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张银行卡是在站台上给我的。

我至今记得那个站台的样子——县城老火车站，水泥地裂了好几道缝，缝隙里长出些瘦黄的草，风吹过来的时候那些草就瑟瑟地抖，像在害怕什么似的。绿皮火车还没进站，站台上稀稀落落站了些人，有人扛着蛇皮袋，有人抱着孩子，有人蹲在地上抽烟。我妈站在我旁边，眼圈红红的，手一直攥着我背包的带子不放，像是攥住了带子就能攥住我的人一样。

“到了那边好好吃饭，别省钱，冷了就多穿件衣服。”她翻来覆去就是这几句话，声音哑哑的，像是头天晚上哭过。

我说知道了，让她回去吧，别等了。

我妈不走，踮着脚往候车室的方向张望，嘴里念叨着：“你爸怎么还没出来？买个东西买这么久。”

我说他不是我爸。

我妈的脸色僵了一下，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最后只是叹了口气，把手从我背包上放了下来。那声叹息在十一月的冷风里很快就散掉了，像一口哈出去的白气，还没落地就不见了。

我叫沈屿洲，那年十九岁，考上了省城的一所大学。不是什么名校，但对县城中学来说已经算是好成绩了，红榜贴在校门口，我的名字写在第一个，后面跟着“全省第一百二十七名”的标注。班主任拍着我的肩膀说沈屿洲你出息了，我笑了笑，心里想的是，我终于能离开那个地方了。

那个地方叫柳溪镇，名字好听，山也好，水也好，但我在那里过的日子不好。

我八岁那年，亲爸骑摩托车去县里进货，在盘山公路上跟一辆拉煤的大货车迎面撞上了。人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没了，我妈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厨房里炒菜，锅铲掉在地上，油溅了一地。我蹲在客厅里拼一辆四驱车，听见她发出一声我从没听过的声音，像什么动物在嚎。

那之后的日子像一块被掰碎了的饼干，怎么拼都拼不回原来的样子。

我妈一个人带了我两年，在镇上的服装厂踩缝纫机，一个月挣八百块，还要还亲爸生前欠下的债。日子过得紧巴巴的，她的脸上再也没有笑模样，三十出头的年纪就有了白头发。亲戚们开始劝她再找一个，说你一个人苦死也撑不起这个家，沈屿洲还小，总得有个男人撑着。

我妈犹豫了很久。她不是那种有主见的人，从来都不是。嫁给我爸是她爹做的主，我爸死了以后，她的主心骨就没了，什么事情都要问别人。我姥姥说再找一个吧，她就去相亲了。

那个男人叫赵德海，是隔壁镇的，在镇上开了个摩托车修理铺，个头不高，肩膀倒是宽，两只手上全是机油洗不掉的黑印子。他老婆早年跟人跑了，留下一个比我大三岁的儿子，叫赵鹏。相亲那天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说话声音不大，看起来老老实实的。我妈觉得人还行，认识不到四个月就领了证。

办酒席那天，我在院子里跟几个小孩抢鞭炮，赵德海走过来，蹲在我面前，从兜里掏出一把糖塞进我手里。他的手粗糙得像砂纸，糖纸上沾了机油的味道。他冲我笑了一下，露出一颗缺了角的门牙，说：“以后我就是你爸了。”

我没接话，把糖揣进兜里就跑了。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赵德海。后来我花了很多年才明白，他那天冲我笑的那一下，大概是他对我最有耐心的一刻了。

刚住到一起的时候，日子还算太平。我妈脸上又有了笑模样，赵德海的修理铺生意不错，家里终于不用为吃饭发愁了。赵鹏比我大三岁，不怎么爱说话，我们俩睡一个房间，一人一张床，中间隔着一张旧书桌，井水不犯河水。

变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大概是从我九岁那年，赵德海的修理铺出了事。他修一辆摩托车的时候，那车没停稳，倒下来砸在他腿上，小腿骨折，在医院躺了两个月。那两个月里铺子关了门，进项断了，家里的积蓄全花在了医药费上。我妈又开始了省吃俭用的日子，只是这回她脸上没有以前那种咬牙硬撑的劲儿了，因为她身边有了一个躺在床上的男人，而那个男人的脾气随着伤口的疼痛一天比一天坏。

