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船长。
从传统到现代的社会转型中，人类曾历经极权主义的阴霾、世界大战的浩劫，也见证了全球化的兴起与社会体系的自我革新。
金观涛老师先以极权主义的本质切入，指出其是对现代契约社会与个人权利的否定，而二战的终结不仅淘汰了畸形民族国家，更推动非西方轴心文明完成现代转型，社会主义阵营的兴起也成为殖民地民族国家形成的重要催化剂。冷战的终结则让现代契约社会的双层次结构走向成熟，市场经济的正当性被重新认知，也开启了第二次全球化的进程。
同时，金观涛老师剖析了 1968 年全球反体制运动的根源与落幕，揭示出道德乌托邦的解魅让世界重返现代性。核心部分则深入阐释现代契约社会的自我改进路径：英美等加尔文宗社会凭借稳定的现代社会结构，成为自我改进的典型，福利国家的建立保障了个人权利的可欲性，凯恩斯主义的实践缓解了市场经济的周期性危机，北欧、英国、联邦德国的不同实践，也印证了福利与干预的 “度” 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
图：阿尔希普·库因吉 《冬天 》
现代契约社会的自我改进
文/金观涛
第二次全球化是如何开始的
20世纪现代社会演化的第一个重要结果是畸形的民族国家在二战中遭到淘汰，与其同步的是世界范围内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非西方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趋于完成。我在之前专门讨论了印度文明借助“被殖民”转型的方式，这一方面是因为印度传统社会无法建立起大一统的国家，另一方面是因为帝国主义在全球化中愈演愈烈，大多数非西方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都处于西方现代民族国家的笼罩之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畸形的民族国家消失，第二类民族国家亦不复存在，帝国主义支配殖民地的时代永远结束了。德国等轴心国战败以后，它们统治下的殖民地纷纷独立。即便是战胜国，或出于国际道义的压力，或出于自身实力的衰弱，也都无法在殖民地恢复昔日的统治。二战以后殖民地人民的民族独立运动普遍兴起，印度、越南、菲律宾和阿尔及利亚的独立就是最典型的例子。
特别要强调的是，由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性，它对较难实现社会现代转型的伊斯兰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它通过飘变机制成为诸多伊斯兰社会的组织蓝图，最终成为伊斯兰世界中民族国家形成的催化剂。也就是说，社会主义阵营的确立对二战后殖民地的独立运动极为重要：一方面，两大阵营对立的结果是没有一个强国可以随心所欲地安排国际秩序；另一方面，列宁主义将民族独立运动视作共产主义革命的组成部分，以上因素都促使帝国主义时代的种种恶果得以消除，大量殖民地转化为现代民族国家。这时，轴心文明的现代转型走向高潮，以至于没有经过超越突破的非洲，也从殖民统治下的初民社会，开始向现代民族国家跳跃。
图：阿尔希普·库因吉 《树干 》
20世纪现代社会演化的第二个重要结果是冷战的终结，冷战（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竞争）与不同类型的现代民族国家争雄有本质不同。从表面上看，两大阵营都拥有核武器，并声称要埋葬对方，核战争的阴云一直盘旋在人类头顶。然而，国力和军事较量的背后是关于“超越现代契约社会的理想社会是否存在”的考虑，因此两大阵营的竞争并没有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果是现代契约社会的双层次结构在自我改进中成熟，以及现代社会有机体的再次现代转型。这一结果是情理之中，却又在双方的意料之外。
社会有机体对生产力发展的容量是固定的，因而不能支持经济的超增长，也就无法与现代契约社会竞争。这个道理在传统社会有机体的演化中已表露无遗，由此表明，即使现代社会有机体将生产力的超增长作为国策，亦不能确保能够击败现代契约社会。人类终于认识到现代市场经济的意义，并从历史教训中意识到市场机制与生产力超增长、科技进步的关系。
