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在腊月二十三走的,小年。
那天大雪封路,我和大姊赶到时,她已经在冰棺里躺了四个小时。弟弟蹲在院子里抽烟,看我们进门,第一句话不是哭,而是“丧事你们出一半,我没钱”。
大姊没说话,放下包就去厨房烧水。我看着弟弟,他穿着母亲秋天给买的新棉袄,领口还带着吊牌。母亲一直舍不得摘掉那个吊牌,说是等过年再穿,喜庆。
母亲是个苦命人。四十岁守寡,一个人种八亩地,供我念完中专,供弟弟读完初中。大姊出嫁早,十七岁就嫁了隔壁村的木匠,因为那年父亲查出肝癌,家里需要一笔彩礼救命。父亲还是没救回来,大姊的彩礼填了医院的窟窿,母亲跪在地上对大姊说:“娘对不住你。”大姊说:“娘,别说了。”
后来我和弟弟都成了家。我在县城超市当收银员,丈夫开出租车,日子紧巴巴但过得去。弟弟在镇上修摩托车,弟媳在服装厂剪线头,两个人的收入加起来比我家高,但永远不够花。母亲活着的时候,每个月我和大姊各出一千,给母亲做生活费,加上母亲的一百三十八块养老金,勉强够她一个人过活。
可那一千块钱,从来不只属于母亲。
弟弟隔三差五就去母亲那儿,“妈,摩托车的链条断了,给我三百。”“妈,娃要交校服费,二百。”“妈,这个月电费还没交。”母亲从来不会拒绝,从蓝布围裙的口袋里摸出一个塑料袋,一层一层解开,里面是折得整整齐齐的钞票。她给钱的时候总是说:“别让你姐知道。”
我们都知道。
大姊撞见过很多次。有一次弟弟拿走五百,说是给电动车换电瓶,母亲刚取了我汇过去的一千块钱,还没捂热。大姊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最后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后来她给我打电话,声音发抖:“二妹,我跟你说个事。”说了,两头沉默,最后大姊说:“算了,娘愿意,她心疼儿子。”
我们都心疼弟弟。他是家里唯一的男孩,父亲临终前拉着母亲的手,说的是“把儿子拉扯大”。母亲记了三十年。
母亲这一辈子,最后三年的医药费全是自费。她有高血压,后来查出糖尿病,再后来肾也开始出问题,每个月药费五六百。我和大姊商量,各加五百,每个月给母亲两千。弟弟知道了,跑到母亲那儿说:“妈,你看我姐她们多有本事,两千块说给就给。”母亲跟我说这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笑,她觉得女儿争气,儿子也知道姐姐的好。
我没忍心告诉母亲,那多出来的五百,是我在超市下班后去酒店刷盘子挣的。大姊的五百,是她退了五只老母鸡换的。大姊养了一窝土鸡,本来打算留给外甥女上学用。
疫情那几年,我们都没回去过年。等放开后再回去,母亲的背驼得厉害,走路要扶着墙。我给她买了根拐杖,她不拄,说拄拐杖显得老。她跟我们念叨:“你弟今年生意不好,两个月没开张了,你们能不能……”我和大姊对视一眼,大姊说:“娘,我们自己也不宽裕。”母亲就不说话了,低下头,像做错事的孩子。
那天晚上我睡不着,起来上厕所,路过母亲房间,听见她在念经。母亲不识字,念的是记在心里的佛号,一句接一句,在黑暗里像一条河。我不知道她是在为谁祈福。
去年秋天,母亲摔了一跤,脑溢血,送到县医院住了十天。医药费两万四,我和大姊一人出了一万,弟弟出了四千。弟媳在医院走廊上跟大姊说:“大姐,你们条件好,多出点是应该的。”大姊没吭声,但我看见她背过身去的时候,眼泪掉下来了。大姊在镇上的包子铺打工,每天凌晨三点起床,一个月两千八。
母亲出院后偏瘫,右边身子不能动。我们商量着请护工,一天一百八,弟弟第一个反对:“请什么护工,妈住我家,我媳妇照顾。”弟媳脸色当场就变了,但没说话。我以为弟弟终于懂事了,还跟大姊说,他总算有担当了。
母亲搬到弟弟家住了不到一个月,弟弟就给我打电话:“二姐,妈的药没了。”我买了药送过去,进门闻见一股尿骚味。母亲躺在床上,床单湿的,不知道多久没换。弟媳在客厅看电视,见我来了,说:“二姐来了?我这两天腰疼,没顾上。”母亲看见我,眼泪就下来了,说:“二啊,我想回老屋。”
我把母亲接回了老屋。大姊第二天就从镇上赶过来,我们给母亲擦身子、换床单、熬粥。母亲喝着粥,忽然说:“你们小时候,你爹走的时候,我说有娘在,天塌不了。现在娘没用了。”大姊端着碗,眼泪掉进粥里,说:“娘,你在呢。”
那三个月是我和大姊最累的三个月。我每天下了班骑电动车回去给母亲做饭,大姊隔一天来一次,给母亲洗澡、换衣服、剪指甲。弟弟来过两次,一次是母亲生日,一次是送弟媳娘家种的白菜。每次来待不到半小时就走,走的时候会顺走母亲床头的牛奶和水果,说“给娃吃”。
