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的绞刑架，又一次把联合国推到台前。
300多名联合国专家、诺贝尔奖得主、前高级官员和人权人士联名致信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要求联合国对伊朗不断上升的处决潮采取行动。
这封信最狠的指控是：伊朗正在用死刑镇压抗议者和政治犯，而很多审判根本不符合国际标准。
这封信由“伊朗1988年大屠杀受害者正义组织”推动，签署者包括前联合国伊朗人权报告员贾维德·雷赫曼、前国际刑事法院院长宋相现、诺贝尔和平奖得主乔迪·威廉姆斯和乌克兰人权律师奥莱克桑德拉·马特维丘克。
加拿大前司法部长欧文·科特勒、瑞士前总统露特·德雷富斯也在签署名单中。现任联合国隐私权特别报告员安娜·布赖恩·努格雷斯也加入联名。
他们要求联合国做三件事：建立国际问责机制，迫使德黑兰停止处决，释放政治犯。
这不是普通的人权口号，而是对伊朗政权的一次公开点名。
今年以来，伊朗内部抗议、战争压力和安全清洗同时叠加。联合国人权高专图尔克此前称，自美以战争开始以来，伊朗至少处决21人，并以国家安全相关罪名逮捕4000多人。其中至少9人的处决与1月抗议有关，10人被指控与反对派组织有关，2人涉及间谍罪名。
人权组织给出的数字更重。
总部在纽约的“伊朗人权中心”称，从3月17日到4月27日，伊朗至少处决22名政治犯，其中10人是在今年1月全国抗议期间被捕的示威者。该组织称，这些案件普遍存在秘密审判、强迫认罪、酷刑逼供和缺乏正当程序的问题。
伊朗政府的逻辑很清楚。
战争让外部压力变大，抗议让内部压力变大，政权最熟悉的手段就是用死刑制造恐惧。对外，它可以把政治反对者说成外国代理人；对内，它可以用绞刑告诉普通人，走上街头的代价可能不是拘留，而是死亡。
这也是为什么联名信要求联合国建立问责机制。
如果只是谴责，伊朗听过太多。真正让德黑兰忌惮的，是未来可能追责，是法官、检察官、情报官员和监狱系统人员被纳入国际调查，是证据被系统保存，是个人责任不再被国家机器遮住。
伊朗死刑问题早已不是个案。
伊朗人权组织和ECPM今年4月发布的年度报告称，伊朗2025年至少处决1639人，比2024年的975人增加68%，创下1989年以来最高纪录。这个数字说明，死刑在伊朗已经不是单纯司法工具，而是政权维稳机器的一部分。
最刺痛国际社会的是，很多被处决者不是因为普通刑事犯罪，而是被套上“危害国家安全”“敌对上帝”“与反对派有关”等政治标签。
这些罪名在伊朗司法体系里弹性极大。一个抗议者可以被说成暴徒，一个异见人士可以被说成间谍，一个政治犯可以在没有独立律师、没有公开审理、没有充分上诉机会的情况下被送上绞刑架。
伊朗当局当然会反驳。
德黑兰长期指责西方和人权组织把司法问题政治化，称相关案件涉及恐怖主义、间谍活动和暴力犯罪。伊朗也经常强调国家安全，尤其是在美以打击伊朗之后，政权更容易把内部反对声音包装成外部敌人的延伸。
但问题是，国家安全不能成为秘密审判和酷刑认罪的通行证。
如果一个政府可以在战争状态下大量逮捕、秘密审判、快速处决，那么战争就不只是外部冲突，也会变成内部清洗的保护伞。对伊朗普通人来说，最可怕的不是街上有没有坦克，而是家人被带走后，再也不知道被关在哪里、何时受审、会不会突然接到处决通知。
这封联名信真正要问联合国的是一句话：还要等到多少人被吊死，国际社会才不再只发声明？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今年1月已经延长伊朗事实调查团和伊朗人权特别报告员任期，并要求对2025年底以来抗议相关严重人权侵犯展开紧急调查。现在300多名专家和诺奖得主再度施压，就是要把处决问题从“观察名单”推到“追责名单”。
伊朗现在面对的不只是外部战争，还有内部恐惧。
一个政权越频繁动用绞刑架，越说明它不相信自己还能靠正常治理获得服从。死刑可以让人闭嘴，却不能让社会真正稳定；恐惧可以压住街头，却压不住越来越多家庭失去亲人的愤怒。
这场联名行动未必立刻改变德黑兰。
但它至少把一个事实摆上桌面：伊朗处决政治犯的问题，已经不是伊朗国内事务，而是国际人权追责问题。联合国如果继续只停留在谴责层面，下一批被处决者的名字，很快就会出现在新的联名信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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