一战以前，现代市场经济从个人权利中获得正当性。20世纪下半叶计划经济失败后，市场经济被视为唯一能够引发生产力超增长的机制，并从这一认识中获得正当性。正因如此，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原理（The Principle of Spontaneous Order）获得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从政治哲学的角度看，这种论证市场经济正当性的思路，重犯了从实然推出应然的错误，其背后只是对生产力超增长机制的新认识。
这样一来，世界又恢复成双层次结构的现代契约社会，第二次全球化开始了。1991年苏联解体通常被视作冷战结束和第二次全球化的开始年份。然而，第二次全球化的兴起略早于苏联解体，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已显露出迹象，与中国的改革开放相关联。
道德乌托邦的解魅
道德理想国一直是人类内心的渴望。自柏拉图以降，西方社会就将道德理想国视为完美社会，中国历史上也一直存在着大同世界的想象。一般来说，道德很难被证伪（除非某些特定的条件下出现道德规范的不可欲），道德理想国存在的意义也很难被否定。一个物质生活艰苦，但人人道德高尚的社会是否优于生产力超增长的现代社会？它能否代表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些问题长期以来一直悬而未决。
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西方社会对世界革命的向往，一直蕴含在各式各样的批判资本主义或者不满消费社会的思潮中。由于苏联模式的种种问题，世界革命的希望一度被中国承载，红卫兵运动迅速产生了世界性影响。1968年3月22日，法国巴黎大学楠泰尔学院（Paris University at Nanterre）的学生集会，抗议政府拘捕反越战的学生，由此引发一浪高过一浪的学潮。法国大学生对于大学只能制造一批唯命是从的技术专家深感不满，他们拿着《毛泽东语录》罢课并占领学校。5月，学生罢课引发了工人大罢工，截至5月底已有约1000万人参加罢工，这是1936年以来法国最严重的社会事件，全国各行业都因煤气和食物短缺行将瘫痪。
西方反体制的反叛精神是后现代式的个性大解放，它反对任何对个性的束缚（包括法律和道德）。1968年5月的法国街头处处可见的标语是“消费社会不得好死，异化社会不得好死。我们要一个独创的世界，我们拒绝一个用无聊致死的危险去换取免于饥饿的世界”。“严禁禁制”和“永不工作”的口号风行巴黎。法国大学生一边吸大麻，一边模仿中国红卫兵，他们毫不掩饰地说：“一想到革命，就想要做爱。”美国流行歌手杰瑞·鲁宾（Jerry Rubin）的名言“凡是没在牢里蹲过的家伙，都不值得相信”不胫而走。
图：阿尔希普·库因吉 《黄昏树林 》
东欧的反体制潮流表现为政治上要求自治，以及对表达自由的渴望。1968年4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杜布切克（Alexander Dubcek）宣布实行“人性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with a Human Face）。这种摆脱苏联控制的政治行动，最终导致同年8月50万苏联军队和数千辆坦克在周密的空降部署下入侵捷克。与1956年苏联入侵匈牙利所遭到的愤怒的武装反抗不同，这一次苏联坦克碰到的是成群穿着蓝牛仔裤的捷克青年人坐在公路两旁，讥讽戏谑地向那些拉长脸孔的苏联士兵发出嘲笑和叫骂。
1968年夏天的日本，因为医学院关于无报酬实习制度的存废问题，东京大学“全共斗”（全校共斗会议）成立，并于6月15日占领东京大学的象征性建筑——安田讲堂的钟楼。“全共斗”以“大学体制”和“自己本人”为革命对象，完全否定民主集中制，学生随时可以参加或退出。20世纪70年代，革命造反在世界各地大退潮，但日本的反叛精神的持续时间比中国和西方更长久，直至1970年赤军派劫持“约铎号”飞机，以及1974年三菱重工爆炸等恐怖主义行动发生以后，才趋于消亡。
为什么1968年会出现席卷全球的反体制运动？有观点认为其源头是刚刚形成的（西方）消费社会，消费主义的同质化造成普遍的精神压抑和苦闷，民众（特别是青年学生）开始寻求更彻底的解放。事实上，随着富足的社会使愤怒之火趋于平息，民众对冷战的意识形态感到厌烦，这时，即便反体制的不满再强烈，也难以转化为“砸烂旧社会”的行动，除非有一种新的道德意识形态能够将反体制和道德的力量结合起来。1968年席卷全球的反叛运动包含两个互相矛盾的方面：一是反对一切束缚和限制；二是极强的道德理想，以及服从道德意识形态权威的指导。
