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腊月二十九，我回老家给父亲送年货。
推开院门的时候，我看见父亲一个人坐在堂屋的门槛上，手里攥着一张泛黄的老照片，佝偻着背，像一截枯了半截的老树桩。
腊月的风刮得人脸生疼，院子里的老槐树光秃秃的，几只麻雀在枝头叫得凄凉。我喊了一声"爸"，他像是没听见，眼睛直直盯着照片，嘴唇哆嗦着，也不知在念叨什么。
我走近了，才看清那照片上是个年轻女人，烫着卷发，穿一件碎花衬衫，笑得眉眼弯弯。
"爸，这是谁啊？"
父亲猛地把照片翻过去，塞进棉袄口袋里，抬头看我一眼，眼圈发红："没谁，老照片，翻出来看看。"
我心里一沉。在我三十多年的记忆里，父亲从来不是一个感情外露的人。他这副模样，我只见过一次——十年前奶奶去世那天。
吃晚饭的时候，父亲闷头喝了半瓶白酒，筷子在碗沿敲得叮当响。我二婶端了盘饺子过来串门，随口说了一句："老哥，听说你大女儿在深圳开了公司，发大财了，人家现在可是大老板。"
父亲的筷子"啪"地拍在桌上，酒杯倒了，白酒淌了一桌子。
"别提她！"
二婶吓了一跳，讪讪地走了。
我愣在那里。
大女儿？我父亲还有一个大女儿？
我是家里的独生子，从小到大，没有任何人跟我提过，我还有一个姐姐。
那天晚上，我几乎一夜没睡。第二天一早，我趁父亲还没起床，去找了住在村东头的大伯。大伯比父亲大八岁，村里很多老事儿，他都记得清清楚楚。
大伯正在院里劈柴，看见我来，放下斧头，递了根烟过来。
"大伯，我爸是不是还有个女儿？"
大伯劈柴的动作顿住了，看了我好半天，叹了口气："你爸没跟你说过？"
"从来没有。"
大伯把我领进屋里，倒了杯热茶，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
我父亲年轻时在镇上砖厂干活，二十三岁那年经人介绍，认识了隔壁村的一个姑娘，叫秀芬。两人处了不到半年就结了婚，第二年生了个女儿，取名叫小月。
"你爸那时候高兴坏了，逢人就笑，干活都比别人多搬两车砖。"大伯说着，眼睛望向窗外。
可日子没好过两年，秀芬的心就野了。她嫌你爸挣得少，嫌农村苦，嫌家里穷得叮当响。那时候村里有人去南方打工，带回来的钱比种一年地还多。秀芬动了心思，要去广东。
父亲不同意。小月才两岁，离不开娘。两口子为这事吵了整整一个冬天，摔碗摔盆，闹得鸡飞狗跳。
最后，秀芬还是走了。
走的那天是个雨天，三月里倒春寒，冷得骨头缝里疼。秀芬提着一个蛇皮袋子，站在村口的土路上。小月搂着父亲的脖子，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小手朝她妈妈伸着。
秀芬回头看了一眼，咬了咬牙，转身走了。
"她说出去挣两年钱就回来。"大伯苦笑了一下，"结果这一走，就再也没回来。"
两年后，父亲收到一封信，是秀芬托人写的。信上说她在广东认识了一个做生意的男人，要跟父亲离婚。随信寄来了五百块钱，说是给小月的。
五百块钱，那年头不算少了。父亲把钱攥在手里，坐在堂屋里，一句话没说，整整坐了一宿。
离婚手续办得很快，秀芬什么都没争，只提了一个条件——她要带走小月。
父亲死活不答应。可那年头，法院一般把孩子判给母亲。最后小月还是被秀芬带走了，那年孩子才四岁。
父亲去镇上接孩子那天，小月躲在秀芬身后，怯生生地看着他，喊了一声"爸爸"。父亲蹲下来抱了抱她，摸了摸她的小辫子，说："小月乖，爸爸过段时间去看你。"
可他再也没有见过小月。
秀芬带着孩子去了广东，先是在东莞，后来搬到深圳。她跟那个男人又生了两个孩子，日子越过越好。父亲写过几封信，都石沉大海。后来他托人打听，才知道秀芬搬了家，地址都变了。
三年后，父亲续了弦，娶了我妈。又过了一年，有了我。
从此，父亲再也没提过小月的名字。
大伯讲完这些的时候，屋里安静得只听见炉子里炭火噼啪的声响。我手里的茶早凉透了。
"那小月……她就没找过我爸？"
大伯摇摇头："听说秀芬跟她说，她亲爸不要她了。孩子小，哪分得清真假？长大了，心里有了疙瘩，就更不愿意认了。"
我心里像堵了一块石头，又沉又闷。
回到家，我犹豫了很久，还是把大伯讲的事情，原原本本跟父亲摊开了。
父亲坐在炕沿上，一开始不吭声，脸上的皱纹像刀刻的一样深。后来他从口袋里掏出那张老照片，翻过来——背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
"小月一岁生日，1983年秋。"
"四十年了。"父亲的声音沙哑得像砂纸磨过木头，"我不是不想找她。我怕她过得好好的，我去了，反而打搅她。我又怕她过得不好，我心里更难受。"
他停了一下，用袖子抹了把脸："我这辈子亏欠最多的就是她。不是她妈把她带走的，是我没本事，留不住。"
那一刻，我什么话都说不出来。
堂屋里年画上的胖娃娃笑得喜气洋洋，窗外传来邻居家孩子放鞭炮的噼里啪啦声。满世界都是过年的热闹，可我父亲的眼睛里，装的全是四十年前那个雨天，一个四岁小女孩伸着手喊"爸爸"的影子。
后来过完年，我瞒着父亲，在网上找了个寻人平台，把小月的信息发了上去。
我不知道能不能找到她，也不知道找到了她愿不愿意回来看一眼。但我想，有些亏欠，不该带进土里。
哪怕她不来，至少让她知道——她爸爸从来没有不要她。他只是用了四十年，不敢说想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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