋力纵身跃出船头,向着江岸猛冲;身后船上的战士们持枪待命、紧随跟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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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纵身一跃,跃过的不只是长江江面,更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1949年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党22年反动统治的覆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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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昆明街头,虽因滇越铁路开通开始接触近代文明,但民间市井依旧扎根于传统。

成捆堆叠、粗壮的甘蔗是画面焦点。甘蔗是云南老昆明街头是热门的时令吃食,这些甘蔗被成捆摆放在集市售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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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来人群身着长衫、对襟短褂,有人挑担、有人蹲坐整理货物、有人驻足交谈,传统木结构瓦房、带廊檐的骑楼式街市建筑,还有一座带圆顶的特色亭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