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一多先生将武汉大学罗家山更名为珞珈山，让学府环境增添诗意色彩，校园文化氛围焕然一新！
1928年春，国民政府教育部公布新一轮国立大学布局，计划在长江中游设一所综合性高等学府，用来平衡中南地区的教育资源缺口。湖北省教育厅长刘树杞接到电令，当夜便圈划出武昌东郊数处高地的红线。文件送往南京时，附了一句批注：地势靠山临水，可扩三千亩，价廉。
紧接着，刘树杞把目光投向同乡学者闻一多。此时的闻一多刚结束在北平艺术专科学校的课程，正考虑换个环境继续学术。刘树杞递上的邀请信很直接：“荒山也能成学府。”短短八字，既有诚意，也透出两人对教育理想的默契。
罗家山是第一块候选地。山体连着狮子山、团山，三面环湖，杂草、坟冢、菜畦参差；若论景象，离文化圣地相去甚远。考察队沿着羊肠土坡走到最高处，薄雾里隐约可见汉阳烟囱和龟蛇二山的轮廓。闻一多没急着表态，而是蹲下身抓一把碎石细看——灰白中夹有斑斓玉页石，他随口念出“珞珈”二字，语带欣喜。众人先是一愣，随即会意，那天晚上会议纪要里，“罗家山”被划掉，改成“珞珈山”。
改名之外，更棘手的是人员配置。筹备委员会给出的托底预算有限，师资只能靠口碑。闻一多先后请到徐天闵、刘赜、陈源等同辈，又邀请袁昌英、陈登恪加盟，文学院班底由此成形。开学第一学期，他自设“英诗初步”，每周三课时，课堂放在简易木屋里。虽然桌椅东拼西凑，但诗行里的节奏和韵律，迅速吸引了校外听众，连理学院学生都来旁听。
有意思的是，这位因《死水》而名满新诗坛的青年教师，却在武大的图书馆角落里翻开《全唐诗》。1929年，他开始编写《杜少陵先生年谱会笺》，先后在《文哲季刊》一卷一至四期连载，考订年表，校勘讹误，行文冷静，与“荷叶”“红烛”时期的热烈判若两人。学界后来回看，往往把此举当作他学术转向的里程碑，而这一切正源自珞珈山的静夜灯火。
校内行政排名以行政级别和资历折算，王世杰、王星拱分列前二，闻一多排在第三。位置虽高，他却并未沾恋。1930年6月，因经费紧缩、课程裁并及家庭因素，他递交辞呈，离开时只带走几箱书稿。辞职后，武汉大学校歌征集仍请他审稿，新版歌词首句便写入“珞珈山”。
1930年代的校园建筑陆续落成，早年的荒坡变成成排拱券和红砖。学生们把“珞珈人”当作身份标签，社团取名“珞珈网”“珞珈诗社”，连校队加油口号也不离这两个字。外界若问其缘起，新老学子往往会指向那位在山巅握石生思的青年教师——虽然他只在此短驻两年，却留下了可与楼宇同寿的符号。
1986年，校方在图书馆前树起闻一多半身铜像。铜像底座镌刻的是他在武大时代最常用的签名：闻一多，右侧刻着四字小篆——“珞珈记”。雕塑家没有刻诗句，也没有刻抗争口号，而是选择这朴素的落款，隐隐说明了一件事：荒山易得，名字难求；名字一旦与精神相连，便足以穿透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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