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认识自己”是古老的箴言，也是生命历程中至关重要的议题。“人生初稿”系列是一群当代大学生的自我民族志书写，围绕“你如何成为现在的自己”这一追问展开。在这里，辨识来路，也辨识自己，写下对人生最初的、未定稿的理解。
在过去二十余年的成长中，我很少认真思考，自己是如何成为现在这样的一个人。比如为什么总习惯在事情开始前先做计划，为什么会在面对选择时下意识权衡风险，或者在短暂的放松之后又快速回到既定的节奏中……这些常被归因为“性格”的行为特征。后来我逐渐意识到，以上种种并非天生如此，而是在特定生活环境中长期形成的结果。其中影响我最多的，或许是一种称为“成绩”的秩序。
离开从小生活的小城，在另一座城市重新开始学习与生活后，这种体会愈发清晰。回头再看，从小学到高中，我的日常几乎始终围绕着上课、考试与排名展开。在这些重复进行的学习安排背后，既有学校对成绩的排序，也有家庭（尤其是母亲），在日常生活中不断强调的“要求”。什么时候该先写作业，考得不好之后需要如何处理，周末要不要安排补习……这些事情并不是在某一次谈话中被确定下来的，而是在一次次具体的执行中逐渐固定，最终引导我理解“什么是努力”，判断“如何投入与回报”，乃至“怎样安排时间”。当时的我，很少意识到这些安排本身的存在。
一、小城里的秩序
我出生长大的小城不大，街道不多，学校也只有几所。大家彼此都认识，谁家的孩子读书好、谁家孩子考上了重点高中，总会在很短的时间里传遍整条街。在这样的地方，一个孩子该怎么“往上走”，其实不用谁专门说明。成绩好的，前途就敞亮；成绩不行，路也就窄了——这几乎是每个家庭都默认的事情，很少有人会怀疑它的合理性。对大多数人来说，上学念书，不是一种可以讨论的选择，是一条需要一步一步走完的路。
母亲对我的要求，也是在这样的环境里慢慢形成的。她后来回忆起当时对我的要求，说得很简单：“听话，学习好。”在她看来，小学阶段不能太随意。她常说，幼儿园和小学是立规矩的时候，如果一开始松下来，后面就很难再管住。这些话并不是事后的总结，而是曾经每天真实生活的写照。
姥姥家和我们自己家，我很早就能分辨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空间”。这两个“家”，表面上都是吃饭、睡觉的地方，但规矩却完全不一样。在姥姥那里，我可以吵着多看一集动画片，也可以把玩具扔得满屋子都是，可只要回到自己家，门一关，我就知道该进入另一种状态。书包要放在固定的位置，作业必须优先完成，其他事情都要往后排。“在老人面前随意点也挺好，但回到家，就得有规矩。”母亲很少反复提醒，可我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学校里的要求，与家里的方式也很接近。王老师是我在学前班时的老师，她是实验幼儿园聘的合同工，不算“正式”编制。可在母亲心里，她的分量却一点儿不轻。她在开学初就明确要求：回家必须先写作业，其他事情一律靠后。母亲多年后仍然反复提起她，说正是这种严格的执行，让我慢慢养成了稳定的学习习惯。那时放学后，姥爷常常在校门口的小摊给我买烤冷面或手抓饼，我会提着塑料袋回家，把吃的放在桌角，然后先把作业本摊开。等作业写完，吃的已经凉了。我并不会感到遗憾，反而觉得事情本来就该这样安排。
成绩慢慢成了判断我有没有认真学习的最直接标准。一旦考试考得不好，母亲的反应往往很快，也很直接。她后来坦承，之前自己的方式“简单粗暴”，“考不好就生气，就训”。在她看来，问题一旦出现，就必须马上纠正，否则只会越拖越严重。她回忆说：“有时候也有效果，说完你下次就会好一些。那时候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训和改。”我对这种方式并不陌生。成绩单发下来，我会先自己看一遍，再交给她。如果她皱起眉头，我就站在桌边等她开口。她会从第一道错题开始，一题一题问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有时候我答不上来，她就让我把卷子拿回去重做一遍，再把错题抄在本子上。说完这些，事情就算处理完了。很少有争执，也不会讨论太久。那时的学习，更像是一套重复进行的步骤，而不是需要商量的事情。
