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日本到底做了什么，才会引来中朝的批评？“新型军国主义”这个定性从何而来？它与历史上的“旧型军国主义”有何异同？
“军国主义”在国际政治学中是一个有明确定义的概念：国家体制、经济资源和社会意识形态全面从属于军事扩张目标的政治形态。明治维新后的日本、一战前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二战前的意大利法西斯，都属于这一范畴。
日本1945年战败后，美国出于冷战遏制中苏的需要，在占领时期后期从“压制日本”迅速转向“扶植日本”，导致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历史清算并不彻底。甲级战犯嫌疑人在“解除公职”措施中被大规模解除整肃，部分旧军人、旧官僚重新进入政界和官僚体系。这种“半吊子清算”的后果是，否定侵略历史的思潮从未在日本政坛消失，而只是在战后和平主义的压制下暂时蛰伏。
理解这段历史后，“新型军国主义”这个定性的含义就清晰了。“新”在何处？第一，它不再依靠天皇统帅权，而是在议会民主制的框架内通过修宪来瓦解宪法对军事力量的约束。第二，它不再使用“大陆政策”“大东亚共荣圈”这类赤裸裸的扩张话语，而是以“应对周边威胁”“维护自由世界秩序”等话语体系作为扩军的意识形态包装。第三，它不再以建立殖民地为主要扩张手段，而是通过解除武器出口禁令、扩大海外军事存在、强化军事同盟等间接方式实现力量投射。
“旧”在何处？内核未变：预算向军事倾斜、国家体制向战争准备靠拢、以外部威胁论证扩军的正当性。防卫预算突破GDP的2%、部署远程打击导弹、解除杀伤性武器出口禁令、推动修宪删除第九条第二款，这些动作制度演进的指向性非常明确。
日本社会近期爆发的大规模反战抗议，涵盖从二战老兵到青年一代的广泛年龄层，青年群体甚至成为中坚力量，这种现象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民众反对战争”。
宪法第九条，是盟军总司令部规定的条款，这是日本右翼至今攻击它“非自主性”的理由。但在近八十年的时间里，第九条经历了日本社会内部的一个认同内化过程，这个过程通过三个路径完成：教育体系中的和平主义教育被纳入战后课程大纲，媒体在历次修宪争议中反复讨论第九条的意义，战后第一代人对战争的身体记忆通过家庭和代际传递成为社会共有的历史记忆。
当一个制度在近八十年间持续运作、并在此期间国家未再卷入战争之后，它就成为日本社会自我认同的一部分。多数日本民众反对修宪，是因为在他们的认知结构中，“和平宪法”本身就是“为什么日本不打仗”的唯一答案。
民调显示52%受访者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75%受访者担忧自民党政策将导致日本卷入战争。在民众政治倾向长期保守化的日本，过半民意明确反对政府的核心安全政策，这种裂痕的结构性成因，在于高市修宪路线正在撬动日本社会近八十年形成的制度认同基础。
历史原因决定了平壤对日本任何军事扩张动向的敏感度，天然高于普通国家。
朝鲜使用“新型军国主义”这个定性，还有一个国内政治功能，平壤长期维持高军事投入，需要一个持续存在的外部威胁来论证这种投入的合理性。日本重新武装为朝鲜政权提供了现成的威胁论证材料。
但与中方不同，朝鲜对日本的实际影响力微乎其微，平壤不具备对日本施加经济或军事压力的能力，它的批驳更多是政治信号的释放和道义站队。
高市的修宪路线试图在当代条件下重建扩军政策的制度基础，但它面对的约束条件与战前完全不同。
财政层面，战前军国主义可以通过战争赔款和殖民地资源来填补军事投入的窟窿；今天日本的高额防卫预算只能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来实现，而日本国债与GDP之比已超260%，持续财政扩张的余地极为有限。
供应链层面，日本军工产业高度依赖从中国进口稀土、镓、锗等关键原材料，中方已对日本实施两用物项出口管制、将三菱造船等20家实体列入管控名单，扩军计划的上游供应受制于人。
社会层面，战前军国主义可以靠警察镇压和思想管制来压制反战声音，今天的高市政府面对的是代议制民主框架下的民意反弹，75%的民众担忧卷入战争，修宪还需要国会两院三分之二通过。
这三个约束决定了，高市的扩军路径无法复制战前军国主义那种自我驱动的循环。战前日本可以通过战争收益来填补军事投入的窟窿，今天日本只能通过增加财政赤字来支撑防卫开支，代价由国内民众承受，当民众通过选票表达对高物价、高债务的不满时，扩军政策的政治代价就会直接转化为执政地位的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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