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在国宴上提到一块清朝石碑，运到美国被镶在华盛顿纪念塔上|华盛顿纪念塔|唐纳·川普|徐继畬|特朗普|石碑|美国|道光帝

一块来自晚清中国的汉字石碑，至今仍静静镶嵌在美国地标华盛顿纪念碑的内壁，跨越近170年时光，成为中美文化交流的隐秘见证。

今年5月14~15日，特朗普率团访华，在出席欢迎国宴致辞时，特意提及了这段跨越时空的外交佳话，让这块鲜为人知的石碑重新走进大众视野，也让一位晚清睁眼看世界的先驱——徐继畬，再次被世人关注。

华盛顿纪念碑是美国人对国父华盛顿的纪念性建筑，据说它也是世界最高石质建筑，塔壁内镶嵌着全球各地赠送的纪念石刻，其中唯一一方中文石碑，来自清咸丰三年（1852年）的浙江宁波府，碑文全文摘抄自徐继畬《瀛寰志略》中赞颂华盛顿的文字。据说它也是塔内唯一的一块英文之外的碑文。

在19世纪中叶，“天朝上国”观念在当时的清朝人心中仍然根深蒂固，虽然当时的清朝在各个方面都已经落后于西方，但是仍然自大地视西方为蛮夷，在这样的时代，一位封疆大吏能抛开偏见，精准读懂一个新兴国家的制度精髓，并以典雅文言高度赞誉，本身就是石破天惊的举动。

徐继畬，山西五台人，乾隆六十年（1795年）出生，教育家徐润第长子，自幼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儒学的熏陶，曾随父寓京师，师从著名文学家高鹗等名人。嘉庆十七年（1812年），十八岁入县学；次年中举人；道光六年（1826年）中进士，朝考第一，选为翰林院庶吉士。道光七年丁父忧时整理完成父亲徐润第的《敦艮斋遗书》，该书以心灵自由为主旨，熔心学、气学、易学为一炉，深入批驳朱熹理学，启迪开明思想。

道光十年，徐继畬授翰林院编修，之后的仕途历任广西浔州知府、两广盐运使、广东按察使、福建布政使等职，此间因通商事务久居厦门，与美国传教士雅裨理（DavidAbeel）等人晤谈，并询问世界各地历史文化，制度规章，风土人情等。

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任福建巡抚，并暂时署理闽浙总督。入朝觐见时，面对道光帝关于外邦事务的询问，徐继畬对答如流，颇合上意，后遂将其奏对内容以及多年来对于外国情况的了解，编撰成《瀛寰志略》一书。

徐继畬是中国近代开眼看世界的先驱之一，其《瀛环志略》突破华夷观念，以亚洲、欧洲、非洲、美洲为序，系统介绍世界各国历史、地理与制度，打破了国人对西方世界的荒诞认知，该书和魏源《海国图志》一同成为晚清睁眼看世界的标志性著作。

在书中的“米利坚合众国”部分，徐继畬以超越时代的眼光聚焦这个新兴国家，尤其对华盛顿推崇备至，写道：

华盛顿，异人也。起事勇于胜、广，割据雄于曹、刘。既已提三尺剑，开疆万里，乃不僭位号，不传子孙，而创为推举之法，几于天下为公，骎骎乎三代之遗意。
其治国崇让善俗，不尚武功，亦迥与诸国异。余尝见其画像，气貌雄毅绝伦。呜呼！可不谓人杰矣哉？
米利坚合众国以为国，幅员万里，不设王侯之号，不循世及之规，公器付之公论，创古今未有之局，一何奇也！泰西古今人物，能不以华盛顿为称首哉！

这段话用中国传统史观对标，把华盛顿比作胜过陈胜吴广、曹操刘备的英雄，更赞其功成不居、开创民主选举制度，并把西方实行的现代共和制和中国上古尧舜禹三代“选举禅让”，“天下为公”的理想对接。

