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君启舟节“泸江”地望新证|丹阳|刘濞|庐江|汉水|鄂君启|青弋江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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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于史料，南方地区的早期山川地理实相可谓隐约难窥。如见诸《楚辞·招魂》（以下简称《招魂》）、《山海经·海内东经》（以下简称《海内东经》）、《汉书·地理志》（以下简称《汉志》）等典籍记载的庐江水，其地望自东汉始已越发迷离，清代诸儒更是聚讼纷纭。20世纪五六十年代，鄂君启舟节铭文的发现为厘清庐江水地望这桩千古公案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线索。此后，中外学者对舟节东路所涉水道与城邑问题展开了跨越近三十年的探索和论证。本文即运用文物考古新发现，就庐江水地望之于长江流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意义作进一步申说。不当之处，敬请方家赐正。

一

青弋江说的生成

《招魂》乱辞有云“路贯庐江兮左长薄”。宋人洪兴祖引据《汉志》“庐江郡”下“庐江出陵阳东南，北入江”一条予以补注，遂将《招魂》“庐江”地望引向皖南。20世纪40年代，谭其骧将《招魂》“庐江”与《汉志》“庐江”相切割，又据《水经·沔水注》及乱辞所见地形地貌定《招魂》“庐江”于鄂西北。另外，他在复原秦代东南诸郡辖域时提出《汉志》“庐江”即今皖南青弋江，庐江郡因之得名。至武帝元狩初年衡山国除，“庐江既得衡山之地，遂割其江南诸县以隶属鄣”，鄣郡始改称丹杨郡，而庐江郡移置江北。谭先生在此将《汉志》“庐江”比定为青弋江，并视其为元狩初年以前庐江郡与鄣郡的分界，这一意见也为日后鄂君启舟节东路交通线的探讨以及周振鹤关于西汉东南郡级政区的复原奠定了基调。

1957—1960年，安徽寿县先后发现了两件鄂君启舟节（图1），铭文相同，载录有楚怀王时期鄂君船队的经商路线，其东路即汉口以下段铭曰：“逾江，就彭射，就松阳，入泸江，就爰陵。”此段路线所涉水道与城邑问题学界讨论颇多，大体可归纳为以下两种观点。

（1）赣境说。“泸江”最初释作“浍江”。郭沫若认为“浍江”即赣江，“爰陵”或是南昌。于省吾指出舟节“泸江”系《海内东经》与《水经·庐江水》之“庐江”，乃江西庐山北流注入长江的某条小水。此外，考虑到节铭“就”字的用例、赣江水系至今尚有“泸水”以及赣江在庐山附近入江，部分日本学者也倾向于将赣江水系比定为舟节“泸江”。

（2）皖境说。1962年，谭其骧将舟节东路交通线引向皖江北岸，推定“松阳”即今枞阳，“爰陵”为今桐城东南的古团亭，“泸江”乃今庐江、桐城、枞阳境内的白兔河。次年，谭先生又发表新论。他在“泸江”的隶定上改从黄盛璋的意见即“浍江”。《汉志》丹杨郡陵阳县下有注文云：“桑钦言淮水出东南，北入大江。”他据此指出淮、浍声同韵近，“浍江”乃“淮水”即青弋江。“爰、宛只是一声之转”，“爰陵”为《汉志》丹杨郡治“宛陵”，即今安徽宣城。要之，皖南转而成为鄂君船队经行之东极。进入20世纪80年代，周振鹤不仅提出《汉志》“庐江”注文未系于陵阳县下，乃是班固为表明汉初庐江郡与“庐江”渊源关系的违例之举，而且推定汉初江南庐江郡的东界（鄣郡的西界）在“《汉志》丹阳庐江水”，即今青弋江流域。4不过，周先生并未与舟节“泸江”相系联。

1988年，黄盛璋在《再论鄂君启节交通路线复原与地理问题》一文中基本肯定了谭先生关于舟节东路水道、城邑的论证，又改从商承祚的“泸江”释读意见，将舟节“泸江”、《海内东经》“庐江”、《汉志》“庐江”、桑钦“淮水”以及《水经·庐江水》“庐江”归总于青弋江名称历时性演变的结果。他提出“庐江”和“淮水”分别是青弋江在先秦和汉代的名称，而“庐江”之名的湮没应与庐江郡辖境自江南变更至江北有关。