1968年的全球反叛热潮中，“反对一切秩序和限制”的理念以及其中所寄托的解放人类的热忱，被最大限度地释放出来，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盛大狂欢的快感和喜悦。之后便迅速走向衰落，1968年“反叛的一代”成了20世纪80年代雅皮士（Yuppie）和20世纪末全球化运动中的专业人士。从这一意义上讲，今人所处的“太平盛世”也是1968年革命解魅的结果。
经历了20世纪的教训，我们有必要意识到，社会只是个人达到目的的工具。对于现代社会的批判，其意义应该在于推动现代社会内部的自我改进。20世纪70年代以来，世界开始告别革命，重返现代性。这一切最初只是涓涓细流，经过20年的发展，成为支配世界的大潮流，然而其汹涌澎湃、必然来临之势，当时已经能够“于无声处听惊雷”了。
凯恩斯主义和福利国家
在整个20世纪的浩劫中，英、美两国所受影响最小。美国得益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尽管参加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战争却从未向其本土蔓延，两次大战的结束也都与美国参战有莫大关系。英国处于20世纪浩劫的中心位置，但其社会制度亦基本维持了下来。原因在于，英美社会是加尔文宗社会，即现代性起源的社会，亦是17世纪以来现代社会结构最核心的部分。
我在之前指出：现代社会建立在两个分裂的超越视野之上，认为社会有机体没有意义。因为唯名论革命把个体作为真实的存在，法律只是个人在上帝面前建立的契约，国家必须是一个整合性契约共同体，这些都是加尔文宗社会的基本观念。而现代社会是从加尔文宗社会扩展至其他社会中的，拓展必须经过启蒙运动；这很容易使民族主义成为现代价值之核心，并把现代社会组织蓝图建立在科学主义之上。这样一来，我们可以理解为何加尔文宗社会不易认同建立在一种超越视野之上的新有机体，广义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有限，而且其民族认同符号是主观的，相对稳定和健康。一般来说，基于主观认同的民族主义不易受外来冲击的影响，很难变成法西斯主义。
如果比较英国、美国和法国，就能发现三国都具备强烈的自由、民主和个人权利这些现代价值，但法国企图以启蒙价值来建立现代社会，造成内在结构不如英美稳定。如前所述，法国大革命以后，其政体一直在由民族国家的英雄当皇帝的帝国与共和国之间振荡徘徊。20世纪，该振荡并没有结束，50年代，法国和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再一次使法国的民族主义和政体接受考验，结果是历史地位仅次于拿破仑的民族英雄戴高乐创立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代议制最初只有总统制和内阁制这两种形态，法国却施行了双首长制（半总统制），旨在借此解决其代议政治中长期存在的问题。迄今为止，法国的代议政治尚在完善之中，这一切与英国和美国形成明显反差。
总之，对于现代性起源的社会而言，20世纪冲击的结果是现代社会结构的自我肯定和自我改进。什么是自我肯定？现代契约社会一定是基于几种分离共存的超越视野，而非建立在科学主义之上，也无法与建立在宗教之上的有机体互相整合。20世纪的浩劫再次强化了上述认识，即对契约社会的再次肯定。再次肯定现代契约社会的同时，必须解决现代价值不可欲的问题。也就是说，现代社会建立在个人权利和民族认同之上，然而，当市场经济中个人权利发生不可欲时该怎么办？如何阻止民族主义发生畸变？这两个问题的最终解决推动了现代社会的自我改进。
二战以后，福利国家盛行于西方，其本质就是保证个人权利的可欲性。无论市场如何波动，或者经济如何崩溃，每个人都有基本的生存权。个人权利的可欲性得到保证以后，个人才能到市场中去竞争，以及进行商品交换。西方契约社会的自我改进，除了建立必不可少的福利保障（福利国家）外，还包括政府干预市场经济以缓解周期性经济危机。
现代市场经济不是嵌入社会有机体中的，具有无限扩张的潜力，市场动员每个人的能力和创造性，在满足其提出的需求的同时，就存在超越社会有效需求的倾向，这正是市场经济促使生产力超增长的实质。因此，周期性的生产过剩是难以避免的，它只能通过市场机制自身来消化。重要的是，当经济萧条发生时，如何确保市场调节机制不被破坏，以及失业人员的基本生活得到保障。经过改进的现代社会无法消除市场经济周期性的波动，却能降低波动的幅度及其对个人生活的影响程度。
