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陈独秀执笔的《敬告青年》中，六义里就有一条是“实利的而非虚文的”，意思是不要用美丽的修辞遮蔽实际处境。
我就在想，这位在1915年创办《青年杂志》，次年改名《新青年》的先贤，曾在安徽办过《俗话报》，曾因登载文字被清廷通缉，曾执北大文科学长之印，与胡适、鲁迅、钱玄同诸君同声相应，当年的六义并列，给当时一整代沉沦于“忠孝节义”虚文中的青年人开了一剂猛药。
后半生屡仆屡起，三次入狱，死在江津一间陋室里，临终前还在写一本《小学识字教本》。这一辈子，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在和“虚文”作战。
假设，当他和那一代先贤的灵魂穿越历史，俯瞰我们这一时代面向大众的媒体时，又该是怎样的含血喷天？
他们当年要打倒的“虚文”，今日换了一个新名目：
这是从事外卖员的朋友发来的新闻。
不得不说，它们还是在一如既往般地信口雌黄、涂脂抹粉的粉饰太平。
照常识和逻辑，一个人一天跑136单，按14小时算，平均6分钟一单，按一天24小时算，每635秒一单，且要不吃、不喝、不睡、不上厕所，这是在数学上根本不可能成立的劳动密度吧？
更何况，他还是聋哑骑手，也就是说，他在那套以“分秒”为单位计算惩罚的派单系统里，先天就失去了即时听觉沟通这一项最基本的劳动凭借。
部分干这行的网友按捺不住，回了几条：
就问问这家媒体，感动是从哪里生出来的？
如果这里不存在任何造假、造神嫌疑，那我看到的仅仅只是一个具体的人被极限压榨。
把一个人在高压系统里拼命求生的状态，改写成普通人靠双手挣出来的尊严，潜台词是不是——原来一个残障人士，要跑到一天136单，才有资格被你们高高在上地高看一次？
还有，这则报道里，不提社保、工伤、抽成、算法，不提另外残障人士在求职市场上屡屡碰壁那一句轻描淡写背后的就业之歧，也不提一个聋哑骑手在城市机动车流里骑行十几个小时的安全边界，你们又意图掩盖什么？
对，他多努力，也没放弃，媒体欲言又止的意图，我想可以尝试替你们说出来：
你还有什么资格抱怨？你还有什么资格躺平？
声明在前，我不是说李军本人不值得尊敬。
假设造神的条件可成立，一个对残障者并不友善的环境里，仍然努力维持自己的生活与尊严，这是人的韧性。
我批判的，也只是这种媒体。
视若无睹于算法、抽成、超时、社保、工伤、歧视，反过来对着大众，大言不惭、毫不避讳地，把一个具体的人，捧成一尊神。
白居易亲见割麦者，写过一首《观刈麦》：
“家田输税尽，拾此充饥肠。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
一个领俸者，看见一个穷得只能拾穗充饥的妇人，他写下来的第一反应是“私自愧”——惭愧到整日不能忘。
这是一千二百年前一个士人的伦理，同为领俸者，你们又继承了何种先人之遗志？
民国年间，陈渠珍从西藏一路死里逃生回到湘西，妻子西原死在途中，他用古文写下《艽野尘梦》，一字未尝粉饰。
那个时代的人，下笔写苦难，是把骨头一根一根拾起来给人看的，而你们是把骨头一根一根包上糖纸，端出来劝慰人吃下去的。
昨晚，在沈阳网还看到这样一条：
我能说什么呢？为什么不向上述的大哥学习？
当然，这事我一以贯之的立场是，父母对子女不是施恩，孩子被带到这一世，他自己没有任何选择权。然后呢？
我又何尝不是站在道德高地指责她？
22岁有2岁的孩子，也就是说，她可能也是在自己都还没真正具备选择能力的年纪，做了选择，未历彼苦，我不敢妄断其人。
她20岁那年把这孩子生下来的时候，未必不是真心抱着想给他一份爱的念头。
可她已经被现实碾过了两年。
她的父母在哪里？孩子的父亲在哪里？她为什么是一个人在街上提着三份外卖、当着两岁的孩子哭崩溃？
可能母亲是受害者，孩子也是。
他们之间还构成了一种被迫的互相伤害关系，只是其中一个把绝望砸在了另一个无辜者身上罢了。
我是个泪点很低的人，但如我这般虚伪之人，有时候又不得不咬着牙，把那些快要溢出的情绪藏回去，强装镇定，哪怕隔着屏幕，也养成了习惯性掩饰泪痕。
临时想到王粲一首《七哀诗》，结尾分享一下吧：
“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未知身死处，何能两相完？’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