有一次假期，我在姥姥家接到了母亲的电话。临近傍晚，屋子里光线昏暗，我趴在炕沿边写作业。母亲在电话里已经知道了成绩，没有多余的铺垫，直接问我怎么会考成这样。我握着听筒，另一只手还压在练习册上，笔在纸面上划出一道歪斜的痕迹。我没有反驳，只是听着她说完。电话挂断后，我把作业本合上，又重新翻开，从第一页开始重算。多年以后，母亲回顾那段经历时说：“都是第一次当家长，没经验。当老师的，对外面的学生有耐心，对自己家孩子反而没耐心。期望值高了，突然考不好就接受不了。”她说这些话时语气平静，像是在描述一段已经过去的状态。
在这座小城里，这样的教育方式并不特殊。它既不是某个家庭情绪的偶然爆发，也不是某一次失控的冲动行为，是一种在家庭、学校和社会之间反复被确认的共识。小学阶段的我，就是在这样的日常安排中，慢慢学会按照要求完成任务。慢慢地，我也开始相信这些安排本身是有道理的。成绩好意味着被认可，按顺序完成任务意味着不会出错，遵循要求似乎也能让未来变得更稳妥。
二、秩序的内化
进入初中后，生活的重心开始发生转移。小学时，大部分规矩还是在家里完成的——什么时候写作业、看不看电视、几点必须睡觉。到了初中，学校慢慢变成了真正的中心。“中考”的说法很早就出现在我的世界里，老师会在班会上反复提起，家长之间也常常聊起哪所高中分数线又涨了多少。成绩不再只是卷子上的数字，它被放进了一个更明确的坐标里，关系到将来能去哪一所学校，也关系到能不能留在“好班”。
学习这件事，变得不再需要提醒。日记本中的心情随笔被精确到分钟的时间规划替代，墙面上贴着下一次考试的目标分数，还有桌边堆放的练习本，因反复推敲错题而塞满便签纸，已经无法合严。母亲的声音依然存在，但不总是以直接督促的形式出现，更像是一种已经留在心里的提醒。有时候母亲还没有问起，我已经把这次考试的分数在心里算过一遍。总分比上次高了几分，哪一科拖了后腿，如果她看到成绩单，第一句可能会问什么。
母亲的声音并没有真的出现，但很多时候，我已经能提前想到她的反应。比如某一科退步时，她大概会先问是不是上课没认真听；如果是理科题目出错，她可能会让我把步骤重新写一遍；如果是文科成绩下降，她往往会说背得还不够熟。这些话她不一定真的说出来，在成绩公布之前，我已经在脑子里替她重复了一遍。一次晚自习结束后，我发现数学练习册少写了一页。本来想着第二天早读前补上就好，可回到家后，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我坐在书桌前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把书包重新打开，把那一页补完才去洗漱。那天母亲并没有检查作业，她甚至不知道这件事。本子合上的瞬间，我才真正松了一口气。
母亲对成绩的关注依旧具体，只是方式和小学时不太一样。她不再单纯训斥，而是开始想办法帮我补上差距。八年级的一个夜晚，期中考试的成绩单摆在桌上，政治一栏的77分格外醒目。母亲没有像从前那样生气，她先是把试卷看了一遍，问我错在哪几道题。我断断续续说着，她没有打断，只是点点头。过了一会儿，她走到窗边，拿起手机，开始翻通讯录。我听见她压低声音在和人说话，大概是在联系学校里教政治最好的老师。她一边说，一边看着桌上的成绩单，语气里带着一点犹豫，像是在反复确认什么安排是否可行。挂断电话后，她没有像小学时那样直接说“下次必须提高”，而是问我：“你觉得一周补几次比较合适？时间的话定在平时的大课间行不行？”那一刻我有点愣住了。她很少用这种商量的语气跟我谈学习的事情。以前更多的是她做出决定，我只需要照着执行。我点了点头，她便开始拿着日历盘算时间。也是从那时起，我第一次感觉到，她不再只是站在一旁监督我，而是和我一起面对同一件事。很多学习上的安排，开始变成我们共同讨论的结果，不再只是单方面的要求。我们像是在朝着同一个目标用力。
