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下午，刘桂芳站在我家厨房里，围裙都没解，突然转过身来，眼眶红红的说："老周，我不想当你的保姆了。"
我手里的茶杯差点没端稳，滚烫的水溅到手背上，疼得我嘶了一声。
"嫌工资少？我再给你加五百。"我赶紧说。这年头，找个合适的保姆不容易，我可不想再折腾了。
刘桂芳摇了摇头，嘴唇抖了抖："我不是要你的钱，我是想……嫁给你。"
厨房里炖着的排骨汤咕嘟咕嘟冒着泡，那股浓郁的肉香混着葱姜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窗外是深秋的风，吹得院子里那棵老槐树哗哗作响。我愣在那里，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
我叫周建国，今年六十八岁，退休前是县里机械厂的车间主任。老伴儿三年前走了，走的时候正是冬天，她最怕冷，偏偏那年的雪下得格外大。
老伴走后，儿子周明在省城工作，一年回来不了几趟。女儿嫁到了隔壁市，逢年过节才能见一面。偌大的房子，就剩我一个人，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去年冬天，我在卫生间滑了一跤，髋骨裂了条缝，在床上躺了两个月。儿子请了一个月假回来照顾我，走的时候满脸愧疚地说："爸，我给您请个保姆吧，您一个人我实在不放心。"
保姆换了三个，不是嫌我脾气倔，就是嫌活儿多钱少。直到半年前，刘桂芳来了。
她五十四岁，身材不胖不瘦，手脚麻利，说话轻声细语的。头一天来，就把我那乱糟糟的厨房收拾得锃亮。她做的红烧肉肥而不腻，酱油的颜色裹在肉上，亮晶晶的，跟我老伴做的味道不一样，但也是那种家常的、暖心的味道。
七千块一个月，管吃管住，逢年过节我还额外给个红包。按说这待遇在我们这小县城，算很不错了。
可现在，她说要嫁给我。
"桂芳，你……你是不是糊涂了？"我把茶杯放下，手还在微微发抖。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种我说不上来的东西——不是贪婪，也不是算计，倒像是一种孤注一掷的勇气。
"老周，我想好了。我伺候你这半年，不是为了那七千块钱。你是个好人，我跟你在一起，心里踏实。"
我没有立刻回答她。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院子里的虫鸣声一阵一阵的，像是在催促我做什么决定。
刘桂芳的底细我是知道一些的。她老家是邻县农村的，前夫好赌，欠了一屁股债，十年前她净身出户带着女儿出来打工。女儿现在在南方打工，一年也见不着几回。她这些年当保姆攒的钱，大半都贴补了女儿买房的首付。
说白了，她也是个苦命人。
第二天一早，我打电话给儿子周明。电话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然后他的声音冷下来："爸，您清醒点。她图什么您心里没数吗？图您那套房子，图您那点退休金。"
我握着电话没说话。儿子又说："您要是觉得一个人闷，我把您接到省城来住。但找老伴这事，您可别犯糊涂。"
挂了电话，我心里堵得慌。儿子说的话不是没道理，可我回想起这半年的日子——刘桂芳半夜听见我咳嗽会起来给我倒水，我腿疼的时候她用热毛巾一遍遍敷着，大年三十别的保姆都回家了，她陪我包饺子看春晚，说"反正我也没地方去"。
那天傍晚，刘桂芳照常做了晚饭。四菜一汤，清清爽爽。她没再提那事，但我看得出她眼底的忐忑。吃饭的时候她筷子都没怎么动，就一直给我夹菜。
"桂芳，"我放下筷子，"这事我得跟你说清楚。我儿子不同意。"
她夹菜的手顿了一下，然后笑了笑，那笑容苦涩得像黄连水："我知道，意料之中的事。"
"但是，"我接着说，"我自己的日子，我自己做主。"
她猛地抬起头。
我看着她，认认真真地说："你容我再想想，想清楚了给你个答复。但我有个条件——咱俩要是真走到一起，婚前财产公证，房子归我儿女，退休金我自己支配。你要是能接受，咱就处处看。"
刘桂芳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她拿袖子胡乱擦了擦："老周，我本来就不是图你那些东西。我就是想有个家，有个能说话的人。"
后来的事没有像电视剧那样皆大欢喜。儿子有小半年没跟我说话，女儿倒是打电话来哭了一场，说"爸你开心就好"。街坊邻居背后议论，说什么的都有，有人说刘桂芳精明，有人说我老糊涂。
我们领了证，没办酒席。那天就是去民政局走了一趟，回来她多炒了两个菜，开了一瓶我藏了好久的老酒。
日子跟以前也没太大不同。她还是早起做饭，打扫屋子，陪我遛弯下棋。只是称呼变了，从"老周"变成了"老头子"。冬天的时候她会提前把我的棉拖鞋放在暖气片上烤热，我起夜的时候脚伸进去，暖乎乎的。
人老了，要的其实不多。不过是一碗热汤，一句闲话，深夜醒来时身边有个人的呼吸声。至于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算计和防备，留给年轻人操心去吧。
我只知道，这个冬天，屋里总算不那么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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