1929年大萧条使得人们对市场经济的信心崩溃，2008年的金融海啸却未如此，原因在于，福利保障系统的运作使个人权利的可欲性未遭到破坏。与此同时，政府用凯恩斯主义干预经济，降低了经济的波动幅度。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和利弊，目前尚处于争论之中。但福利国家和政府干预经济构成了现代社会自我改进的关键组成部分，二者都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达成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一开始就是直接针对现代市场经济的生产过剩和贫困工人无生存权展开的，计划经济简单明确地解决了失业问题进而再次给人的生计以有机体式的保障。如果不存在社会主义强有力的挑战，很难想象自由世界会走上政府干预经济（但保留市场）、用法律保护人权（但不限制个人的基本自由）的艰难改革之路。
20世纪30年代，随着宏观经济学的诞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利用政府干预来克服社会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以缓解周期性的生产过剩，各种社会保障制度亦逐步确立。20世纪50年代以来，克服经济危机的手段逐渐从政府直接干预经济，转变为增加公共事业的开支、保障货币供给和维持金融稳定，这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资本主义周期性生产过剩所引发的危机（周期性生产过剩即使发生，其危害也不大了）。例如，1994—1998年，西欧平均每年的失业比例高达11%，已超出了20世纪20年代大萧条时期的水平。但是，西欧各国人均GDP增长率为2%，低收入家庭并没有陷于困境。社会相当稳定，原因正在于社会保障体系的有效运行，而政府的支出占了相当大的比重，有效缓解了社会有效需求的不足。
福利国家的典型代表是丹麦、瑞典和挪威。在这些国家中，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使得社会民主党大获全胜，并连续执政40多年。例如1889年瑞典社会民主党成立，该党部分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现代契约社会的批判，主张用普选消灭阶级。该党一上台，就扩大公共部门，推行“人民之家”，以尽力实现全民就业。1945年，英国工党首次获得史无前例的多数票，开始执政，推动煤矿、铁路等行业的国有化，并通过国家干预来克服长期以来失业人口占总人口10％左右的社会弊病，以实现充分就业。伯林甚至将英国工党的建立称为马克思对这个接纳自己的国家所作的最大的一项贡献。
图：阿尔希普·库因吉 《月光之夜。冥想》
北欧福利国家的经验受到西方社会的高度重视，20世纪50年代，95%的英国人在政府支持的医疗保险系统中看病。法国早就建立了基于（计划和市场、国有和私有）混合经济之上的第四共和国（有别于战前的第三共和国），其经济国有化的程度远超英国。意大利则由一战前的君主立宪国变成实行混合经济的共和国，其中工人家庭的收入只有59％是工资，其余则是各种各样的福利。即便在美国这一对私有制和市场怀有原教旨主义热忱的国家中，凯恩斯主义和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亦被普遍接受。从此以后，西方社会的政府职能被重新界定，不再限于立法和保护私有产权，控制货币供给、保证社会有效需求和就业也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更重要的是，宏观的经济调控和福利制度保障使得现代价值核心（个人权利）的可欲性得以恢复。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结构第一层面的内在危机已被克服，它又能够支持生产力的超增长。在新一轮科技革命和市场的推动下，西方世界在20世纪60年代迎来了经济发展的黄金年代，并在经济上领先于社会主义国家。在随后的30年中，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据全球总出产额的75%，以及全球出口总量的80%。1960年代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水平已是战前的3至4倍。
消费社会来临了。无论是福利国家，还是政府干预市场经济，都涉及“度”的问题，即保障和干预程度的问题。如果福利太好，人们就会失去工作的欲望，进而使得经济缺乏竞争力。如果国家直接干预经济，虽然会创造社会的有效需求，减少经济波动，但会损害经济萧条本身的调节功能，从而引发滞胀，即通货膨胀和萧条同时发生。至于部分产业国有化的问题更大，这等于是将民族国家视作部分的有机体，而不是百分之百的契约共同体。也就是说，一旦福利国家和政府干预经济过了“度”，虽然个人权利的可欲性得到保证，但生产力的超增长却遭到损害。