赵德海出院以后腿是保住了，但走路有些瘸，干不了重活。修理铺重新开了张，但生意大不如前，因为别人嫌他腿脚慢，不愿意等。他开始喝酒。

一开始是晚饭的时候喝两盅，后来变成中午也喝，再后来早上一睁眼就摸酒瓶子。镇上的散装白酒便宜得跟水一样，他让赵鹏拿塑料桶去打，一打就是十斤，喝不了几天就见了底。喝醉了就骂人，骂以前的老婆是破鞋，骂我妈是扫把星，骂赵鹏是废物点心，骂我是拖油瓶。骂完了倒头就睡，鼾声大得像打雷。

那时候我还小，被骂了就躲进房间里，把被子蒙在头上。赵鹏躺在床上翻他的武侠小说，眼皮都不抬一下，像是早就习惯了。他比我大三岁，在赵德海的骂声里多活了三年，大概已经练出了一层茧子。

后来骂不过瘾了，开始动手。

第一次挨打是在我十岁那年冬天。起因是一件小到不能再小的事——我放学回家忘了买盐。赵德海让我顺路带一袋盐回来，我光顾着跟同学在路边打弹珠，把这事忘了个干净。回到家，赵德海瘸着腿从厨房里出来，问我盐呢。我说忘了。他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不是愤怒，比愤怒更可怕，是一种带着酒意的、毫无来由的恶意。

他转身从门后面抽出那根挑水的扁担，朝我抡过来。扁担是竹子做的，使了很多年，表面磨得又光又滑，打在人身上发出一声闷响。我记得那声音一点都不脆，闷闷的，像是敲在一截木头上。

我被打懵了，站在那里一动不动。第二下落在肩胛骨上的时候我才想起来跑，但已经晚了。他瘸着腿追我，我绕着院子里的水缸转圈，最后还是被堵在了墙角里。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后背上鼓起了好几道血檩子，火辣辣地疼，翻不了身，只能趴着睡。赵鹏打着呼噜，我妈在隔壁房间里一点动静都没有。

她不是不知道。

她当然知道。后来我听见她起来上厕所的动静，听见她的脚步在门口停了一下，又走远了。那扇门始终没有推开。

那天晚上，我趴在那张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拿被角堵住嘴，不让自己发出声音。窗外的月亮很圆，银白的光从窗帘的缝隙里漏进来，落在赵鹏床边的武侠小说上。我盯着那本书看了很久，心里想，如果亲爸还活着就好了。

就这一个念头，来来回回的，像一根生锈的钉子扎在脑子里。

那根扁担，在后来的日子里又落下来很多次。十三岁那年我在学校里跟同学打架，被叫了家长，赵德海在学校办公室里当着老师的面给了我一个耳光，打得我耳朵嗡嗡响了半天。老师站起来拉他，他说这是我们家的事，你少管。我妈站在走廊里，低着头看自己的鞋尖，从头到尾没有走进来。

十四岁那年过年，赵德海让我给赵鹏磕头拜年，说赵鹏是哥哥，得有规矩。我不肯，他一脚踹在我腿弯上，我扑通一声跪了下去，膝盖磕在水泥地上，疼得眼泪直冒。赵鹏坐在沙发上嗑瓜子，看都没看我一眼。

十五岁那年中考前夕，他喝醉了，把我按在院子里用皮带抽。理由是我吃了他给赵鹏留的猪头肉。那天晚上我跑出了家门，在镇上的桥洞里蹲了一整夜。天快亮的时候我妈找来了，手里拎着一件外套，站在桥洞口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半天，说了一句话。

“回家吧。”

我问她为什么不离婚。

她没回答，只是把外套披在我身上，拉着我往回走。她的手很凉，凉得像是冬天的河水。

我想恨她，但恨不起来。她也是苦命人，一辈子没为自己活过。先是被我姥爷安排了一桩婚事，嫁给了我爸，没过几年好日子就成了寡妇。然后又被人安排了一桩婚事，嫁给了赵德海，没过几天安生日子就成了一个酒鬼的出气筒。她这辈子都在被安排，从来没有过选择。我猜她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想过什么日子，因为从来没有人问过她。

但我还是怨她。怨她没有推开那扇门，怨她没有在我最需要她的时候站出来。这种怨不是恨，比恨更复杂，里面还掺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疼，就像你看到一只被雨淋透了的麻雀，你知道它可怜，但你也气它为什么不飞走。

转机出现在我十六岁那年秋天。

那一年赵德海查出了肝硬化。是喝酒喝的，医生说他再喝下去活不过三年。他戒了三个月的酒，家里安静了三个月，像过年一样。但三个月以后他又开始喝了，偷偷摸摸地喝，把酒藏在修理铺的工具箱里，藏在院子里的水缸后面，藏在厕所的水箱上头。我妈把酒瓶子找出来摔了，他就打她。

