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仅为传授确定知识主要是为寻求学术的传人而授课，是顾颉刚执教杏坛所始终抱定的宗旨。所以，他的教学方法与此相应，独具一格：一切以发现、训练、培养人材为中心。对此，顾颉刚的高足杨向奎晚年在他的《学述》中作了描述：“进了大学后，研究入门很重要，不高明的老师，他本身就不会研究，更不会把金针度与人。”而当年北京大学的老师，“多是有名的学者，他们各有一套治学方法，我看过他们的‘绣取鸳鸯’，也了解他们的‘金针法术’。”其中，顾先生最“能把治学的方法、研究的方法教给学生”。 领导学生研读原始资料是顾颉刚“金针度人”的主要“法术”之一。
1927年底至1929年初在中山大学这一段，顾先后主讲“中国上古史”、“《书经》研究”、“古代地理研究”、“《春秋》研究”和“孔子研究”等课，他所编写、使用、下发的讲义，全是有关的原始材料。他所做的工作，则是把这些材料分门别类，在卷首写上研究性的“按语”。如其中的《中国上古史讲义》，所印的材料分为五种：甲种——上古史的旧系统，以《史记》秦以前的本纪、世家为代表；乙种——《史记》本纪、世家所根据的材料及其他真实的古文材料；丙种——虚伪的古史材料，古代的神话传说与宗教活动的记载；丁种——古史材料的评论；戊种——预备建立上古史新系统的研究文字。这五个系统共拢集材料158种，其中37种作了按语。《尚书学讲义》所收材料，正文凡113篇，其中《尚书》28篇，《逸周书》60篇，《伪古文尚书》25篇；参考材料凡62篇，加上附录，列为14卷。《古代地理研究讲义》分甲乙两种：甲种为旧系统的参考材料19篇，全都写了按语；乙种为新系统的材料13篇，写了9篇按语。《春秋研究讲义》分甲乙丙丁四种。甲种为《春秋》本经的参考材料10篇，乙种为《春秋三传》参考材料24篇，丙种为经的《春秋》参考材料1篇，丁种为史的《春秋》参考材料6篇，总共41篇，全都写了按语。在给胡适的两封信中，顾颉刚谈到了自己上述印发讲义的情况，一说“这一年中，我拼命发讲义，现在已有千余张了”，又说“上古史和《尚书》两课讲义拼命发”。
顾颉刚大量给学生发讲义，目的当然是希望学生从中发现问题，进而思考和解决问题，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引发学生的研究兴趣，训练学生的研究能力。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顾颉刚特别重视他所出的试题，他所出的试题都是需要研究的课题，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他告知学生“题目纸请带回和讲义钉在一起”，又说：“此等题目皆为研究上古史者所必当思索或必当编录者，故即不作，亦应时时悬诸心目中，使见到此类材料之后，可以随手加以分析及综合，则问题虽困难必有解决之一日，即不能全部解决，至少亦必有一部分可以解决，研究学问之方法即在于是，幸留意焉！” 在所出孔子研究课试题的前记中，顾颉刚要求学生：“此次考试未选作之题目，希望于寒假中都去想一想，能作笔记最好，因为写笔记是引入自己研究一条路。”
顾颉刚1929年初离开中山大学前写的一封《离粤时与诸同学书》，最能使人感受到他时刻想把学生引上研究之路、提高他们的研究能力的一片苦心。信中说：在他请假赴平期间，除一门课由人代教外，其他三门他所承担的课仍由他编好讲义，寄粤付印。希望选“古代地理研究”的同学，把《左传》、《战国策》、《史记》三书中关于地理的部分细看一下，比较春秋、战国时代的疆域大小，再把《禹贡》、《山海经》、《职方解》三篇，同这些材料比较着看，看这三篇与何时代的疆域相符以判定其著作时代。选修“春秋研究”的同学要把《三传》细读，记出它们在意义和形式上的种种同异之点；并把《春秋》经文和《三传》比较，看经文中哪些事情是幸赖传文而明白的，哪些事情是给《三传》一讲反而弄糊涂的，哪些事情是终于失传了，作《三传》的人一点不知道。选修“孔子研究”的同学要把《汉书》、《春秋繁露》、《古微书》、《白虎通德论》等书翻一遍，看孔子的偶像是如何给汉人抬起来的；再把《宋元学案》、《明儒学案》等书翻一遍，看理学家心目中的孔子是怎样的，他们把汉朝人造成的孔子变得怎么样了。选修“上古史实习”的同学，要把《史记》130篇统统研究完。这部书在古代史和学术史上所牵涉的问题有许多是可由我们解决了，有许多不是一时间内可以解决的问题也可由我们提出了，《史记》的糊涂账我们可以担任结算的义务了…… 什么叫“循循善诱”，什么叫“名师指点”，什么叫“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读了顾颉刚此信后，在笔者看来，都可了然于胸。
