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八年深秋，沈阳城破之际，一位曾对回归部下破口大骂的国民党将领，最终自己也坐进了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的课堂。在东北军中资历颇深的周福成当时作为国民党第八兵团司令，曾怒斥被释放归来的部下“被他们训练好了”，如同“高福源一样回来拉拢”，不仅拒绝相见，还下令将人看管起来。可命运的轮回竟如此迅疾而辛辣，仅仅数月之后，他便成了自己当初所鄙夷、所防范的那类人。
周福成恼羞成怒
人的立场与认知，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铁板，而是随境遇与见识流转的活水。
国民党六十军暂编二十一师师长刘润川，在开原被俘之初，想必也与周福成一样，满心疑虑。然而在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的一年学习，却让这位昔日的少将师长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
一九四八年五月，当刘润川与副师长、参谋长等四人获释，回到沈阳郊区原部队驻地时，他们满怀热忱地想面见军长周福成，叙说所见所闻，劝说旧部认清形势。
这种急切的心情，绝非简单的“变节”二字所能概括，那是一种在对比与思考后，对自身命运与家国前途的重新确认。
刘润川他们希望见到的，是一个能与旧袍泽坦诚相待的周福成，不料换来的却是兜头一盆冷水。
周福成在电话中对着130师师长王理寰的咆哮，不仅暴露了他内心的惶恐，更折射出国民党高层对于“思想战”这一无形战线的极度无知与傲慢。
无人不怕
周福成张口而出的那句“这几个东西都被他们训练好了”，以及将之比作高福源的斥骂，表面上看是对部下的猜忌，实则是对自身统治根基的虚弱感的歇斯底里式宣泄。
早在陕北时期，东北军团长高福源被俘后，受红军感召，返回东北军积极宣传抗日主张，而后有了震惊中外，对中古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西安兵谏。
然而十几年年过去，周福成们却依然未能从中汲取任何教训，反而将这种思想上的吸引力视若洪水猛兽，企图用隔绝与禁锢来维持军心的稳定。
周福成下令将刘润川等四人“看起来，不要和官兵见面”，这种鸵鸟政策与郑洞国在长春时“凡是被对方俘虏过的，不许他们再回来”的禁令如出一辙。
比起拙劣的周福成和不怎么高明的郑洞国，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的处置方式显得更为“老练”。他将刘润川等人接到总部，表面上好言抚慰，给予礼遇，实际上却打着“送往南京受训”的幌子，行软禁审查之实。
实际上，当年东北地区的国民党部队军事主官们畏惧的从来不是几个被释放归来的军官本身，而是这些人身上所携带的、那套全新的思想观念。这种观念对于在黑暗中摸索的普通官兵而言，具有着远比枪炮更致命的穿透力。
而卫立煌的“礼送出境”，不过是试图将这零星的火种，从枯草遍地的东北大地上小心翼翼地移走，却不知，整个时代的大草原，早已星火燎原。
河东河西
“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当沈阳解放的炮声响起，那位曾对“回归者”充满戒心的周福成，自己也成了俘虏，被送入哈尔滨解放军官教导团。
在这里，周福成与那些他曾经鄙夷的部下们，成了身份相同的“同学”。他在团里表现积极，迫切希望争取早日获释。这样的场景，让人不得不感叹历史的黑色幽默。
实际上在解放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国民党部队其实占据绝对优势的，其号称一度达到500万部队。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国民党部队是越打越少，而我们的部队逐渐增强。而我军逐渐壮大的军队背后，除了有广大根据地群众的支持外，我们对于国民党被俘士兵的对待和处置，也成为我军后来庞大军队兵源的重要部分。
人心是做不了假的。周福成等人千防万防，却防不住人心的向背。战争打到最后，其实还是一个思想认识问题。当全国各地纷纷认识到我军是正义之师时，那么尽管国民党部队看起来依然兵强马壮，但实际上也只是一只纸老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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