概言之，经谭其骧等历史地理名家的几番校订，舟节东路交通线皖境说影响颇大，而青弋江既是鄂君商船经行东极之“泸江”，又系汉初江南庐江郡东界之“庐江”的假说越发坐实。《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再版时，于秦代“淮汉以南诸郡”图中补绘的鄣郡与庐江郡即以青弋江流域划定二郡分界。之后，不少论著相继征引、采纳，青弋江说成为国内学界的主流观点。至于《招魂》“庐江”，论者也倾向于肯定谭先生的鄂西北说，并将之与舟节“泸江”相切割。不过，随着考古材料的陆续披露，长江流域历史地理研究迎来了新契机。特别是这一区域矿冶考古工作的成果揭示出汉初刘濞吴国铜山所在，进而成为验证青弋江说合理性与否的重要切入点。

二

矿冶考古的验证

关于吴王刘濞铸钱之事，《史记·吴王濞列传》记云：“吴有豫章郡铜山，濞则招致天下亡命者（益）〔盗〕铸钱，煮海水为盐，以故无赋，国用富饶。”又如同书《货殖列传》载：“夫吴自阖庐、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东有海盐之饶，章山之铜。”凡此，表明“豫章郡”或说“章山”乃吴国铜矿区所在，刘濞经营达四十余年，已具规模和声势。

那么，这个牵动吴国经济命脉的铜矿区今地何处？欲廓清此问题，须首先明晰西汉前期东南王国的封域形势。高帝十一年（前196）立刘长为淮南王，领九江、庐江、衡山、豫章四郡。次年，立刘濞为吴王，领东阳、鄣、吴三郡。另，《史记》《汉书》屡言吴国领有豫章郡，古今史家多以豫章郡时属淮南而不属吴，谓“豫章”系“鄣”之讹。基于以上分析，刘濞铸钱之“章山”当在吴国支郡鄣郡境内寻找。同时也就不难理解，景帝前元三年吴王起兵的直接导火索便是“削吴会稽、豫章郡书至”，试想汉廷削此二郡后，刘濞将失去经营已久的海洋盐业与铜矿产业，焉能不反？

鄣郡于武帝元封二年（前109）更名为丹杨郡，丹杨郡置有“铜官”。清儒曾点明“丹阳铜”与汉初的“章山之铜”之间存在着承继关系。陈直复以“汉有善铜出丹阳”汉镜铭证“西汉及王莽时以丹阳郡所产铜量为最丰，与《汉书·吴王濞传》记载极合”。然而，直至20世纪80年代，丹杨郡铜山的今地考辨仍徘徊于东南地区各种旧志所载的诸多铜山线索之间难以落实。1984年以来皖南沿江的部分市县相继发现了一批早期矿冶遗址，这一局面始有所改观，学者据此论证皖南是“章山之铜”及“丹阳铜”的主要出产地。

通过多年的田野调查与发掘工作，目前长江下游已确认有数十处先秦至汉代铜矿冶遗址（图2），集中分布于皖南的铜陵、南陵一带，而苏西南与浙西北仅有零星发现，较之皖南，可说是相差悬殊。再考虑到苏浙两省考古工作基础均较为坚实，所以这一时空分布差异当是自先秦以来铜矿冶产业格局一脉相延的真切反映。

先秦时代的皖南便是中原铜矿料的重要产地及加工地，铜陵地区已显示出采冶铸兼具且含有官方背景的早期青铜工业链条。不仅如此，这里铸钱的传统也有迹可循。繁昌横山发现的蚁鼻钱范表明楚人已据有皖南铜矿区从事铸钱活动，而贵池秋浦河渡口出土的半两钱范更是秦帝国郡县铸币的直接物证，与后来者刘濞相去亦不过二三十年。

《盐铁论·通有》中“文学”指陈：“荆、扬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又记“大夫”曰：“五行，东方木，而丹、章有金铜之山。”今按，《汉志》“丹扬郡”下有陵阳县，治今安徽青阳县南。《汉书·食货志》云：“金有三等，黄金为上，白金为中，赤金为下。”孟康曰：“赤金，丹阳铜也。”汉代铜器铭文中亦见有青铜称“金”者。明此可知，这里“文学”所言“陵阳之金”的地域概念等同于皖南铜矿区。另外，“大夫”还提到“丹、章有金铜之山”。检《史记·货殖列传》载“豫章出黄金”，又《汉志》豫章郡鄱阳县下记有“黄金采”。因而，此处“大夫”所说的“章”当指以出产黄金闻名的豫章郡，“丹”则无疑是置有“铜官”的丹杨郡。

