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几乎没有哪位政治人物像受过办公室助理培训、如今担任劳动部长的巴贝尔·巴斯这样，招来如此多的讥讽。这种居高临下的轻蔑，并非今天才有。
这是当下最“标准”的政治观点是什么？不妨试着概括一下：巴贝尔·巴斯是改革的绊脚石，是一个活在过去的社会民主党人，是一次错误的人事安排。
对这种说法，恐怕很少有人会当面反驳，更多人只会在交谈中心领神会地点点头：对，对，巴斯，我也读到了。毕竟，这样的判断正以“德国速度”被不断敲进各类评论栏。随手翻看过去几天的说法：巴斯患上了“严重的概念混乱”
但恰恰是在所有人都如此一致的时候，反而值得仔细看一看。因为从这件事里，可以看出政治与公众舆论之间的一种关系。
围绕巴贝尔·巴斯的争议，始于去年12月。当时，这位劳动部长在雇主日活动上发表讲话。
面对在场企业家，她主张推动一项法律：国家订单只能交给那些不给员工发放低薪的企业。“哦，天哪”，大厅里立刻传来这样的声音。“是啊，哦，天哪。”巴斯有些发懵地回了一句。随后她解释说，联邦政府已经就稳定养老金水平达成一致。这项措施不会给缴费者增加负担，因为资金将来自税收。
这句话在事实上完全正确。但雇主们却当场嘲笑巴斯。会场里清晰可闻、持续不断地响起起哄声。如果今天再去看那段活动视频，仍能看出巴斯当时有些乱了阵脚。过了一会儿，她低声说：“这根本不好笑。”
一周后，巴斯在社民党青年团联邦大会上表示，那一刻对她来说是一次“关键经历”。她提到那些“穿定制西装的男人”嘲笑她，而她当时想到的，是“那些辛苦工作了一辈子”、如今依赖养老金生活的人。
巴斯说，这个国家真正的裂痕，不在“年轻人与老年人之间，而在穷人与富人之间；在那些需要安全感的人，与那些把这种安全感视为可以讨价还价的人之间”。她还说，也正是在那个瞬间，她明白了“我们真正该和谁斗争”。
随后，愤怒才真正全面爆发。雇主协会主席称巴斯“缺乏尊重”，基民盟议员要求她辞职。《南德意志报》则写道，巴斯的表现就像“杜伊斯堡－下莱茵地区服务业工会分会的执行负责人”。
从这段插曲中，至少可以看出巴贝尔·巴斯两方面的政治本能。第一，她确实有一种倾向：在党内活动上说出一些迎合掌声的话——这对顶层政治人物来说，未必是优点。几个月前，她也曾在社民党青年团的场合说过，如果总理声称现有形态的福利国家已无法继续负担，那就是在说“胡话”。
第二，只要她觉得所谓“小人物”可能要吃亏，她就会本能地站到他们一边。这当然是她的政治职责，但又不止于此。
巴斯的父亲是公交车司机，母亲是家庭主妇。她在一个有五个兄弟姐妹的家庭中长大。巴斯曾讲过，小时候她和家人一起出门时，别人会说：“那帮穷酸货来了。”父母分开后，这个家庭一度依赖国家救助。
在德国政坛高层中，她是极少数不仅从理论上了解福利国家的人。对很多人来说，福利国家意味着成本、意味着繁琐官僚；但对她来说，这也是切身经验，比如家里连买一台新洗衣机的钱都拿不出来的时候。
毕业后，巴斯在杜伊斯堡交通公司做办公室助理，之后接受培训，成为社会保险事务专员，很早就投身工会，较晚才进入一所行政学院学习。如今，她已是联邦部长。这是一个非常“社会民主党式”的人生故事。
像这样一位政治人物，当别人想削减那些曾经让她得以上升的福利时，她会本能地——姑且用这个词——“踩刹车”，这难道令人意外吗？她在5月1日高声说，把福利国家仅仅描述成成本负担、描述成一种单纯的施舍姿态，是“蔑视人的”，这难道令人意外吗？而当“穿定制西装的男人”在公开场合嘲笑一位受过办公室助理培训的女性时，她把这看作一种带有阶层意味的权力展示，这又有什么可奇怪的？
是的，巴斯有时说话并不那么圆熟。她自己也曾说过，自己有一种“会突然甩出一句话”的倾向。压力一大，她有时会选错词。
比如前不久，她说“我们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不存在移民涌入”。这显然是一句错误的话，后来她不得不再作修正。但在那之前，这句话已经引发了巨大的风波。
评论员纷纷写评论，事实核查者接连做核查，政客们则列出数据，说明有多少寻求庇护者在领取公民津贴——答案是，很多。
不过，这些内容其实也都能在巴斯大量的采访和演讲稿中找到。她在那里同样引用了这些数字，也非常具体地讲述过，寻求庇护者骗取社会福利的行为，如何严重冲击了她的家乡杜伊斯堡。
那么，为什么公众面对巴斯时，总倾向于先假定她是真的不懂？为什么人们的第一反应，总是觉得她要么智识水平不够，要么已经脱离现实？
但贝克主张缓和“议程改革”，倡导设立最低工资，并主张让年长失业者更长时间领取一级失业金。《明镜》随后写道，贝克这是在埋葬社民党作为“进步政党”的理念。他对现实视而不见，不愿承认那些“痛苦”，是一个复旧者，是一个活在过去的人。
但从事情本身看，后来历史证明贝克是对的。他当年主张的大多数“议程修正”，后来都由一位基民盟总理付诸实施。
前包裹投递员萨斯基娅·埃斯肯也有过类似经历。围绕她，同样充满了嘲讽：她那种生硬的表达方式，还有——好笑，好笑——“此前担任巴登－符腾堡州家长委员会副主席这一高位经历”。
而这位“古怪老太太”提出的想法，也大多被视为——没错——“脱离现实”。比如，她曾提议设立5000亿规模的特别基金，用于基础设施和教育建设。那是2018年的事。7年后，这也成了基民盟的立场。
受过电气机械师培训的贝克、做过包裹投递员的埃斯肯、当过办公室助理的巴斯——他们都以工人身份成为各自政党的主席，随后亲身体验了所谓公共辩论究竟是怎样运作的：20年来，人们一直抱怨社民党已经变成一个学院派政党，只剩教师和律师，失去了与普通人的联系。
可如果真有一位工人出身的女性为体面的养老金发声呢？她会被嘲笑。一个工人出身的政治人物反对“议程改革”呢？他就成了“乡土气”的代表。要是他们的演讲感染力也就和德国普通党代会发言者差不多？那就更简单了：这就是那个“不会说话的小人物社民党”。
说到“小人物”，最近人们谈了很多，说自由派建制派的那种居高临下必须尽量避免，否则只会把这些“小人物”进一步推向右翼。
可如果这些“小人物”不在德国选择党，而是在社民党；如果他们竟然还敢对所谓“改革”持不同看法——那么，某种意义上，轻蔑他们的许可就会被正式发放。至少今天如此，20年前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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