那是我第一次对他还手。

他揪着我妈的头发往墙上撞的时候，我从厨房里冲出来，一把推开了他。他瘸着腿后退了两步，撞在饭桌上，桌上的碗筷哗啦一声全掉在地上。他愣了一下，没想到我会动手。愣过之后他的脸涨得通红，抄起桌上的搪瓷缸子朝我砸过来。我躲开了，搪瓷缸子砸在墙上，搪瓷碎了一块，露出底下黑铁的底色。

“小兔崽子，长本事了！”他吼着朝我扑过来。

那场架打得不算好看。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和一个瘸了一条腿的中年醉汉扭打在一起，最后两个人都摔在地上，我骑在他身上，举着拳头，浑身都在发抖。他的眼眶青了一块，嘴角破了皮，流了一点血，混着他脸上的汗和油垢，脏兮兮的。

“你再碰我妈一下，我就杀了你。”我说。

那是十六岁的沈屿洲能说出来的最狠的话了。可笑的是，这句话说出口的时候我的声音是抖的，眼泪是流的，举着的拳头也抖得不成样子。但赵德海躺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气，居然没有还嘴，也没有还手。他歪着头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奇怪的东西，不是愤怒，也不是害怕，更像是一种突然的清醒。

他从地上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走进了自己的房间，把门关上了。

我妈站在墙角，头发乱成一团，脸上全是泪，看着我，嘴唇直哆嗦。我以为她要说什么，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蹲下来捡地上的碎碗碴子。我过去帮她，她低着头不看我，但我看见她捡碴子的手在发抖。

那时候我已经快一米八了，站着比她高整整一个头。我蹲下来的时候看见她头顶的白发比两年前多了好多，密密麻麻地藏在黑发底下，像冬天里落在煤堆上的雪。

那天晚上，赵德海的房间里传出他的吼叫声，吼的内容含含糊糊的，听不清，像是在骂什么人，又像是在哭。我妈坐在客厅的椅子上，一夜没睡。

我也没有睡。我躺在床上，看着天花板上被雨水洇出的水渍，心里想，我要考出去。

考出去，离开这个镇子，离开这个家，离开赵德海，离开那个永远沉默的母亲。考得越远越好。

那之后，我像变了一个人。上课不再走神了，放学不再跟同学疯跑了，每天晚上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做题，做到半夜一两点是常事。赵鹏嫌我开灯影响他睡觉，搬到了另一个空房间去住。我乐得清静，把那张旧书桌全占了过来，堆满了课本和卷子。

赵德海没有再打过我。不是因为他良心发现了，而是因为他打不动了。肝病让他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脸色蜡黄蜡黄的，肚子却越来越鼓，两条腿细得像麻秆。他照样喝酒，但喝得少了，不是不想多喝，是喝多了就吐，吐完了就趴在马桶边上大口大口地喘气，像一条被扔上岸的鱼。

我妈劝他去医院，他不去，说医院都是骗钱的。我知道他不是不信医院，他是心疼钱。或者说，他知道自己是什么病，也知道治不好，索性不治了。

他不再打我了，但嘴没有闲着。他骂我不如赵鹏懂事，骂我花他挣的钱念书，骂我考不上大学还得回来跟他一起修摩托车。我不理他，他骂他的，我做我的题。我已经学会了一边听骂声一边做数学卷子的本事，那些脏话像窗外的雨声一样，从左耳进去，从右耳出来，不留痕迹。

高二那年，我在县里的统考中考了全县第一。成绩出来那天，班主任在班上表扬了我，还让全班同学给我鼓掌。那天晚上我回到家，把成绩单放在饭桌上，赵德海看了一眼，没说一个字，把成绩单推到一边，继续吃他的饭。我妈倒是很高兴，但她高兴的方式很克制，只是多给我夹了两筷子菜，说了句“好好努力”。

我低头吃饭，心里想，你们等着吧。

高三那一年是我这辈子最苦的日子。县中的高三早上六点早自习，晚上十一点下晚自习，回家还要再学两个小时。我每天睡不到五个小时，眼睛熬得通红，手上握笔的地方磨出了厚厚的茧子。有一次上着课忽然流了鼻血，滴在卷子上，把一道大题的血迹全洇花了，老师吓了一跳，让我去医务室。我没去，拿卫生纸堵着鼻子继续做。