需要关注的是，前文曾提及《史记》刘濞本传“吴有豫章郡铜山”云云，然《货殖列传》叙吴东有“章山之铜”在“东楚”之中，而记豫章郡及“豫章出黄金”却在“南楚”之列，足见豫章郡与吴国铜山无涉，亦可证“吴有豫章郡铜山”当是“吴有鄣郡铜山”之讹。景武两朝东南政区屡有变动，鄣郡以及后来的丹杨郡均与豫章郡接壤，加之“章”“鄣”相通且各自界域内皆有铜矿资源及采冶史（江西瑞昌铜岭采冶遗址大体在《汉志》豫章郡界中），刘濞本传误记吴国铜山归属地郡名的症结殆在于此。

至于苏浙省域发现的铜矿冶遗址，今人多据旧志断为吴国铜山。但是，宁镇地区的时代或为商周，或为唐，而浙江地区确凿的文献记载和实物遗存也要晚至唐代。因此，我们虽不能排除苏浙省域在刘濞吴国时期曾有过一定程度上采铜铸钱行为的可能，但刘濞经营已久的“章山之铜”以及两汉之际最负盛名的“丹阳铜”产地无疑是在今铜陵、南陵一带。

如果上述分析大体不误，那么以往流行的“庐江”地望青弋江说及秦、西汉前期鄣、庐江二郡界域复原方案都有重新审视的必要。若以青弋江来比定“庐江”并视作鄣、庐江二郡之分界，则铜陵、南陵一带的铜矿冶遗址恰在青弋江流域以西的淮南国（以及文帝前元十六年所置的庐江国）庐江郡界中，而不统属于吴国鄣郡，刘濞铸钱又从何谈起？另外，包举今江西省大部的秦庐江郡竟是以郡域东北缘的短短一条青弋江命名，也着实令人费解。

附带指出，芜湖段以上皖南的长江重要支流尚有池州市境内的秋浦河。一种观点认为《海内东经》“庐江”、《汉志》“庐江”以及《水经·庐江水》“庐江”皆系此河，然而秋浦河不仅处在吴国铜山的西缘，其体量也远不及青弋江。实际上，有学者曾据《越绝书》中始皇帝徙大越民的记载推测鄣郡当领有皖南全境，今以吴国铜山的考古发现为佐验，愈见此论不虚。要之，秦、西汉前期的鄣郡西界是否循《汉志》丹杨、豫章郡界或可再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庐江水应在《汉志》石城、陵阳一线西南的皖境之外寻找。

三

庐江水的名实分离

《海内东经》“附篇”谓“庐江出三天子都，入江彭泽西。一曰‘天子鄣’”，又云“浙江出三天子都，在其东。在闽西北。入海余暨南”。对这两条记载的正确认识是探索庐江水地望的关键所在。

首先是“三天子都”。《汉志》《说文》载“渐江水”发源于丹杨郡黟县境内，今新安江上源正位于汉黟县故城西南，而《水经·渐江水》则以“三天子都”即黟县北的黄山为“渐江水”发源地，与前者取源略有不同。其实，黄山横贯黟县境域，承自《海内东经》的“三天子都”未必具指黟县东北今黄山区境内的黄山主峰，而是泛指黄山及周围山脉。清人黄次荪所谓“古人言山水，皆举其形势大概而总被以名称，必非沾沾一峰一派之间也”以及“凡宣、歙二州之山，皆古者三天子鄣之地”云云，即为切中肯綮之论。

其次是“彭泽西”。《水经·庐江水》记作“庐江水出三天子都，北过彭泽县西，北入于江”，较《海内东经》稍异。清人钱坫、杨守敬及今人黄盛璋等多视此处“彭泽县西”之“县”为衍字，将“彭泽西”解为丹杨郡宛陵县彭泽聚西，“庐江”遂由此落实到宛陵即今宣城市以西的青弋江，与《汉志》“庐江”流路相合。但是，比对同篇载录的其他水道流注地名发现，“庐江”前一条“浙江”入海的“余暨南”、后一条“淮水”入海的“淮浦北”，论者皆考定为秦县，可见“庐江”入江的“彭泽”为聚邑名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彭泽西”还见于同篇“赣水”条，其云“赣水出聂都东山，东北注江，入彭泽西”。此“彭泽西”断不会远至皖东南一带，显然是指江西湖口东的彭泽故城以西。所以，钱坫等人在没有任何确切文本依据的情况下，仅凭己意指“县”为衍字，进以迎合“庐江”青弋江说之举，实难服人。盖《水经·庐江水》所记之“彭泽县西”可视作曹魏时人对《海内东经》“彭泽西”的精当转述。

