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最高法院门楣上的孔子配不配？|人文主义|伏尔泰|儒家|孔子|思想家|美国最高法院

阅读提示：法律的渊源，有东方式世俗道德的经验传统，有古希腊式民主社会的理性传统，有希伯来式宗教戒律的神权传统。美国最高法院门楣上的雕刻，将孔子与摩西、梭伦并置，或是一种创造性误读。

在美国最高法院主楼门楣的中央，雕刻着三位文化名人：左侧是颁布《十诫》的摩西，右侧是奠定雅典民主法治的梭伦，而中间是中国的孔子。孔子与摩西、梭伦并肩而立。

雕塑家麦克尼尔明确解释了他的创作初衷：“法律是文明的一个要素，美国的法律自然地继承或派生于以前的文明之中。因此，最高法院大楼的东侧门楣雕像群寓意对源自东方的基本法律和戒律的借鉴。摩西、孔子和梭伦被选为代表三个伟大的文明，形成了这个三角的中心雕像群。”

可见，设计者意图用一个简洁的三角构图，凝练地象征美国法律所承袭的三大文明支柱：东方的道德伦理、希伯来的神圣律法、希腊的民主法治。

然而，这个组合常让人疑惑：孔子，一位两千多年前的中国思想家，一位从未制定过成文法典的思想家，何以与摩西、梭伦并肩，矗立在象征美国司法最高权威的建筑之上？他“配”吗？

众所周知，摩西是《圣经》中接受上帝“十诫”的先知。他象征着法律的神圣起源、契约精神以及对绝对正义的追求，是西方法律中宗教与道德基础的化身。梭伦是雅典的立法者。他的改革奠定了西方法治、宪政和公民平等参与的传统，是现代民主立法和理性法律体系的直接先驱。那么孔子，可有什么足以相提并论的成就？

显然，孔子并非成文法立法者，甚至他还反对成文法。虽然他提出“德主刑辅”“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等思想，对东亚社会基于伦理和教化的秩序影响甚大，但若作为自然法和道德立法的象征，好像还缺少了点思想和德行份量。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穿越时空，回到18世纪的欧洲，看一场持续百年的“创造性误读”。在美国建国初期，启蒙思想家将孔子奉为“世俗圣人”，其道德哲学对美国开国元勋如杰斐逊、富兰克林等产生过影响。于是孔子作为中国文明最广为人知的代表，自然被选中来象征东方法律与道德传统。

门楣上的三位立法者，其实是一种文明的象征性选择。美国最高法院建筑建于1935年，设计者意图非常明确：他们希望归纳人类法律的三大源头。摩西代表神启律法——法律来自上帝的诫命，具有神圣性与绝对道德权威。梭伦代表民主理性立法——法律由公民共同制定，体现理性与公平。而孔子，在西方视角下，则被视为世俗道德与政治伦理的代表——法律应建立在人伦道德与政治和谐的基础上，而非宗教教条。

这种归类本身，就是一种典型的多元文化思维框架下的文明归纳。孔子在这里，不是作为具体法律条文的制定者，而是作为一种文明类型的象征符号。美国最高法院将其与摩西、梭伦并列，正是对多元法律文化渊源的尊重，体现了文明互鉴的包容性。

正如美国汉学家、美国瓦萨学院哲学教授万百安所说的那样：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把孔子列为立法先贤有点奇怪。但问题是，大多数美国人，即使是崇拜孔子的美国人，也不知道法家与儒家的区别。所以当他们想要致敬中国文明时，唯一熟悉的就是孔子。他们不清楚“礼”和“法”之间的区别，但将孔子视为道德的楷模，因此选择他来代表世界传统的一部分。

换句话来说，孔子确实充当了一个被误读的“世俗人文主义者”角色。即被视为一种基于理性与道德的世俗伦理体系，一种 “凯撒式”的非宗教的世俗秩序象征，但又区别于古希腊式的民主与理性传统。