我不能停下来。停下来就会胡思乱想。胡思乱想就会想起赵德海，想起那根扁担，想起那个在桥洞里蹲了一夜的十五岁少年。

高考那两天，我不让我妈送，自己骑自行车去的考场。考完最后一科英语出来，天上下着小雨，我骑车路过镇上的桥，停下来，在桥边站了很久。河水涨了些，浑浊的泥汤裹着树枝和垃圾往下游翻滚。我看了好一会儿，然后把自行车掉了个头，回了家。

赵德海坐在客厅里喝酒，看见我回来，抬头看了我一眼，问：“考得怎么样？”

这是十一年来他第一次问我学习的事。我愣了一下，说还行。他哦了一声，继续喝他的酒。

出成绩那天，我查完成绩，从学校一路跑回家。我妈在厨房里做饭，赵德海在修理铺里给人补胎。我站在院子里大声喊：“我考上了！六百三十一分！全省第一百二十七名！”

左邻右舍都听见了，纷纷探出头来看热闹。我妈从厨房里冲出来，手里还拿着菜刀，脸上又是汗又是泪，抱着我不撒手。赵德海从修理铺里一瘸一拐地走出来，手里拿着一个扳手，站在铺子门口朝院子里看了一眼，没说话，又转身回去了。

那天晚上我妈做了好几个菜，红烧排骨、糖醋鲤鱼、蒜蓉油麦菜，都是我爱吃的。赵德海难得地没有喝酒，坐在饭桌上，闷头扒饭，一句话也不说。赵鹏已经在外地打工了，不在家。饭桌上只有三个人，安静得像在开追悼会。

“老赵，”我妈小心翼翼地开口，“屿洲考上大学了，省城的，学费……”

“知道了。”赵德海打断她，把碗重重地放在桌上，“我有数。”

我妈不敢再问了。

那之后的日子里，赵德海变得很奇怪。他不再骂我了，甚至不怎么说话了。每天就是闷头在修理铺里干活，从早干到晚，瘸着一条腿蹲在地上给人修摩托车，一蹲就是好几个小时。偶尔抬头看我一眼，眼神里带着一种我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

有一回我半夜起来上厕所，经过院子里，看见修理铺的灯还亮着。我走过去看了一眼，赵德海坐在一堆零件中间，手里拿着一个账本，一支铅笔头夹在耳朵上，正对着那些密密麻麻的数字发呆。那盏昏黄的灯泡悬在他头顶上，照得他头顶稀疏的头发一根一根的，像秋天里枯了的草。

他老了。

虽然他打我那些年我也不觉得他年轻过，但那一刻我确实意识到他老了。他头发白了，背驼了，肚子因为肝腹水鼓得不像样子，两条腿却细得皮包骨头。他的手还是那么粗糙，但已经没有当年握扁担的力气了。他翻账本的动作很慢，像个老人在数自己的余粮。

我站在黑暗里看了他一会儿，忽然想起八岁那年他蹲在我面前给我糖的样子。那颗缺了角的门牙，那时候就缺了。这么些年一直没有补。

我没有叫他。转身回了房间。

录取通知书是八月初到的，一所省城还不错的大学，专业是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我把通知书放在桌上，我妈拿着看了又看，眼泪滴在红色的封面上，赶紧拿袖子去擦。赵德海没有碰那张通知书，只是远远地看了一眼，然后瘸着腿出了门。

晚上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拎着一袋苹果。他把苹果放在桌上，对我妈说了句“给孩子带着路上吃”，然后就进房间了。

我妈看着那袋苹果，愣了好一会儿。结婚十一年，赵德海主动买东西回家，这是第二回。第一回是他刚娶我妈的时候，买过一条鱼。

剩下的半个月过得飞快。我妈给我置办行李，新买了被褥和洗漱用品，还给我买了人生中的第一双运动鞋。以前我穿的鞋都是集上买的胶鞋，十几块钱一双的那种，底薄，踩在水里脚底板凉得刺骨。这双运动鞋花了八十块，我妈说上大学了不能太寒酸。

赵德海什么都没说，每天照常干活。但我注意到修理铺的灯亮得越来越晚了，有时候半夜两三点还亮着。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也不想知道。我只想快点离开，越快越好。

走的那天是个阴天，灰蒙蒙的云压得很低，像是要下雨又一直没下。早上起来，我妈已经做好了早饭，小米粥、煮鸡蛋、两个馒头，还有一碟腌萝卜。我坐在饭桌前吃，赵德海在院子里走来走去，一会儿去看看我的行李，一会儿去看看天，一会儿又瘸着腿走到巷子口张望一下。我妈叫他进来吃饭，他说不饿。