二战以后，联邦德国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速度最快。1945年，很多人根本不敢待在联邦德国，那里到处都是废墟，废墟下全是腐烂的尸体，存活下来的人都住在帐篷里。10年以后，联邦德国成为欧洲经济最发达的地区。联邦德国之所以会有经济奇迹，是因为它完全没有福利国家、国家干预经济的包袱。联邦德国自称为“社会市场经济”(économie Social edeMarché),后来有个讽刺性的说法，“社会市场经济”只是有社会意识者的市场经济，它表现在政府为所有支薪工人提供保险的俾斯麦传统，而非建立在各种形式的福利上。
大部分联邦德国国民都接受低工资和最初阶段的高失业率，以换取国家财富的迅速增长。同一时期，英国的经济管制极其严厉，福利保障和国有化水平也很高，但其经济发展程度却不如德国。20世纪80年代，英国不得不再次推行私有化改革，寻找适当的“度”。
20世纪上半叶，西方经济从未达到过一战前的水平，但到20世纪60年代，西方经济开始了超增长。在某种意义上，这可以被称为“半全球化”，即在欧洲资本主义世界的基础上，形成超越民族国家之上的跨国市场经济。“半全球化”是市场经济在与计划经济竞争中获胜的前提，也为第二次全球化的重新开始奠定了基础。
“极端主义”的退潮：新的思想框架
现代社会的第二个重大改进，出现在契约社会的第二层次整合性构架：1945年，多个主权国家共同创建了联合国，以取代有诸多缺陷的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该构想于1939年由美国国务院提出，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最先使用“联合国”（United Nation）一词来定义此一构想。1945年4月25日，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联合国国际组织会议（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中，有50个国家和一个非政府组织参与了《联合国宪章》的起草。
联合国是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契约社会，有必要先明确它与民族国家的异同。现代契约社会的第二层次结构最初是模仿个人通过立约来建立民族国家，每一个民族国家如同个人一样，拥有权利和义务。问题在于，联合国无法等同于民族国家，除非出现星际契约社会，联合国才可能成为一个代表地球的国家。国际法院（International Court of Justice）对联合国的定义如下：该组织是一个国际人，但这并不意味着将它等同于一个国家，因其不具备国家的法律人格、权利和义务，但它是国际法主体并拥有国际权利和义务，从而能够提出国际索赔来维护自己的权利。
在成立联合国以维系民族国家间秩序的同时，必须明确民族国家主权与个人权利的关系。一战以前，二者并行不悖、各自独立，主权不一定要基于个人权利。今天公认国家主权必须是个人权利的集合，可谓是一大进步。现代社会的自我改进奠定了当今人们生活的基础，其背后是20世纪思维模式的变化。
什么是20世纪的思维模式？即从某种超越视野推出应然社会，还包括极端主义的思想方式，极左、极右或者阴谋论都属于20世纪的思维模式。霍布斯鲍姆将20世纪称为“极端的年代”，极端主义是其思维模式。在传统社会中，每个人都生活在其所属的轴心文明中，并处于某种确定的超越视野中，道德、正义、法律、是非十分明确，其中难以盛行种族灭绝等极端主义观念。事实上，理性的、有终极关怀的现代个人想象社会行动的逻辑，亦应如此。法西斯主义缺乏严密的逻辑性，并蕴含有极度偏激的思想成分。
时至今日，这些偏激性内容已经没有太大的市场了。偏激的人到处都有，但不会引起雪崩般的效应。人类正逐渐告别20世纪的思维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极度重视思想也是20世纪的心态，我不认为它也属于“极端主义”思维模式，但当前人类社会正在告别这种心态。我是20世纪的人，并不完全习惯这一系列“告别”，但事实正是如此。以上都属于现代社会的自我改进，这当然是人类历史最重要的遗产，也是今日世界所面临各种问题的根源。