这是美国人对孔子的一种选择性理解，是一种深刻的误读。他们甚至“重构”了另一个孔子。美国人重构了一个“政教分离”的孔子。但孔子的思想核心是 “礼治”与“德治” ，它构建了一个以家庭伦理为基础、等级有序的世俗社会规范。这与西方“凯撒的归凯撒”那种政权与宗教权力对抗、分离的世俗主义有本质不同。儒家的“天”和“天命”带有道德权威色彩，但并非人格神。美国人重构了一个“人文主义”的孔子。但西方（特别是启蒙时代）看重并放大了孔子思想中 “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等格言的普世性，将其塑造为一个理性、宽容、崇尚道德的“哲学家”形象，而有意或无意地淡化其思想中维护等级秩序、与君主制紧密结合的一面。美国人重构了一个具有符号象征意义的孔子。但在美国最高法院的语境中，选择孔子，主要不是表彰其对具体法律条文的贡献，而是象征性地承认东亚文明为人类秩序提供了另一种非宗教的、基于伦理与习俗的治理思路。这是一种高度符号化的文明致敬。

孔子形象在西方被“重塑”的关键时期，是18世纪的启蒙运动。其中，伏尔泰是最著名的“推手”。伏尔泰的书房里挂着孔子画像，他自称“孔门弟子”，甚至向孔子牌位供奉祭品。他在著作中热情赞颂孔子：“他只教授道德，从不谈论奇迹、启示或神秘……他只用理性启迪众人。”

然而，伏尔泰真的了解孔子吗？历史给出了否定的答案。

伏尔泰所读的《论语》等儒家经典，主要来自耶稣会士的翻译。这些传教士为了证明中国文明可与基督教相容，一是刻意强调了儒家与自然神论的相容性;二则有意无意地过滤了儒家思想中强调等级秩序、君臣父子的“礼制”核心;三则放大了其中“仁者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等普世道德格言与基督教的共通性。耶稣会士翻译儒家经典的目的本是为传教服务。这种背景决定了翻译必然带有选择性和过滤性。这直接导致了传到欧洲的儒家形象是一个被净化、去政治化的道德哲学体系，为后来的“误读”奠定了基础。

于是，伏尔泰手中的孔子，成了一个被精心修剪过的形象：一位只讲理性、道德，不谈鬼神的世俗哲人。这正是伏尔泰急需的“武器”。他身处反对天主教会神权垄断、批判宗教狂热的斗争中，一个来自遥远东方、非基督教背景的“圣贤”，恰好证明：一个伟大的文明可以不依靠教会神权，仅凭理性与伦理就能维持繁荣与秩序。伏尔泰需要的只是一个道德化、去鬼神而远之、去政治化的孔子符号。

伏尔泰毫不掩饰这种工具性利用。他曾写道，孔子是“高扬起的一面为理性和仁爱而战的旗帜”，是刺向宗教迷信的“锋利长矛”。他需要的不是一个真实的、复杂的孔子，而是一个能为他启蒙理想背书的符号。他热烈赞扬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黄金法则”，将其等同于普世理性，却几乎不提“礼”所维系的那个不可逾越的等级社会。——他借用的是一个被剥离了具体历史语境、高度抽象化、理想化的“文化符号”。

伏尔泰是“好学生”。他展现了思想家的战略眼光和高超的思想工具化能力。伏尔泰自称“孔门弟子”，在房中悬挂孔子肖像、供奉谷物，甚至将启蒙同道称为“孔门弟子”。这种仪式化的尊崇，更多是将孔子塑造为启蒙运动“精神领袖”的象征性行为，旨在凝聚反教权力量，而非学术意义上的思想传承。但孔子这个“老师”的形象本身是学生“建构”出来的。真正的孔子思想（强调复古和等级秩序的保守主义）与伏尔泰所倡导的进步、平等、批判旧制度的启蒙精神，在根本上存在张力。后来的黑格尔就尖锐地指出，孔子那里只有“世俗伦理”，没有“自由精神”，这其实更接近孔子思想的另一面。

但这种“创造性误读”并非孤例。包括但不止于：

伏尔泰赞扬中国是 “治理最好的国家” ，并认为孔子 “使世人获得对神的最纯真的认识” ，即只靠理性与道德，无需神的启示。

霍尔巴赫主张 “欧洲政府必须以中国为模范” ，认为中国是唯一将政治与伦理相结合的国家。

波维尔甚至认为，若各国都采用中国法律，世界将走向一个 “美妙境界” 。

这种推崇显然并非基于对儒家思想全面、客观的理解，而是出于启蒙运动自身反对教权、倡导理性的政治需要。

更为可喜的是，同一时期，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从传教士带回的《周易》太极图中，看到了阴阳爻的交替，并从中获得灵感，发展出二进制算术。他兴奋地认为，这证明了古代中国哲学已蕴含了他所追求的“普遍符号”与宇宙和谐思想。尽管后世学者指出，易经的阴阳变化与作为数学基础的二进制有本质不同，但这并不妨碍莱布尼茨完成一次伟大的哲学联想与科学创造。