去火车站要坐一个小时的汽车。赵德海说他送，我妈也说送，三个人大包小包地挤上了开往县城的中巴车。一路上没有人说话，赵德海坐在我前面一排，我能看见他后脑勺上花白的头发茬。

到了县里，换乘公交去火车站。赵德海走路慢，瘸着腿跟不上我们的步子，我和我妈在火车站门口等了他好一会儿，才看见他一瘸一拐地从公交站台那边走过来，额头上全是汗。他手里多了一个红色的塑料袋，里面鼓鼓囊囊的不知道装了什么。

“你买什么了？”我妈问。

“没什么，给孩子路上吃的。”他说，把塑料袋塞进我的背包侧兜里。

候车室里人很多，到处都是送别的人。我妈拉着我的手又叮嘱了一遍那些话——好好吃饭、别省钱、冷了加衣服、跟同学搞好关系、别跟人起冲突。她说着说着又哭了，拿袖子擦眼睛，眼角的纹路被泪水浸得发红。

赵德海站在她旁边，双手插在裤兜里，一言不发。

检票开始了，我背起背包往检票口走。走了几步回头看了一眼，我妈站在原地朝我挥手，赵德海还是那个姿势，双手插兜，脸上的表情我读不懂。

我过了检票口，往站台走的时候，身后忽然传来一阵急促的、一瘸一拐的脚步声。我回过头，看见赵德海从后面追了上来，他的瘸腿让他跑起来的姿势很别扭，一摇一晃的，像一只断了翅膀的鸟。他在人群里挤过来，额头上全是汗，气喘得很厉害。

“等一下！”他喊了一声。

我停下脚步。

他走到我面前，和我面对面站着。我已经比他还高了，他得微微仰头才能看见我的脸。这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他比我矮，以前总觉得他很高大，像一堵怎么翻都翻不过去的墙。但此刻他站在我面前，只是一个矮矮的、驼了背的、面色蜡黄的老人，脖子上的皮肤松松地垂下来，喉结在松弛的皮肤下一上一下地滚动。

他伸手进夹克的内袋里摸了好一阵子，从里面掏出一张银行卡。

“这个给你。”他把卡塞进我手里，动作很僵硬，像是在做什么他不擅长的事情，“密码是你生日。”

我低头看着那张卡，一时没反应过来。那是一张普通的农业银行卡，绿色的卡面上印着麦穗的图案。我抬头看他，他已经别过脸去了，不看我，而是看着旁边的铁轨。

“里面有五万块钱。”他说，声音干巴巴的，像是在念一段背了很久的台词，“是你上大学的学费和生活费。不够的话……再打电话。”

说完，他转身就走，一瘸一拐的，比来的时候走得更快，像是怕我追上去把卡还给他似的。走了几步，他又停下来，回过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不是温情，不是歉疚，而是一种很复杂的东西，像是一个人在离开之前想说什么又说不出口。

然后他走了，消失在候车室的人群里。

站台上，我攥着那张银行卡，站了好一会儿。广播里催了好几遍“送站人员请离开站台”，我都没动。我低头看着那张卡，卡面的边角有些磨损，看得出不是新办的，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了。卡背后贴着一小截胶带，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地写了几个字——921016。那是我生日的后六位。

绿皮火车轰隆隆地进了站，风卷起站台上的灰尘和纸屑。我被人群推搡着上了车，找到自己的座位坐下来。靠着窗户，我把背包放到行李架上，坐好。火车开了，窗外的县城一点一点往后退，我妈还站在站台上朝我挥手，身影越来越小，小到变成一个小黑点，最后消失在一片灰蒙蒙的天色里。

我拆开赵德海塞进背包侧兜的红色塑料袋。里面是一袋煮好的茶叶蛋，用食品袋裹了好几层，还温温的。茶叶蛋旁边塞着两包苏打饼干和一瓶矿泉水，还有一包我小时候爱吃的牛轧糖，糖纸都粘在一起了，不知道他在哪个小卖部翻出来的。

我把塑料袋重新系好，放回背包里，然后低下头，把脸埋进掌心里。

火车一路往南开，车轮在铁轨上发出有节奏的哐当声。窗外的景色从县城变成了田野，又从田野变成了山峦，天色渐渐暗下来，远处的村庄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