本讲讨论的最后一个问题是：福利国家和政府干预市场经济虽然保证个人权利的可欲性，但其本身具有正当性吗？讨论现代社会行动的时候一定要问它的正当性根据。现代契约社会的正当性根据是建立在两种超越视野之上的个人观念，从个人权利的终极正当性，再推出契约社会的正当性。现在我要问：福利国家是否具有终极正当性？为什么个人要交税以负责其他人的生计呢？按理说，只有维持公共事业的税收才有正当性。韦伯将国家定义为合法使用暴力的机构，事实上，国家只是立法权的载体，而法律是所有人订立的契约。那么，政府是否有权干涉市场经济呢？
图：阿尔希普·库因吉 《想白天的厄尔布鲁士》
上述问题首先出现在美国，因为它是典型的加尔文宗社会，加尔文宗不同情弱者。在其他现代社会中，福利国家和国家干预经济的正当性虽然不能由个人权利推出，但可从道德原则中含混得到，而道德原则是基于不同于T3（认知理性）的另一种超越视野。美国不具备这一条件，因此一直存在极强的怀疑福利国家正当性的声音，典型例证就是有人认为罗斯福新政违宪。
在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中，美国的失业率在1932年达到23.6%，在1933年早期更是高达25%；60%的美国家庭年收入不足2000美元，21%的家庭年收入在1000美元左右。从1929到1933年，美国的国家收入锐减50%，雇佣劳动者的收入下降60%，工薪阶层的收入下降40%，温饱成为严峻的社会问题。
1933年，罗斯福实行新政，提出改革、复兴和救济的目标。国会通过金融法案保障银行稳定，政府干预农业，并拨款33亿美元启动公共工程，以解决失业问题。罗斯福新政虽有助于美国克服经济危机，但政府干预经济缺乏正当性，在自由主义者看来，新政是对个人权利的侵犯，是披上自由主义外衣的“法西斯主义”。1935年和1936年，联邦最高法院（the Federal Supreme Court）分别裁决《国家工业复兴法》（NationalIn-dustrial Recovery Act）和《农业调整法》（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违宪。
这样一来，20世纪现代社会自我改进的一个重要方向就是为福利国家和政府干预经济寻找正当性，特别是在美国这类加尔文宗社会，其中一个重要尝试是20世纪70年代罗尔斯（John Rawls）出版的《正义论》（A Theory of Justice）。《正义论》在西方政治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罗尔斯继17世纪社会契约论之后，试图重新给出一个类似的组织蓝图，以论证福利国家和政府干预市场经济的正当性，其真正意义是开启了可以自我改进的契约社会正当性的探索。
寻找正当性：可以自我改进的契约社会
社会契约的正当性源于立约主体拥有的权利，立约基于每个人的授权，如果契约中不存在其他限定，国家对某些公民征收较高税款，用他们的钱补贴穷人，就是侵犯高收入公民的权利，也就不具备正当性。罗尔斯是如何解决上述问题的呢？他将正当性的最终标准界定为主体的选择自由，而非个人实际拥有的权利。罗尔斯在个人权利之上加了一层“无知之幕”（VeilofIgnorance），即假定个人不知道自己出生在有钱人家还是穷苦人家，也不知道自己是聪明还是愚钝，因为这些都不是个人选择（自由意志）的结果。
也就是说，个人权利的正当性最终源于主体的选择自由，而非个人已经拥有的东西（包括先天条件）。因此，唯有“无知之幕”下的自由才是正当性的最终根据。在此基础上，罗尔斯推论在“无知之幕”下，人们订立契约会遵循“正义原则”（PrinciplesofJustice），这就是作为公正的自由。此外，经济分配的不平等只有在对那些条件最差的人依旧有利的情况下，才是正当的，他将其称为“差异原则”（DifferencePrinciple）。包括“差异原则”在内的正义是制宪的前提，因此福利国家是正当的，国家干预经济也就成立了。
个人权利的存在原本不需要前提（图7.1），罗尔斯的“无知之幕”以一个假想的契约论（Hypothetical Contractarianism）作为个人权利的前提，石元康因此认为假想的契约论实际上是一种道德契约论（Moral Contractarianism）。石元康概括道：“罗尔斯根据美国宪法的构想来谈道德原则与宪法、立法及执法的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立约者在原初境况中选择公正原则，这个阶段的工作是建立起一些最基本的原则。
图7.1： 无条件的社会契约论