母亲走的那天早上,大姊在。母亲忽然清醒了,拉着大姊的手说:“大啊,娘这辈子对不住你。”大姊说:“娘,你没有对不住我。”母亲又说:“你弟……他不成器,你们当姐的,多担待。”大姊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只是把母亲的手贴在脸上,哭得像个孩子。
等我和大姊赶到殡仪馆,弟弟已经在了,蹲在走廊里抽烟。大姊问他:“娘走的时候,谁在身边?”弟弟说:“我在隔壁屋睡觉,听见她喘得厉害,起来看就没气了。”
丧事办了三天。弟弟果然一分钱没出,连葬礼上用的烟酒都是赊的,最后我和大姊结的账。来吊唁的亲戚里,三叔把我和大姊拉到一边,说:“你娘生前跟我说过,老屋留给你们姐妹俩,田给你弟,这是她的意思。”我和大姊互相看看,谁也没说话。
母亲下葬后第三天,我和大姊在老屋收拾遗物。母亲的衣服都是旧的,有的打了补丁还在穿。大姊把衣服一件一件叠好,说要烧给母亲。我从床垫底下翻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万两千块钱,还有一张发黄的纸,纸上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日期和数字:大一千、二一千,底下是“儿五百”。大姊看着那张纸,忽然笑了一下,说:“娘连写都不会写,不知让谁帮写的。”她笑着笑着就哭了。
弟弟是第四天来的。他进门的时候我正在院子里扫雪,他站在门口,没进屋,说:“二姐,妈的地呢?三叔说妈把地留给我的。”我说:“是你的,没人跟你争。”他点点头,走了两步又回来,说:“二姐,摩托车坏了,修修要八百。”我看着他,想起母亲生前每次给完钱都要说的那句“别让你姐知道”。
“我没钱。”我说。
弟弟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说。他张了张嘴,又合上了,转身走了。
后来的半个月,弟弟又来了两次,一次找大姊,一次找我。说辞都一样,先问地的事,再说手头紧,想借点钱。我们都拒绝了。大姊那天在电话里跟我说:“二妹,你说咱是不是心太狠了?”我说:“大姊,咱得为自己活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真正爆发是在一个月后。那天弟媳在家族群里发了一段话,大意是说两个姐姐不管弟弟死活,母亲一死就把亲情断了,做人不要太势利。弟弟紧接着发了一条语音,声音很大,我点开的时候旁边的同事都听见了:“你们还是人吗?娘才走一个月,你们就不管我了?以后谁管我?”
以后谁管我。
二十九岁的男人,有老婆有孩子有手有脚,在问两个姐姐以后谁管他。
大姊没有在群里回复。她给我发了条私信:“二妹,我想起小时候,娘下地干活,他在家哭,我背着他哄,一背就是一整天。他三岁才会走路,娘说是天生的,我说不是,是背出来的,我就没怎么让他下地走过。”
我盯着那条消息看了很久,打了一行字又删掉,最后只发了一个拥抱的表情。
当晚我失眠了,翻来覆去地想母亲最后说的那句话:“你们当姐的,多担待。”母亲到死都在为我们安排,只是她安排的担子,我们挑了一辈子,实在挑不动了。
第二天早上,弟弟又打来电话。我没接。他发了条语音,我没点开。他又发了条文字:“二姐,我错了,你们真不管我了?”
我回了条消息:“弟,娘走了,但日子还得过。你有手有脚,能管好自己。”
消息发出去,显示已读,他没有再回复。
过了两天,大姊打电话来,说弟弟来找她了,在她家楼下站了半个小时。大姊没让他上楼,下楼跟他说了几句话。我问大姊说了什么,大姊说:“我告诉他,我跟二妹每个月给娘的两千块,是娘的口粮钱。娘不在了,钱也没了。让他自己去挣。”
弟弟当时站在楼下,风很大,他缩着脖子,像小时候那样。大姊说那一刻她心软了,但终究没有开口让他上楼。
因为他早晚得学会自己长大。母亲走了,那根拐杖也一起带走了。而我和大姊,已经没有力气再做另一根拐杖了。
昨天我去超市上班,路过弟弟的修车铺,门关着,卷帘门上贴着一张纸,写着“旺铺转让”。我停下来看了几秒钟,然后骑上车走了。
风打在脸上,有点疼。
但我知道,有些疼,是必须自己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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