我想起了很多事。

想起八岁那年赵德海蹲在我面前给我糖的样子。

想起九岁那年他住院，我去医院看他，他躺在病床上冲我笑，说等他腿好了带我去捉鱼。

想起十岁那年冬天，那根扁担落在我背上，闷闷的一声响。我妈的脚步在门外停了一下，又走了。

想起十三岁那年他在学校办公室里当着老师的面打我耳光。

想起十四岁那年除夕，他把我踹跪在水泥地上，膝盖磕出了血。

想起十五岁那年我在桥洞里蹲了一夜，我妈来的时候穿着拖鞋，脚趾头冻得通红。

想起十六岁那年我把他推倒在地，举起拳头的时候浑身都在发抖。

想起十七岁那年我考了全县第一，他把成绩单推到一边继续吃他的饭。

想起十八岁那年高三，我每天只睡五个小时，眼睛熬得通红，他什么都没说过。

想起十九岁那年夏天，他拎着一袋苹果回来说给孩子带着路上吃。

想起今天，他一瘸一拐地在站台上追上我，从夹克内袋里掏出这张卡，说密码是我生日。

五万块钱。

我不知道这五万块钱他是怎么攒出来的。摩托车修理铺的生意半死不活的，镇上的人越来越少，骑摩托车的更少了。他一个瘸了腿的人，一天能接几个活？换一次机油十块钱，补一个胎三块钱，大修一次也就挣个三四十。五万块钱，他得蹲在地上给人补多少个胎？得熬多少个半夜亮着灯的修理铺？得在那个破旧的账本上划多少道道？

我不知道。他也不打算告诉我。

火车在黑夜里穿行，车厢里的灯亮起来，惨白的光照在每个人的脸上。对面的中年男人已经睡着了，张着嘴打鼾。过道那边一个母亲在哄小孩吃饭，小孩闹着不肯吃。有列车员推着小车走过来，吆喝着啤酒饮料矿泉水。这一切都是那么寻常，寻常到让人觉得不真实。

我把那张银行卡翻过来，看着背面那一小截胶带上歪歪扭扭的数字——921016。

他记了我的生日。

不是存在手机里，不是写在日历上，他是记住了。就像记住修理铺里每一个零件的规格、记住摩托车发动机每一个螺丝的位置一样，把我的生日记在了脑子里，然后去银行办了这张卡，设了这个密码。

他是什么时候开始攒这笔钱的？是从我考上高中那年开始的，还是从我跟他打了那一架之后开始的，还是更早？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攒对他的恨，把那些恨一笔一笔记在心里的小账本上。而他也一直在攒，攒的不是恨，是钱，一笔一笔存在这张绿色的农业银行卡里，密码是我的生日。

火车哐当哐当地往前开，我靠在车窗上，玻璃冰凉的触感贴在额头上。窗外的夜色浓得化不开，偶尔闪过一两点灯火，像是谁在黑暗里点了一根火柴，亮了一下又灭了。

我想起高一那年，语文老师让写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父亲》。我交了白卷。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问为什么，我说我不会写。老师说你怎么可能不会写，我说我家没有父亲。老师沉默了一会儿，让我走了。

如果现在让我写那篇作文，我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写。因为那个人，我不知道该叫他什么。他不配做父亲，但也不只是一个“继父”。他打过我，骂过我，在我童年里留下了数不清的淤青和噩梦。但也是他，在那些年里养活了我，供我读了书，在最后的最后，塞给我一笔钱，说了句“密码是你生日”。

这笔钱算什么？补偿？歉疚？还是一种迟到了十一年的承认？

或者什么都不是。他只是觉得，这是他该做的。

火车经过一片城市的时候，窗外忽然亮了起来。路灯、车灯、霓虹灯，五颜六色的光把车厢里照得忽明忽暗。我借着这些光又看了一眼那张银行卡，然后把它放进了钱包最里面的夹层里，和身份证放在一起。

对面的大叔醒了，迷迷糊糊地看了我一眼，又闭上眼继续睡。列车广播里播报着下一站的站名，声音在车厢里回荡，显得空空荡荡的。

我拿出手机，翻到赵德海的号码。通讯录里给他的备注是他的名字——“赵德海”。我看着这三个字看了很久，然后退出了通讯录，没有打电话。

我不知道该跟他说什么。

说谢谢？那太轻了，轻得压不住十一年的委屈。说我不需要你的钱？那太假了，我需要这笔钱，他知道我需要。说过去的就过去了？那太虚伪了，有些事不是一句“过去了”就能过去的。

所以我没有打电话。我把手机收起来，靠在座椅上，闭上眼睛。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里我回到了柳溪镇的那座小院子里，院子里的水缸还在，地上晒着玉米，修理铺的门开着，里面的灯亮着。赵德海蹲在地上，背对着我，正在捣鼓一辆摩托车的发动机。他的背影像一座山，跟小时候我坐在门槛上看他干活时的背影一模一样。