那么，这条发源于皖南的丘陵山地，北经湖口注入长江的“庐江”，今何水足以当之？唐人卢潘曾指为源出今皖赣交界的率山、浙岭而西流注入彭蠡之水。20世纪80年代初，张修桂在绘制“汉唐鄡阳平原水系图”时比定为西河。不久，魏嵩山又提出饶河说，他认为《海内东经》“庐江”发源于“三天子都”即今皖赣边界率山，其上游为今乐安江，下游自今鄱阳县西北穿鄱阳湖至庐山东麓与赣江汇合，后又北流于湖口县西注入长江。不过，另一方面，饶河（又称“鄱江”）体量虽较皖南的青弋江与秋浦河为大，似仍难当庐江郡得名之“庐江”。近年，杨萧杨推断“三天子都”乃浙皖赣交界率山至怀玉山脉的总称，“庐江”则指今鄱阳湖以东的古赣江，其上游应是今信江和鄱江水系。该说固然是进一步发展了黄次荪的论断，更合乎史实与情理，但其论证仍存若干缺环。

鄱江见于《汉志》豫章郡鄱阳县下，所谓“鄱水西入湖汉”，即今昌江—饶河。从鄱阳县地望变迁情况来看，江南“鄱水”之名应不早于秦代。又同篇豫章郡余汗县下云：“余水在北，至鄡阳入湖汉。”此“余水”当即发源于玉山县北部的怀玉山大岗，流经今余干县的信江。“余汗”又作“余干”，《淮南子·人间训》记秦时尉屠睢发卒五十万击越之事，其曰“一军结余干之水”。先秦越地的“余干之水”恐尚未冠名“余水”，《汉志》“余水”或是西汉时期以余汗县得名的晚出汉语式水名。

此外，前述《海内东经》“附篇”的“赣水”也不应忽视。“赣水”即后来《汉志》豫章郡雩都县下所记的“湖汉水”，“湖汉水东至彭泽入江，行千九百八十里”。汉代湖汉水取源与今赣江基本吻合，其经由婴子口以北的彭蠡泽入江。今按，“附篇”既如周振鹤所论乃“秦代《水经》”，则“附篇”中“庐江”“赣水”二水经彭泽县西境北注长江的描述，也理应是秦代鄱阳湖地区水文状况的实态。据研究，先秦时期的彭蠡泽只包有今安徽宿松、望江间的长江河段及其以北的湖沼地区。至西汉后期，江北彭蠡泽已和九江主泓道分离，日益萎缩，湖口断陷的古赣江逐渐发育成较大水域即今鄱阳北湖。而秦代正处于古彭蠡水域江湖分离之初，婴子口以北古赣江主泓道的扩展尚在起步阶段。依上古“互受通称”的水道命名体例，“赣水”东北流至今鄱阳南湖中与东来的“庐江”汇合，自此以下直至湖口入江，古赣江主泓道二名通称，其左岸沿用至今的“庐山”之名即是旁证。不过，《汉志》亦叙湖汉水“至彭泽入江”及其别源“豫章水”出豫章郡赣县西南“北入大江”，学界多从今鄱阳北湖吞吐型湖泊的水文特征层面考量，这与先秦及秦代的情形有别。

需要说明的是，如将庐江水解为鄱阳湖以东的古赣江，则与《汉志》所载“陵阳东南”这一发源地仍有距离（相隔黟、歙二县）。由此，不得不重审《汉志》“庐江”文本的可靠性与原始性。事实上，1962年谭其骧既已察觉出此条可疑，指其“多半是传抄时窜入的后人旁注”。近年，杨智宇论定此条系应劭注文窜入，非班固自注。但是，囿于对应劭的迷信，他依然将“庐江”“淮水”视为一水异名，从而落入“庐江”青弋江说的窠臼。应劭身当汉末，去古远矣，尤其是他记录的秦及汉初的史地掌故来源良莠不齐，并非确不可移。仅就《汉书》应劭注所涉水道资料而言，由于应氏着重解说地名而非水道，未曾一一考实地理。因此，望文生义而误注水名和以无关水道附会地名之类的错谬时有发生。另外，班固自注中仅转引桑钦“淮水”，而独不见“庐江”，足证至迟东汉早期庐江水之名已隐没不彰，汉末应劭又何从知晓？