更宏观地看，整个18世纪欧洲的“中国热”都笼罩在这种误读之下。启蒙思想家们将当时的清朝（康乾盛世）描绘成开明君主制、宗教宽容、官员选拔唯才是举的“理想国”。孟德斯鸠、魁奈等人都曾援引中国例子来批判欧洲的专制与世袭特权。

正如研究指出的，启蒙思想家们是“在借助想象和误读，不断地制造关于中国的完美神话，用于安放和印证自身的政治理想。”他们赞美的，其实是一个投射了自身愿望的“中国镜像”。

17-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对儒家思想的接纳，本质上是一次大规模、有选择的“创造性误读”和工具化利用。历史表明：文化传播的过程并非复刻而是伴随着刻意的创造性重构;对他者的赞美，有时更像是一面镜子，照出的并非他者而是自己的模样。

回到最初的问题：美国最高法院门楣上的孔子，配吗？

从历史事实与学术准确的角度看，或许“不配”。真实的孔子思想核心是“复礼”与“仁政”，其维护宗法等级秩序的一面，与摩西律法的神圣性、梭伦改革的平等取向，存在深刻张力。将他简单归类为“世俗立法者”，是对其复杂思想的简化。

但从文化传播与象征意义的层面看，他又“配”。这个位置恰恰记录了东西方文明相遇时一段深刻的历史互动：西方在自身转型的关键时期，从东方文明中主动选择、阐释并吸收了他们认为有价值的元素，用以丰富和批判自身的传统。孔子雕像的存在，本身就是全球化早期思想流动的一个纪念碑。

“创造性误读”是人类文化交流的常态。它往往不是出于恶意，而是源于接受者自身的文化需求、认知框架和时代局限。这种误读有时能碰撞出惊人的思想火花，如启蒙运动对儒家资源的利用，客观上促进了欧洲的世俗化与理性化进程。

然而，其陷阱也同样明显：将一种深邃复杂的文明简化为几个符合自身口号的符号，忽视其内在的矛盾与历史语境。将他者文化仅仅视为证明自身正确的“工具”，而非真正对话、理解的对象。最终，这种误读可能反过来强化对方的一种无意识的“文化傲慢”——在他人的赞美中，完成自我文化的光荣伟大正确的叙事。

今天，当我们凝视最高法院门楣上的孔子雕像，它提出的真正问题或许是：在日益紧密的全球对话中，我们能否超越“创造性误读”的初级阶段？能否在欣赏文化符号的同时，更深入、更全面地理解符号背后的复杂历史与真实生命？

孔子配不配站在哪里，答案已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能否从他穿越时空的凝视中，学会一种更谦卑、更努力的理解——不是将他作为我们观念的工具，而是真正学会相互倾听。

好学生转益多师，坏老师洋洋自得。回顾西方启蒙运动，伏尔泰对孔子其实不怎么了解。如果真的了解孔子所主张的等级礼制，恐怕他死也不肯同意。伏尔泰只是借用域外文化的世俗文化符号，来反对当时的天主教会的教权而已。光看翻译的《论语》，会认为孔子蛮有人文主义的。伏尔泰挂孔子像，不是说明孔子有多了不起，而是伏尔泰善于学习。伏尔泰希望借助理性之刀能瓦解宗教教条，但不一定希望瓦解上帝信仰。伏尔泰只是痛恨教权，而并不反对上帝。18世纪欧洲翻译的中国典籍显然不太靠谱，大部分都是多手转译。用自然理性来描述孔子，和事实也相去甚远。作为“孔门弟子”的伏尔泰，产生于一种“创造性误读”。莱布尼茨等人也基于对太极图的阴阳误读发明了二进制。但并非真的说明《易经》可以与二进制画等号。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并非值得炫耀之事。

思想的旅行，总是伴随着翻译与变形，而正是这些变形，常常成为思想产生历史力量的瞬间。美国最高法院门楣上的孔子，伏尔泰书房里悬挂的孔子画像，这两个形象，都不是历史上的孔子。莱布尼茨书房里的太极图，也不是原初意义的太极图。但都成为了西方人在特定历史阶段，用以反思自身、构建自身的强大文化符号。

西方人多次借助外来和尚深化对世界的理解，而东方人则习惯借助外来和尚神化本民族文化符号。前者值得学习，后者则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狂妄自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