梦里我张了张嘴，想叫他。但那个称呼卡在喉咙里，怎么都出不来。

我就那么站着，看着他的背影，一直站到天亮。

火车到站的时候是第二天中午。省城的天气比柳溪镇暖和了不少，阳光明晃晃地照在出站口的台阶上，到处都是接新生的横幅和举着牌子的学长学姐。我背着那个磨得发白的旧背包，手里拎着蛇皮袋，站在出站口茫茫然看了一圈，一个学姐热情地走上来，问我是哪个学校的，我说了校名，她笑着说就是这里，跟我来。

我跟着她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出站口的人海。当然没有赵德海，也没有我妈。省城离柳溪镇六百多公里，他们来不了。但我站在那里回头的那一瞬间，心里还是空了一下。

接下来的日子像被按了快进键。新生报到、分宿舍、领军训服、开班会，一桩事接着一桩事，忙得脚不沾地。宿舍六个人，五个是本省的，还有一个跟我一样从下面县里考来的，叫刘磊。刘磊是农村的，家里种地，报到那天他爸送他来的，背了一个比他个头还大的蛇皮袋，里面装的全是自家种的花生和红薯。他爸临走的时候拉着刘磊的手说“好好念书”，眼眶红红的。刘磊送走他爸以后，一个人坐在床上闷了好久，谁也不理。

我在旁边看着，心里忽然有些羡慕。他爸走的时候眼眶红了，那是一种舍不得。我的继父走的时候没有红眼眶，他只是在站台上追上来，硬邦邦地塞给我一张卡，然后转身就走。他的背影里也许也有舍不得，但他永远不会说。

军训结束后正式上课，日子渐渐上了轨道。我没去激活那张卡，学费用的是助学贷款，生活费靠的是我暑假打工挣的一点钱和学校发的助学金。每天在食堂打最便宜的菜，米饭管够，我就尽量多吃米饭。周末去校外的奶茶店打工，站一天挣六十块，够吃一个星期。

我把那张银行卡锁在宿舍抽屉的最里面，和我的录取通知书放在一起。我不打算动它，至少暂时不打算动。那笔钱太重了，重到我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它。

直到大一下学期，我妈打来电话，说赵德海住院了。

肝腹水，晚期。从诊断到现在已经拖了三年多，医生说已经没什么办法了，让家属有个心理准备。

我妈的声音在电话里显得很平静，平静得不正常。她说：“你要是能回来就回来一趟吧，他说不用回来，但我看他是想见你的。”

我握着手机站在宿舍走廊里，看着窗外的梧桐树。叶子落了一地，几个女生在树下拍照，笑声从楼下传上来，很远很远。

“我回去。”我说。

请了三天假，买了最近的一趟火车票。这次我没有坐绿皮车，买了快车票，三个半小时就到县里。下了火车又坐大巴，到镇上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柳溪镇还是老样子。街上的店铺大多关了门，只有几家小饭馆还亮着灯。经过赵德海的修理铺，铺门关着，卷帘门拉到底，上面贴了一张白纸，写着“暂停营业”。那张纸被雨水泡过，字迹模糊，不知道已经贴了多久。

到家的时候，院子里亮着一盏灯。我妈坐在门槛上，看见我进来，站起来，嘴巴张了张，没说话，眼泪先流了下来。

“人在镇医院。下午刚抽了腹水，精神还可以。”她说完这句话，忽然拉住我的手，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一遍，“瘦了。”

我说学校里伙食一般。

她没接话，只是拉着我往外走。我们从家里走到镇医院，一路上谁也没说话。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她的影子比从前佝偻了一些，头发也白了大半。我忽然意识到她老了。

赵德海住在镇医院二楼最里面的病房。推门进去的时候，我差点没认出他来。

他瘦得只剩一把骨头，皮肤干枯发黄，眼窝深深地凹下去，颧骨高高地凸出来，整个人像是在什么溶液里泡过又捞出来晾干的。床头的小柜子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和一卷卫生纸，还有一本翻旧了的账本。

他看见我进来，明显愣了一下。然后他挣扎着想坐起来，我妈赶紧上去扶他，给他背后塞了两个枕头。

“你怎么回来了？”他问，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

“回来看看。”我站在床边，不知道该说什么，该做什么。

病房里安静了一会儿。我妈看看我，又看看他，说去走廊里透透气，就带上门出去了。她又是这样，在需要她说话的时候走开了。但我已经不怨她了，她这辈子就是这个样子，改变不了的。