处在这个阶段的立约者，没有任何道德规范可以作为他们的指引，因为他们所要探寻及制定的正是这样一组规范，这组规范就是公正原则以及有关个人行为的公平原则（Principles of Fairness）。在获得这组原则后，他们就可以召开一个制宪大会（Constitutional Convention），在这个大会中，立约者所要制定的是一部宪法。在制宪过程中，他们已经有规范可以遵循，这个规范就是公正原则，而他们所制定的宪法也不能与这组基本规范相违背。再下一步就是立法的工作，这个工作是制定成文法，它们必须满足公正原则及宪法。”
正义通过“无知之幕”得出契约，是进一步立约的前提。正义属于道德范畴，这不正是道德契约论吗？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一度也接受了上述观点，后来发现不对，罗尔斯正义论不是道德契约论。道德契约论指道德原则通过契约最终达成，罗尔斯只是想象个人如何在“无知之幕”下与他人订立契约，而非借此得到正义。这里假想的契约实际上只是个人如何获得一种道德原则的描述，这一过程近似于人们通过想象，将个人认定的“好”转变成众人可接受（普遍化）的“善”，“正义”与“善”的差别仅在于想象方式的不同。
“善”是由个人的“好”从内（个人）向外（社会）普遍化导出，“正义”则是由外（社会契约）向内（个人）推出。其中，道德都是个人价值的普遍化想象，换言之，罗尔斯的正义论不是道德契约论，而是将个人权利建立在正义这一道德基础上，道德（正义）成为契约社会正当性的最终根据（图7.2）。罗尔斯这种契约社会的正当性论证显然有问题，如前所述，现代契约社会与传统社会根本不同，前者以现代价值而非道德为正当性的最终根据。罗尔斯将个人权利视作道德，是违背了前述“权利是不等同于道德的正当性”的大原则，其后果是现代社会和传统社会的本质差别遭到取消。
图7.2：道德成为契约社会的根据
当然，现代契约社会的运行离不开道德。遵守契约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现代契约社会建立在忠信的道德原则（The Principle of Fidelity）之上。洛克明确指出，契约有效性的前提是订约者必须遵守契约，自然道德法则保证了这一点，但对于不信上帝的人，契约则是没有意义的。自轴心时代以来，道德（善）要么来自神的戒律，要么来自圣人的教导。由此可见，现代契约社会的基础是工具理性，这一点极为重要，因为工具理性具有两种分离共存的超越视野，遵守契约的道德一直由不同于认知理性（T3）的另一种超越视野提供。
从表面上看，罗尔斯提出正义论，是因为加尔文宗的道德信条中缺乏“差异原则”的内容，而正义论用一个复杂的推理结构将其导出。但其背后却反映出一个新方向：建立在工具理性之上的社会契约论，已经不能再为自我改进的现代社会提供正当性了。这反映出今天的现代社会与17世纪以后建立的现代社会之间存在重大差别，前者必须是一个可以保证个人权利可欲性的社会，而原有的社会契约却不能自证其正当性。
现代社会形成之初，个人权利的可欲性似乎不是个问题。但当现代市场经济吞并所有社会领域，社会有机体消失时，个人权利的可欲性却必须有所保证，而社会契约论则缺乏相关内容，罗尔斯的《正义论》正是要解决这一问题。《正义论》的目的最初是解决契约社会中个人权利变得不可欲的时候，该如何办的问题，进而为最低工资、规定工时等社会权利提供正当性。
图7.3： 可以自我改进的契约社会
但正义论带来的后果却是将道德放在个人权利之上，这是一种向传统社会正当性论证的退却。事实上，个人生活在社会中，个人权利的可欲性只能由契约社会本身来保证，现在契约社会必须反过来保障个人权利的可欲性。这时，各种各样社会权利的提出是不可避免的。也就是说，自我改进的现代社会要求个人权利与契约社会成为一个可以互相维系的系统。该系统的演化必然包括在契约社会的自我改进过程中，个人权利的可欲性要求不断增强，这时，图7.1与图7.2所示的论证结构都不再成立。
图7.3所示的现代社会就是可以自我改进的契约社会。20世纪现代社会的演化本质上是原初的契约社会变成一个可以不断自我改进的契约社会。改进的重要指标是个人权利必须具有越来越大的可欲性，其具体表现在各种社会权利的提出上。工具理性与现代价值系统能否为自我改进的契约社会提供正当性呢？这一问题至今仍在探讨中。如何论证此一契约社会的正当性？这是政治哲学所面临的全新课题，也是我们展望现代社会将往何处去的过程中所必须涉及的内容。
本文系摘选自《轴心文明与现代社会：探索大历史的结构》一书第七章节第5节。为便于阅读，部分段落做了拆分和删减，推文标题为编者所拟，学术讨论请以原文为准。文中部分配图来源于网络，如有侵权请联系公众号后台删除。
编校：睿扬
编发：敏妍
审定：船长
声明
双体实验室出品 如需转载联系后台
欢迎转发朋友圈 一起探索人文科技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