这封信充溢着对学生的爱暂且不说，最主要的这是一篇言简意赅的治学经验谈，顾颉刚平时就是这样去读书、去发现问题的，他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就是这样在边读边比较的过程中形成的。顾颉刚内心是多么渴望学生们走上他所走过的疑古辨伪之路！
顾颉刚以造就、训练、培养人才为中心的“金针法术”的另一特点，就是在下发大量原始资料的基础上，在一个学期、甚至一个学年里，集中而深入地只讲一个专题。杨向奎对顾的这一做法至为赞赏和怀念。譬如顾讲“《尚书》研究”课，就不是一篇篇地均衡地讲，而是“一年只讲一篇《尧典》”、“一字一句地讲”，对其中“每个问题都有深入研究”。杨说，由于“深入”，所以“五十年过去了，我至今都还记得。顾先生口才不好，但教学方法好，带出了许多名家”。
杨由此有针对性地发挥道：“我们讲书，不必均衡地讲，一章讲一个礼拜，十章讲十个礼拜，这一节讲一点钟，不到一点钟的课强凑一点钟，过一点钟的压缩到一点钟。”在杨看来，“均衡地讲给学生一个普遍的常识是好的，但是否影响深远，却不一定。发挥长处，在某一节上尽量发挥，比方一年只讲一个《禹贡》，一年只讲一个《尧典》，当时人是承认这个方法的。大多数大家全这样，比如马叙伦讲《庄子》一年只讲一个‘天下篇’，人家叫他‘马天下’，讲‘齐物论’，往往一年讲不完一个‘齐物论’。当时有这个风气。……你有某一方面长处，你可尽量发挥，这样子学生不但不反对，而且一定受欢迎，因为学生真正有所得。” 杨说：“我们不必把一个小问题讲上一年，我的意见主要是说有重点地深入地讲一个问题，比平均地刻板地讲好得多。……上顾先生课的多得很……恐怕……各有各的体会。我的体会是这样，他那种深入研究某一个问题，印象深，影响大。是给学生‘度金针’。”
顾颉刚教书还有—个特点，就是“总是出练习题，做好后印出来，再发给同学”。杨向奎晚年对这一特点也念念不忘。他说，顾先生的讲义有好多种，其中“有一种就是从学生论文中选出来的。这是个好方法。文科学生必须平时做札记、论文。不经过这方面的训练，就不能提高。”“文科做题就等于理科做实验。……理科不做实验是空的，文科不做题照样空”。 勤做读书笔记、随手写札记、写小论文，既储存记忆，又训练行文能力，在顾颉刚看来，这是文史学者成材的必由之路！在这种认识之下，他总是让学生做笔记，或由他出题目，命题作文。他印发原始材料的主要用意在此。
顾颉刚1980年逝世之初，他当年的三位优秀学生撰文悼念，都不约而同地谈到了顾的这一做法在促人成才方面的巨大功用。王树民说：我在北大读书时，顾先生正开设“尚书研究”课，1932年起讲《禹贡》，引起了同学们很大的兴趣。《尚书》向来被视为是最枯燥难懂的古书，《禹贡》尤不同于其他各篇，其中随处都是可以讨论的问题。于是顾先生鼓励同学们做读书笔记，同学们都高兴去写，我也写了几篇。不料其中有些篇竟选作讲义附录，印发给全班同学。后来还选刊在《禹贡》半月刊上。王强调：那些札记虽不足道，但从学术研究工作来说却是条正路。行远必自迩，登高必自卑，当时已不自觉地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杨向奎回忆道：在北大本科四年，我始终选读了顾先生的课。第一第二两年他的“尚书研究”主要讲《尧典》和《禹贡》。顾先生授课是认真的，他对学生的要求也很严格。我选课时，助教余逊先生对我说：“选他的课是要作题的。”果然，当我们上第一堂课的时候，他就给每一个学生发下一道题，我得到的是“共工问题”，“共工”是《尧典》中的“四凶”之一，也就是触不周山的那位英雄。我足足用了一个学期的时间来考查这位“共工”。杨认为，这是他做学问的开始。
侯仁之也回忆说：“在上顾先生课的时候，他亲自为我们每一个人拟定写作的题目，我也分到了一个。此题目的做成，大大激励了我，我决心去钻研古籍，就是从这时开始的。”
选自王学典等著《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增订本）》，山东大学出版社2025年6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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