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

赵德海靠在床头，歪着头看着我。他的手放在被子外面，手背上扎着输液针，皮肤上全是青一块紫一块的淤痕，那是肝病晚期的症状。

“卡里的钱，你怎么不用？”他开口了，说的是这个。

“还够。”

“够什么够。”他咳嗽了一声，咳得整个人都弓起来，好半天才缓过来，“大学里花钱的地方多，别省着。那钱是干净的，是我这些年修摩托车攒的，没偷没抢。”

“我知道。”

“知道就用。”

我没接话。他又咳嗽起来，这次咳得更厉害，脸都涨红了。我给他倒了一杯水，他接过去喝了一口，又靠回枕头上，呼哧呼哧地喘气。那喘气声像拉风箱，里面好像还带着水声，听得我后背发凉。

“我这个病，怕是熬不过这个冬天了。”他说，语气平平的，像是在说别人家的事，“走之前，有句话想跟你说。”

我站在床边，等他开口。

他沉默了很久，喉结上下滚动了无数次，像是在组织语言，又像是在犹豫。最后他抬起头看着我，那眼神里没有当年拿着扁担时的戾气，也没有站台上塞卡时的僵硬，只有一种被病痛消耗殆尽之后残余的疲惫。

“我知道你恨我。”他说，“你应该恨。”

我没说话。

“我这辈子活得不怎么样，老婆跟人跑了，儿子也不怎么搭理我，娶了你妈以后又摊上这个病。我打你那些年，有一半是喝了酒，有一半是把对你亲爸的气撒在你身上。你亲爸活着的时候，镇上的人都说他有本事，会做生意，比我强。我嫉妒他，嫉妒一个死人，你说可笑不可笑。”

他停下来喘了会儿气，继续说。

“你十六岁那年把我推翻在地上，骑在我身上说要杀了我，我躺在地上的时候忽然就醒了。不是醉了才醒的，是真的醒了。我看见你那个样子，跟我年轻时候一模一样，愣头青，浑身是胆，为了护你妈什么都敢干。那一刻我忽然想，这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他的声音到这里忽然哽了一下。他别过头去看着窗外，窗外是黑漆漆的夜，什么都没有。

“我知道我不配。”他回过头来，眼眶有些红，但没有泪，“我打你那些年，欠你的，还不清。那五万块钱不算什么，你别觉得拿人手短。我是你爸——好吧，我不是你爸。但我在法律上是你爸。这笔钱是我应该出的，不是补偿，不是道歉，是应该出的。一个当爹的供儿子念书，天经地义。”

这是他第一次说“儿子”这两个字。

十一年来，他跟别人介绍我的时候要么说“这是我家的”，要么说“沈屿洲”。从来不说是他儿子。我也从来不叫他爸。我们之间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没有那个字。

但他现在说了。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我应该感到愤怒——他有什么资格说这两个字？但愤怒没有来。我应该感到感动——一个将死之人终于承认了我的存在。但感动也没有来。来的是什么，我到现在也说不清楚。它像一团棉花堵在胸口里，不疼，但闷。

“你好好念书。”他说，语气忽然变得很轻很轻，像是在叮嘱一件遥远的事，“将来有出息了，对你妈好点。她这辈子不容易。我走了以后你把她接到城里去住，别让她一个人在镇上。这破地方没什么好留恋的。”

他说完，闭上眼睛，像是耗尽了所有的力气。

我站在那里，看着床上的这个人。他瘦得像是从十一年的岁月里被榨干了所有水分，只剩下一个骨架和一层皮。当年那个拿着扁担打我的人，那个把我踹跪在地上的人，那个让我的童年布满淤青和噩梦的人，此刻躺在一张窄窄的病床上，连喘气都费劲。

我想恨他，但恨不起来。不是因为那些恨已经消散了，而是因为它们被更复杂的东西覆盖了。就像一块坚硬的石头，在十一年的河水冲刷下，棱角还在，但已经不像从前那样锋利了。

我妈推门进来了，手里端着一碗热好的粥。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床上的赵德海，什么都没说，走到床边坐下来，舀了一勺粥吹凉了送到他嘴边。

“我不想吃。”赵德海说。

“不吃怎么行，医生说你得吃东西。”我妈的语气难得地强硬了一下。

赵德海看了看她，张开了嘴。我妈把粥送进去，他嚼了两下，咽了，然后说咸了。我妈又去倒水。

我站在旁边看着他们，忽然觉得这个画面有些荒诞，又有些真实。我妈这辈子没有爱过这个男人，这个男人这辈子也没有好好对待过我妈。但在他快死的时候，坐在床边喂他粥的人，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