但这个目标始终没有改变——分数。成绩公布时，班级里总会有一阵短暂的喧闹。有人站在讲台旁边抄排名，也有人低声对照彼此的分数。成绩单在同学之间传来传去，最后才回到自己手里。名次被反复提起，成绩被逐一记录。它不再只是个人的表现，更像是一张公开的排列表，让每个人都能看见自己所处的位置。靠前的人会被老师点名表扬，若名次稍有下滑，也会很快被注意到。
周围的同学大多处在类似的轨道上。课间休息，同学们讨论的内容也越来越集中。有人会猜下一次数学题可能偏难，也有人会算这次考试之后自己的名次大概会上升还是下降。大家都在类似的轨道上前进，很少有人停下来想轨道本身是否可以改变。那时候，我不会把这种状态理解为压力，反而觉得一切理所当然。很多事情不再需要被提醒，我也不会怀疑这套运行方式本身。我相信，只要持续努力，就能保持稳定的位置。成绩的提升，也意味着未来可能拥有更多选择。原本由家庭和学校反复强调的要求，在一次次排名与比较中，慢慢变成了我对自己的期待。
母亲后来谈起那几年时，说她反倒轻松了一些。她觉得我已经形成了学习习惯，不再需要时时监督。我回想起来才意识到，那并不是单纯的“自觉”，而是早已习惯按照那套标准要求自己。初中的三年，在时间上并不漫长，却显得格外密集。每一次进步都会被放大，每一次波动都会引发新的安排。成绩逐渐成为判断自身状态的重要依据，也成为预测未来可能性的方式。
中考临近时，从小学延续下来的习惯已经基本形成。它不再需要电话里的训斥，也不再依赖明确的规章条目，更多依靠个人维持。我既是被影响的一方，也开始学会主动适应这样的运行方式。回过头来看，那段时间的成长，并不是简单地摆脱约束，是在既有安排中逐渐学会如何行动。小城里的教育方式、母亲的期待以及学校的评价标准，一点一点叠加在一起，构成了一条看似单一却十分稳固的路径。当时的我，很少设想其他可能，只是把沿路前行视为成为“更好自己”的唯一方式。
三、秩序的震荡
如果说小学与初中阶段的读书生活如同一条稳固的轨道，高中则是其中最为紧绷的一段。十二年的积累指向一个共同的终点——高考。课程节奏加快，学习内容变多，时间被切割得更加精细，分数的波动被无限放大。教室里的气氛似乎始终绷着一根看不见的弦，每一次周测、每一次排名，都会带来细微却真实的变化。
每周四下午最后一节课后，年级统一发放周测成绩。班主任拿着成绩单走进教室，从每组第一排依次向后传阅。随着成绩单的流转，教室里慢慢安静下来。有人迅速记下成绩向后传递，也有人从头到尾反复比对排名，计算自己进步了几名，超越了哪几位同学。等成绩单传到我手里时，我会先锁定心理预期的位置，再上下找寻我的名字。先看总分，再看拉分科目，然后在草稿纸上反复验算。如果数学多对一道选择题，或者英语作文少扣两分，名次可能就会不一样。
这样的日子逐渐变成习惯的时候，我们迎来了一段特殊的时期。起初只是延迟开学，后来变成了在家上网课。教室空了，黑板上的值日表也没人擦。书被一摞一摞搬回家，课桌变成了卧室里的书桌。学校很快发了新的作息表，每天几点开始早读，何时下载试卷进行测验，都写得很清楚。班主任在群里反复强调纪律：上课必须开摄像头，脸要露全，桌面要拍进去，电脑屏幕也要展示出来。在老师的声声要求中，学校的课堂秩序开始转而依赖个人自觉。教室里的目光交流变成了屏幕前的面面相觑，响彻学校的铃声提示变成了课间休息不时望向手腕的一小块手表，少了走廊中监察老师的巡堂身影，没有了同桌的督促与提醒，学习变成了一件完全在私人空间中完成的事情。
母亲对这些变化有些担忧。她意识到，原本由学校承担的一部分监督，现在重新回到了家庭。基于对我学习习惯的信任，她减少语言提醒，转而以行动支持。课间递来的水果，餐桌上精心准备的饭菜，深夜伏案时悄悄放在桌角的热牛奶，这些无声的照顾，比任何叮嘱都更直接。我意识到，“要求”并没有消失，只是换了一种方式继续存在。
