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聊起抗战初期的华北战事，大多只记得平津沦陷、后来的台儿庄大捷，很少有人提起涿州这一仗。
1937年平津失守后，这是中国军队第一次在华北平原和日军打大规模会战，谁能想到仅仅十天，涿州就丢了。
1937年9月14日，日本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下达总攻命令，凑了第6、第14、第20三个师团共十万兵力，分三股朝固安、马头镇、涿州一线打过来。
当时平汉线北段的总指挥是二级上将刘峙，早年北伐的时候还拿过“常胜将军”的名号，这会早就没了当年的胆气。
他把指挥部安在离前线一百多公里的保定，天天只靠电报了解战况，从没有亲去前线看过一眼。
和刘峙的畏缩比起来，第26路军总指挥孙连仲反差特别大。这位西北军出来的悍将，向来以敢打硬仗恶仗出名。
他带着一万多官兵在马头镇修好了工事，跟日军死磕，连着打退了日军七次冲锋。等了又等就是不见刘峙派援军来，孙连仲的部队伤亡过半，弹尽粮绝，只能被迫后撤。
9月15日固安失守，日军立刻把主力集中起来猛攻涿州。
守涿州的是东北军第53军，军长万福麟是东北军的老派将领，性子优柔寡断。面对日军的猛烈进攻，他既没做长期坚守的准备，也没主动出击的勇气，就干坐着等上级命令。
东北军士兵大多来自东北，跟日军有不共戴天的仇恨，他们在涿州城下拼死抵抗，拿步枪手榴弹硬刚日军的坦克大炮，不少士兵抱着炸药包就跟日军坦克同归于尽。
可惜装备差距实在太大，加上指挥混乱，东北军的伤亡越来越大。
9月18日，万福麟不管第二集团军司令部的再三劝阻，愣是带着主力放弃涿州往南撤了。
万福麟一走，涿州城直接失陷，日军彻底打开了通往保定的北大门。
日军占了涿州之后，9月19日一天就连着拿下易县和徐水，兵锋直接对着保定去了。
这时候刘峙已经慌得不行，不管蒋介石死守保定的命令，连夜带着指挥部和自己的嫡系部队往石家庄跑，把保定的防务全扔给了郑洞国的第2师和裴昌会的第47师。
这两个师加起来才一万八千多人，攻保定的日军有三个师团近八万人，兵力差超过了四比一。
放在当时的情况，国军就算和日军兵力相当都难打赢，更不用说这种绝对劣势的局面了。
郑洞国和裴昌会没怂，赶紧安排防御部署，把主力摆在保定城外的各个要点，就等着跟日军血战到底。
9月22日满城失陷，日军从东、西、北三个方向把保定城围得严严实实。
日军先出上百架飞机对保定进行地毯式轰炸，接着又用几百门大炮猛轰城墙。
不到两个小时，保定城墙就被炸开了十几个缺口，日军步兵在坦克掩护下对着缺口发起集团冲锋。
中国士兵顶着枪林弹雨，用血肉之躯堵缺口，跟日军展开白刃战。
郑洞国和裴昌会亲自跑到最危险的地段指挥，连自己的警卫连都派上了前线。
日军兵力占绝对优势，火力又猛，中国军队的外围阵地一块接一块失守。
9月24日凌晨，日军突入保定城内，守军腹背受敌，陷进了绝境。
郑洞国和裴昌会组织了最后一次反击之后，只能下令让剩下的部队突围。
最让人难受的是，很多重伤员不愿意拖累大部队，都选择留在城里跟日军同归于尽。
涿州保定这一仗打败，敌我力量悬殊是客观因素，国军内部的一堆致命问题才是真正的根由。
指挥乱成一锅粥，总指挥畏敌如虎临阵先跑，各部队没人统一调度，各自为战，甚至出过友军互相开火的乌龙事。
派系矛盾埋得太深，中央军和地方军互相猜忌，见死不救，刘峙宁愿留着自己的嫡系，也不肯增援孙连仲和万福麟。
兵力部署错得离谱，所有兵力都堆在平汉线正面，侧翼连个防守的人都没安排，日军轻轻松松就完成了迂回包抄。
战略战术玩不转，后勤保障更是拉胯，很多士兵连续三天没吃过一顿饱饭，弹药也缺得厉害。
一步错步步错，国军全程陷入被动，眼瞅着华北的日军就要和北上的日军汇合了。
1937年9月24日黄昏，郑洞国看着身边剩下不到三千衣衫褴褛的残兵，心里只剩说不出的沮丧。
参考资料：解放军出版社 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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