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教授、前海国际事务研究院院长
本文转载自5月19日直新闻微信公众号。
本文字数：376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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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历史性关口 超越尼克松访华的意义
直新闻：您此前提出过“中美关系已经走到了一个历史性关口”的观点。为什么您会给出这样的判断？
郑永年：我觉得，一是看现实的需要，二是看双方的期待。现实需要尤其重要。美国方面已有人将这次访问比作当年尼克松访华，因为尼克松访华确实改变了世界。如果真要比较，我认为这次访华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越了尼克松访华。尼克松访华是为了应对苏联，而非构建新秩序。而这次的核心意义恰恰在于共同构建一个新的国际秩序。
我一直在说，旧的国际秩序正在“封建化”或“碎片化”，越来越无力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而新的秩序尚未形成。中美两国，我称之为事实上的两个超级大国。无论从经济规模、技术水平还是军事力量等指标看，中美都是无可争议的超级大国。
但这与冷战时期的美苏截然不同。美苏是两个隔绝的阵营，以核武器相互威慑，几乎没有交往。而今天的中美，尽管美方一直在搞“脱钩断链”，但两国交往依然非常密切。去年双边直接贸易额仍有数千亿美元，若算上间接贸易则更多。经过上一轮全球化，中美要完全“脱钩”是不可能的，强行“脱钩”只会两败俱伤，甚至可能是“损人八百，自损一千”。
美国因去工业化，中低端产品几乎不生产了；而中国拥有从最低端到最高端的全产业链。这使得两国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是互补的。美国的优势在于基础研究、金融、美元、生产性服务业、农产品和能源；而中国的优势在于应用技术转化、实体经济和制造业，并且对能源、农产品和软件有巨大需求。中国拥有4亿中等收入群体，是全球最大的单一市场。
正因为这种深刻的互补性，硬性“脱钩”极其痛苦。美国方面也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这也是为何每轮经贸谈判都能取得一些成果。两国领导人也多次强调，中美合作不仅能解决各自问题，还能为世界和平发展注入动力；反之，则会两败俱伤，给世界带来更多不确定性。正是基于这一基本共识，我对中美关系持谨慎乐观态度。
中美作为两个超级大国，都无法独善其身，也无法独自构建全球秩序。中国提出的“四大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正是我们对国际秩序的构想，也是应对当前全球危机的方法。
当今世界面临四大危机：
1、全球安全危机：俄乌战争、中东冲突等地缘政治风险持续。
2、全球发展危机：逆全球化抬头，发展困境已从全球南方蔓延至西方发达国家。
3、全球文明危机：二战后西方主导的现代化模式正遭遇普遍质疑，其内部的党争、民粹等问题使其吸引力大减。
4、全球治理危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治理体系能力日益下滑。
中国的“四大倡议”恰好针对这四大危机。因此，这次中美峰会不仅是双边关系的里程碑，更是关乎全球治理走向的关键事件。我们必须将其置于这一宏大背景下理解。
经贸与科技：互补、博弈与未来路径
直新闻：经贸是双方最关注也是分歧最大的领域之一。随特朗普访华的企业家阵容强大，包括英伟达的黄仁勋、特斯拉的马斯克、苹果的库克等。您从中解读到了什么信息？
郑永年：这些企业家并非随意挑选，他们代表了美国的核心比较优势：农产品、波音飞机、能源、金融和高科技。这恰恰说明，美国企业深知中国市场的重要性。
所谓“外资撤离中国”是个伪命题。在当今战火纷飞的世界，中国的稳定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资源。资本需要预期，发展需要稳定，而中国提供了这种确定性。
实际上美国它自己要认清楚，中美两国是有比较优势的。你在这里做生意的话，比在其他任何地方做生意都能获利，都能得到保障。否则的话他拼命跟着来干什么？你看黄仁勋最后一个赶上飞机，也要跟着来，他还是念念不忘中国这个市场。
此外，中国正持续推进制度型开放，规则与标准都在与国际接轨，甚至提出单边开放，这展现了我们的自信。美国的打压反而给了我们一个教训：必须坚持自力更生，确保发展的主体性。但这并非闭关锁国，而是在更加开放的同时，保证自身产业链供应链的安全。
直新闻：在人工智能领域，您认为中美是走向合作还是对抗？
郑永年：现在两个国家是不同的模式。美国我觉得过于资本主导，人工智能对美国社会产生非常负面的影响。它是闭源模式、精英路线。中国刚好相反，我们走的是开源模式、大众路线，一般人都能消费得起的。
