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亚德·穆罕默德·卡乌什来自巴勒斯坦加利利地区米龙村，现居赛达。他曾在艾因·希勒韦难民营的一所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学校担任校长超过15年，目前已经退休。
卡乌什说，和许多关注巴勒斯坦问题的人一样，他过去和现在一直关注的一件事，就是让“灾难日”问题始终留在巴勒斯坦一代代人的意识之中。
他认为，这场悲剧的开端是1917年的《贝尔福宣言》。在他看来，这一宣言向犹太人作出了承诺，要以牺牲巴勒斯坦人民为代价，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家园。
巴勒斯坦“灾难日”并非这片地区历史中的一个短暂事件，而是现代史上最大的人道与政治悲剧之一。直到今天，它的影响仍然存在于数百万巴勒斯坦人的生活中。
在卡乌什看来，“灾难日”不只是一个民族被迫离开土地，更是一场试图将巴勒斯坦人从自身历史、身份认同和民族记忆中连根拔起的过程。
卡乌什在艾因·希勒韦难民营的一所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学校担任校长期间，一直认为学校不只是传授学业知识的地方，也是守护巴勒斯坦身份认同、避免其被侵蚀和遗忘的民族与教育空间。
他说，出生在难民营的新一代需要真正了解自己的根，也需要了解是什么样的历史处境把巴勒斯坦人民推向了流亡现实。
他说，在委任统治时期，英国当局一方面推动犹太人向巴勒斯坦移民，另一方面又为犹太复国主义计划提供政治、行政和安全支持，这一局面一直延续到1948年。
至于第三个阶段，则是最终导致“灾难日”发生的一系列军事行动，其结果是数十万巴勒斯坦人被迫离开自己的城市和村庄。
卡乌什说，这一阶段的突出特点是，巴勒斯坦人民几乎在极其有限的条件下独自抵抗，几乎是“以血肉之躯”应战。在军事和组织能力都十分薄弱的情况下，与之相对的是，犹太复国主义武装从英国和国际力量那里获得了大量支持。
尽管“灾难日”和流亡生活极为残酷，巴勒斯坦人并没有失去与故土的联系。相反，新的一代在内心深处承载着这一事业，并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形成了更成熟的政治和民族意识。
这种意识后来催生了多个巴勒斯坦民族运动和组织，例如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和巴勒斯坦解放人民阵线等。这些力量都承担起了解放与回归的事业。
卡乌什说，巴勒斯坦诗人、作家和思想者很早就意识到，意识之战并不比任何其他斗争次要。因此，他们的创作始终围绕巩固民族归属感、强化巴勒斯坦记忆展开。
其中最突出的代表之一，是诗人哈伦·哈希姆·拉希德。他在诗作中呈现了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和对故土的思念。
他的著名作品之一《总有一天我们会回到我们的街区》，后来由费鲁兹演唱，并成为寄托回归愿望和巴勒斯坦乡愁的情感象征。
卡乌什也特别提到艾哈迈德·亚马尼“阿布·马希尔”所发挥的民族作用。他创立了巴勒斯坦童子军，这一组织帮助巴勒斯坦青年培养了民族意识和归属感。
他还提到诗人优素福·哈松，认为其通过巴勒斯坦民间诗歌和口语表达，展现了“灾难日”和流亡之苦。
谈到回归权时，卡乌什表示，他曾是“归来者”组织的创始成员之一。
他说，这一组织聚集了一批巴勒斯坦知识分子和思想者。他们都认为，必须在巴勒斯坦新一代中重新唤起回归权的观念，并强调这一权利不是一种情绪化口号，而是一项不会因时间流逝而失效的法律、历史和人道权利。
卡乌什还强调，整理和保存巴勒斯坦口述历史非常重要。
他说，随着亲历“灾难日”并见证离开巴勒斯坦那一代人年事渐高，他们的证词和记忆已经成为无法估量的民族与人类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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