前后通贯考察，自宜明晰关于南方山川的地理认知存在着从面到线、由浅入深的曲折过程。发源于浙皖赣交界群山“三天子都”的今信江—饶河水系早先统称“泸（庐）江”，见诸鄂君启舟节铭文与《海内东经》“附篇”。其西北流与南来的“赣水”逐次汇合后，北经“彭泽西”的今湖口县境内注入长江。伴随着鄱阳湖地区水文地貌状况的变迁与西汉前期庐江郡由江南移至江北的政区调整，“庐江”之名渐废，“鄱水”与“余水”之名日显。东汉早期，庐江水之名已趋于隐没，而“庐山”即是庐江水及江南庐江郡之孑遗。汉末应劭关于庐江郡郡名来历之注文后窜入《汉志》，致使庐江水发生名实分离，纠葛正始于此。不过，曹魏时人仍采信《海内东经》进而撰作《水经·庐江水》。随后，郦注虽以庐山北“石门水”相系联，却也语焉未详，遂招致后世诸多驳难。及至20世纪50年代以来学界对舟节东路水道城邑与西汉东南郡级政区讨论的不断深化，赣境诸水数遭摒弃，青弋江说几近不刊之论。

四

余论

以上通过庐江水地望的个案研究，剖析了庐江水由赣东北“漂移”至皖南的内在逻辑，呈现出古往今来关于南方山川地理认知的曲折反复。矿冶考古发现表明西汉刘濞吴国铜山应在今安徽省南部的铜陵、南陵一带，而以往流行的庐江水地望青弋江说与秦西汉前期鄣、庐江二郡界域复原方案自然就无法成立。发源于浙皖赣交界群山“三天子都”的今信江—饶河水系起初统称“泸（庐）江”，其名实分离的印迹班班可考。

节铭云“入泸江，就爰陵”。“泸江”之谜既已廓清，“爰陵”地望蠡测如下。考古学研究表明，江西在战国中期仍以越文化为主。近年，在江西中部腹地的清江盆地发掘了樟树国字山大墓，墓主是与越国王室密切相关的筑卫城统治阶层。国字山大墓虽如简报所言“具有突出的越文化因素”，然墓葬形制及随葬器物并不似如贵溪鱼塘水岩M10、无锡鸿山DVⅡ（邱承墩）M1、安吉垅坝D12M2、绍兴凤凰山M1、M3等同时期越墓那般典型、纯粹，其楚化色彩已相当浓郁，隐约透露出墓主或系居于“吴头楚尾”并已入楚的越人上层。另外，在新建昌邑与高安郭家山还发现了较为典型的战国晚期楚墓。就目前的材料来看，江西的楚文化遗存整体偏少，且集中在鄱阳湖平原之内，而“爰陵”地望亦当不出这一范围，但具体落实在哪座城邑，尚难遽断。此种情况除了考古工作的局部缺失外，还应考虑到楚人经略东南的大背景。

一般认为，舟节铸于楚怀王七年（前322）。据《史记·越世家》载，此前十数年，楚威王曾兴兵伐越，“大败越，杀王无彊，尽取故吴地至浙江”，“越以此散，诸族子争立，或为王，或为君，滨于江南海上，服朝于楚”。与之相应，其时楚国在长江以南的疆域大抵东尽于浙皖赣交界的“故吴地”，此处山系恰有“三天子都”之称，正是《海内东经》“浙江”的发源地。盖鄂君船队在长江中下游免税区的活动路线自“彭射”即今鄱阳湖湖口附近分出两支：一支沿江东下，终点为江淮中部地区；另一支则往南，转入“泸江”即古赣江，抵达楚人新征服的鄱阳湖平原（图2），鄂君船队行商至此，最主要的还是从“爰陵”作为楚越边贸品集散地的层面考虑。至怀王后期，“越乱，故楚南察濑胡而野江东”，包括青弋江流域在内的江东地区方入其彀中。或许由于此后楚国战略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加之越人势力的盘根错节、顽固难驭，所以终战国之世楚人未再向赣江中上游推进。

无待赘言，先秦秦汉水道与政区的复原研究具有长期性和复杂性。地不爱宝，鄂君启舟节的发现与长江下游的矿冶考古成为破解庐江水地望谜案的钥匙。这一典型个案进而提示我们，在历史地理学研究中应充分具备考古自觉，做到出土文献、考古材料、历史文献三者的有机融合，方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史实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