基辛格老先生晚年时警告人工智能比核武器更厉害，核武器造出来以后就放在那了，人工智能每天都被使用，美国面临的风险也很大，他们也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
美国在人工智能这个领域完全是去监管的，尽管现在有监管的呼声，但是因为资本主导，所以它要建立监管体系会困难些。我们的模式力求发展与安全，在监管跟发展之间有一个比较均衡的模式。所以我是觉得中美如果坐在一起，很多事情都可以交流。中美人工智能各有千秋，都是第一梯队，我希望两个国家能互相学习、互相取经、共同进步，而不是互相排斥、垄断发展。
直新闻：抛开具体技术，中美科技竞争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郑永年：底层逻辑在于，技术本身的逻辑要求开放（开源），而资本的逻辑却倾向于封闭（闭源）以追求利润。我相信，从长远看，“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开源模式终将胜出。中国在开源和大众路线上走得更快，这符合技术发展的本质。
至于未来是否还会出现类似芯片领域的打压，我认为不可避免。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利益考量。但我们应认识到，技术扩散是历史规律，也是技术发展的内在要求。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在推动技术共享、促进共同发展方面有更开阔的胸怀，比如高铁、人工智能等技术向全球南方国家的转让。
直新闻：面对不可避免的科技打压，我们该如何保持定力？
郑永年：关键在于实力。我对中美关系感到乐观，但绝不幻想。近代西方的逻辑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国际关系很现实，必须以整体实力为基础来推进关系。只有自己有实力，才能有效谈判，阻止对方做坏事，并促使其做好事。这就是“止戈为武”——你没有武器，就无法阻止别人使用武器。
我们拥有的全产业链优势，就是我们的实力所在。有了实力，不是为了滥用，而是为了巧用，以实现我们的目标。在维护自身利益的同时，也要追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通过对话与共同发展解决全球性问题。
展望未来：阶梯式递进与世界秩序的基石
直新闻：中美第七轮经贸磋商恰在特朗普访华前夕举行，这是否有特殊考量？
郑永年：这已成为一种模式。高层会晤前，双方工作团队都会加紧磋商，力争在领导人见面时拿出成果。这体现了务实精神——斗争的目标是为了达成合作。
直新闻：您提到年内或将还有两次元首会晤，如果是这样，今年中美元首的三次会晤会有怎样的进展？
郑永年：我们可以遵循“先经贸、再政治、后安全”的模式。这次会晤主要是打基础、铺垫。经贸作为“压舱石”要先做实。在此基础上，逐步建立政治互信，再处理更敏感的安全议题，如南海、台湾问题。这是一个阶梯式递进的过程。这次成功了，后续就能形成良性循环。
直新闻：如何定义这次元首会晤的成功？
郑永年：成功就是达成双赢的协议。比如采购美国的农产品、能源和波音飞机，这既是美国所需，也是中国所需。购买美国能源有助于我国能源来源多元化；大量采购农产品直接影响美国农民的选票。这种深度的经济相互依赖，能让双方在处理关系时更加理性，从而避免滑向美苏式的全面对抗。
在安全领域，我们也需要转换思维。台湾和南海问题对中国而言是核心主权利益，但对美国来说只是地缘政治空间问题，二者并非绝对不可调和。例如，在南海岛礁主权问题解决后，中国完全可以将相关基础设施向所有商船甚至军舰开放，切实保障航道安全。在台湾问题上，一旦主权问题解决，我们也可以以务实态度，允许美国航母访问。在全球化时代，大国在彼此的“后院”存在是正常现象，关键在于如何共处。
直新闻：最后，中美关系的走向将如何影响世界秩序？
郑永年：可以说，世界稳定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美关系。从俄乌冲突到中东局势，正是因为中国作为一个独立力量的存在，才避免了世界大战的爆发。如果中美关系稳定，至少能保证世界大战不会发生。
更进一步，如果中美能合作，将能重塑国际秩序。例如，在维护海上航道安全方面，单靠美国已力不从心。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最大货物贸易国，中国同样需要航运自由。中美若能就此展开合作，将惠及全球。
中美关系不仅关乎双边利益，更关乎世界福祉。美国作为传统霸权已感力不从心，中国则致力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完全有空间就此进行探讨。世界经济再平衡不能只盯着中美，而应着眼于广大的、因发展不足而导致需求不足的发展中国家。中美若能携手合作，不仅能实现各自可持续发展，更能带动全世界共同繁荣。
因此，未来世界秩序的基础，将取决于中美是选择对抗还是合作。一个对抗的基础，将使世界重回分裂；而一个合作的基础，则将造福中美乃至全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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