这段时间第一次让原本习以为常的学习状态出现了松动。以前在学校，一天什么时候上课、什么时候写作业，都是跟着大家一起走的。现在同样一张作业单，是先写语文还是先写数学，没有人规定。晚自习结束以后，是马上订正还是休息一会儿再看，也只有自己决定。待在同一个房间里久了，白天和晚上的界限都变得不太清楚。有几次，我写着写着就开始盯着屏幕发呆，等回过神来，已经过了十几分钟。自习课上，老师时不时通过屏幕观察我们的学习状态，偶尔点名问一句：“某某，打起精神来。”大家才会突然紧张起来，调整坐姿，更加认真地投入学习。
教育的节奏虽被打乱，评价标准却未改变。线上考试和模拟测验仍按部就班地进行着。成绩单不会在教室里传递，而是变成了发在班级群中的截图。成绩理想时，母亲会简短表扬。若成绩下滑，她反而不再多言。
后来回到学校时，教室重新坐满人，铃声依旧准时响起。回到熟悉的座位，我偶尔会想起那段在家上课的日子。原来一直以为理所当然的安排，每天几点起床、几点上课、什么时候必须坐在教室里，其实也可能在很短的时间里被打乱。从小学一路走来的路，不是永远不会改变的。也是从那时候起，我第一次开始认真去想，这些从小被要求做到的事情，到底是因为有人监督，还是我已经习惯这样去做了。这种想法当时没有马上改变什么，但它留在了那里。
四、重新出发
高考结束的铃声在走廊里响起时，十二年的学习生活似乎终于告一段落。小城的日常却没有因此发生什么变化。街道还是那几条街道，学校的作息依旧准时，补习班照常开课，一切都按照原有的方式继续运转。我的离开，没有让这种秩序出现任何松动。
从小学到高中，我的生活几乎一直沿着同一条路线展开，上课、考试、排名，然后朝着下一次更重要的考试前进。这套安排很少被质疑，甚至很少被注意到。大家默认只要不断往前走，目标就会越来越清晰，未来也会逐渐被锁定。真正离开之后，我才意识到，过去一直遵循的路，未必是唯一存在的路径。它之所以显得理所当然，很大程度上只是因为我从未离开过。
高考之后，我带着成绩单离开小城。飞机起飞时，熟悉的街道和河道逐渐缩小，最后变成一块块交错的图案。曾经每天往返的路，在这样的高度下几乎无法辨认。过去看起来清晰又重要的目标，在更大的空间中显露出边界，围绕成绩建立的评价方式，也不再像从前那样具有解释一切的力量。
报到那天，宿舍楼下停着各地的行李车。有人从北方来，有人从沿海城市来，口音都不太一样。晚上休息前，我习惯性地给第二天列了一个时间表，把要看的书和要做的题写在纸上。室友却各有安排，有人准备竞赛材料，有人修改社团招新的简历，还有人晚上出去打球，回来以后才开始看课件。第二天早上，大家起床的时间也完全不同。一次小组作业分工时，大家讨论的是谁来联系采访对象，谁负责整理材料，而不是谁来把题目算完。那一刻我才发现，原来有些事情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做法。
不过，有些习惯还是留了下来。我还是会提前把需要完成的作业按顺序列在备忘录中，如果连续几天没有完成，就会感觉不太踏实。晚上睡觉前，总会下意识地把第二天要用的资料整理好放入书包。这些事情做起来很自然，就像以前每天晚自习前要把练习册从书包里拿出来一样。后来和同学聊天时，才发现他们的中学生活也差不多。有人说，班主任会在走廊里巡班，有人说家长每天晚上都要检查作业。讲着讲着，我们才意识到，彼此来自不同的地方，可读书时的日子却很相似。
离开小城之后，曾经被当作必须完成的要求，没有真的消失。它们还是变成了一种习惯。什么时候该开始做事，什么时候需要停下来重新安排，面对不确定的时候要不要多准备一点。这些判断常常是在没有人提醒的情况下完成的。现在再回头看，从最开始照着要求去做，到后来不用提醒也会去完成，再到偶尔会想一想有没有别的方式，那条从小城里延伸出来的路，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有的时候我会继续沿着它往前走，有的时候，也会试着拐个弯。
（作者系中山大学本科生，作者与文中人物均为化名。指导教师：肖鹏，中山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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