那么这段话是如何刻到石碑上，又运到美国，放到了华盛顿纪念塔上呢？

原来有一位叫张斯桂的宁波人熟读过《瀛寰志略》，尤其叹服于徐继畬对华盛顿评论，张斯桂有个美国学生叫丁韪良，本是美国的传教士，1850年6月被派到中国传教，主要生活在宁波，受老师的影响开始熟读《瀛寰志略》，有一次他听说美国政府正在筹建华盛顿纪念塔，要在海外征集与华盛顿有关的纪念物品，就想到了一个主意，和老师一起找来一块上等的花岗岩石，将徐继畬《瀛寰志略》有关华盛顿的评论文字刻在了上面，于1853年把这块汉字石碑送到美国，赠给了美国华盛顿纪念塔，所以该塔中才会有这块石碑，就镶在了其第十层的内壁上。

但是在君权神授、世袭罔替、等级森严的晚清中国，对华盛顿的这种评价虽然能开启民智，但却无异相当于振聋发聩的思想惊雷。因此徐继畬的远见，注定要在时代的矛盾碰撞中付出沉重代价。他书中的内容在保守官僚眼中，就是夸赞西方政治、贬低皇权合法性，是“长夷人志气、灭天朝威风”，是离经叛道。因此遭到了包括林则徐在内的不少清廷高官的贬斥弹劾。

后来在福建任职期间，徐继畬手下的官员因将福州神光寺租给洋人使用，违反了清廷制度及南京条约的相关条款，他被弹劾革职，从封疆大吏先是贬为四品闲官，后又一贬到底，逐出京师，人生跌入谷底。

而他创作的《瀛寰志略》也在国内长期被冷落、被批判，但却在海外流传，远播日本助力明治维新，成为东亚近代的先进思想火种。

到了1862年，美国《纽约时报》根据华盛顿纪念塔中这块赞扬华盛顿的石碑以及《瀛寰志略》报道了徐继畲这个人的事迹，此人开始在大洋彼岸为人所知，这一消息也很快传到了大清王朝，使得徐继畬被重新启用成了可能。

后来国内洋务运动，维新变法兴起。该书也影响了一部分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清廷也在这时急需了解外国的人才，于是在同治二年（1863年），徐继畬由于对涉外事务的得当处理及对西方政治地理的了解得重新启用，进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任职，后又任总理同文馆事务大臣，期间制定了“兼容并包，智周无外”方针，将同文馆从原先单纯的语言学习，改造为对国际经济法律、天文历史地理的全面学习，形成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雏形。

1867年时，美国第十七任总统约翰逊感佩于徐继畬对华盛顿等的理解，遂请画家普拉特绘了一幅华盛顿的肖像，交给当时的驻华大使蒲安臣带回清朝赠予徐继畬。徐在答辞仍然表示了对华盛顿的钦佩。次年的《纽约时报》刊文《美国在中国之影响》，也讲到了徐继畲其人其事。

这块1853年远渡重洋的石碑，是对徐继畬著述思想最好的致敬，也是东西方文明对话的实物坐标。它不是简单的礼器，而是古老中国在封闭年代里，对现代文明一次清醒而勇敢的眺望。其碑文不仅是对一位政治家的推崇，更是对天下为公理想的跨文明共鸣。

这件事也证明，在清朝晚期闭关锁国的迷雾中，仍有中国知识分子保持清醒，不被狭隘思想蒙蔽，不被某些偏见束缚，愿意平视世界、尊重制度创新、追求人类大同的政治理想。这种开放、理性、包容的姿态，正是近代中国走出困境、走向现代化的关键品质。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国宴上提及这块石碑，本质上是在致敬一段超越政治分歧的民间与文化交流史。石碑无言，却道出一个朴素道理：真正的文明自信，从不是盲目排外，而是敢于认识世界、善于借鉴所长、坚守自身理想又拥抱人类共识。徐继畬的伟大，不在于他精准预判美国的崛起，而在于他在最封闭的年代，守住了理性与良知，用一本书、一段话，为古老中国打开了一扇看世界的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