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研究生教育中，学位论文的抄袭现象与学历增长需求紧密相关。相当数量的在职人员以及扩招后入学的研究生为了获得硕士或博士学位，需要在学习期间发表规定数量的论文或完成学位论文。由于工作繁忙、研究基础薄弱或缺乏学术训练，部分学生选择抄袭他人已发表的成果。有的从网络数据库中下载几篇相关主题的论文，直接复制粘贴段落，稍加改写后拼凑成自己的文章。有的将他人核心观点、实验数据、理论框架不加标注地挪用。
学位论文的查重系统虽设置了一定的重复率门槛，但不过通过调整语序、替换同义词、改变标点符号等方式可以绕过检测。更为隐蔽的做法是将外文文献翻译成中文，由于查重库主要收录中文文献，翻译后的内容往往不被识别为抄袭。随着社会对学历的要求不断提高，许多单位在晋升、评优、岗位竞聘中将硕士或博士学位作为硬性条件，这使得获取学历的需求持续增长。一些研究生导师指导精力不足，答辩委员会对论文质量的审查流于形式，抄袭行为在缺乏有效监督的情况下得以蔓延。
尤其是一些领导干部自己也加入了论文抄袭的行列。近年一些在职干部申请硕士博士学位，因为工作忙无暇读书写作，便让秘书来听课甚至写作论文，然后由他们来参加答辩，走过场。这样的“榜样”力量滋长了论文抄袭之风，严重违反学术规范。
具体来看，部分在职领导干部报名攻读硕士或博士学位后，由于承担大量行政和政务工作，无法按时到校上课。有的学校为了吸引生源或完成招生指标，对出勤率不做严格考核。秘书或下属代为听课、记录笔记、完成课程作业的情况时有发生。到了论文写作阶段，秘书根据领导的职务领域和研究方向，搜集资料、拟定提纲、撰写初稿甚至反复修改直至定稿。领导本人只在答辩前粗略浏览论文内容，熟悉基本框架和核心论点。答辩环节中，答辩委员会成员往往知晓答辩者的领导干部身份，提问相对简单，评审标准也相应放宽。有些答辩成为纯粹的走过场，领导只需按规定时间出席并作简要陈述，无需深入回答专业问题。
这种做法产生多方面后果。领导干部本人通过不正当手段获得学位，其所在单位的晋升和考核也由此受益。基层普通学生看到领导干部如此操作却不被追究，自然认为抄袭、代写等行为是被默许的。学术规范的严肃性在这种示范效应下被消解。高校和导师对此心知肚明，然而由于对方身份特殊或碍于人情关系，选择不进行严格审查。这使得论文抄袭之风从普通学生蔓延到权力阶层。
不光是论文造假，在高校的教学和评奖等活动中，造假的事情也常有发生。最典型的是教育部前几年进行的全国高校教学评估。评估过程中，大量高校为了达到指标要求，大量补充、修改甚至伪造教学档案。例如，原本没有开设的课程被添加到教学计划中，没有进行的教研活动被补写记录，学生的实习报告、实验报告被突击补签和整理。评估专家组进校之前，学校组织相关人员日夜加班，将过去几年不完整的教学文件按照评估指标体系逐项补齐。
一些高校还要求学生配合演练听课、座谈等环节，以保证现场考察时不出纰漏。在评奖活动中，包括教学成果奖、优秀教材奖、精品课程评选等，材料造假同样存在。申报单位将不属于本单位的成果划归己有，将低水平成果包装成高水平成果，夸大教学改革的效果，虚构学生反馈数据。部分获奖成果在公示期间无人质疑或质疑后不了了之，因为评奖结果往往与单位的考核、经费分配、领导政绩挂钩。
除了教学评估和评奖，高校在学科评估、重点实验室验收、学位点申报等各类评审活动中，也普遍存在数据修饰和材料拼凑的做法。各单位之间相互观摩、学习经验，使得造假行为具有可复制性和传染性。尽管教育行政部门组织的评估原本意在促进质量提升，但当评估指标过度依赖可统计的表格数据和书面材料时，被评估单位自然将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让材料好看上，而非真正改善实际教学工作。
热衷于各种各样的统计数字，诸如培养了多少本科生和研究生，产生了多少博士导师，拿了多少项目，发表了多少论文。几乎没有更细致的评判和质量评估。在高校的年度考核、岗位聘任、学科建设等工作中，统计数字成为最直观、最易于比较的依据。哪个学院发表的论文总数多，哪个学院拿到的国家级项目数量多，哪个学院培养的研究生人数多，这些数字直接决定了资源分配和行政评价。
具体到教师个人，职称评审中的量化打分表明确列出：一篇SCI论文计几分，一篇核心期刊论文计几分，一项国家级项目计几分，一项省部级奖励计几分。总分达到某个分数线即可获得晋升资格。至于每篇论文的实际创新程度、每项项目的科学价值、每个奖励的真实含金量，几乎没有细致的同行评议来核实。
在这种统计数字崇拜的氛围下，单位之间展开攀比竞赛。甲校发了一百篇SCI，乙校就要争取一百二十篇；丙校拿了十项国家基金，丁校就要申报十五项。为了在数字上超过对手，各单位进一步加码奖励力度，提高论文和项目的计分权重。教师和科研人员则根据计分规则调整自己的行为策略。
在这种热衷于统计数字和量化考核的背景下，职称晋升和成果奖励普遍采用以论文数量为核心的量化标准。许多单位发明了各种方法来拼论文数量，包括高额的现金奖励。学术刊物被分成三六九等，按等级论价。不同单位的奖金额度存在差别，一些学术品质较高的单位奖金相对较低，但随着各单位竞相攀比，也不得不逐步提高价码。在最高档次的刊物发表一篇论文，奖金已达数十万元。以英国《自然》杂志为例，中国高校给本校作者的最低奖金为五万元，最高者超过数十万元。国内社会科学的所谓一流刊物，每篇文章的最低奖金也有数千元，最高者超过十万元。许多单位像记工分那样，按照发表文章篇数乘以刊物等级分，作为教师和科研人员的主要奖金来源。
重赏之下，一些人不惜违反基本学术规范，制造假数据或抄袭拼凑，基本不追求创新和质量。有相当一些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学者，每人在所谓核心刊物上发表二十篇文章，平均约半个月写一篇论文。论文不是新闻报道、散文或杂感，需要查阅验证数据、核查原始文献、进行系统论证。在教学和其他任务之外，能够长年以半个月一篇的速度制造研究论文，其成果的质量可以想象。问题是，几乎所有的大学和研究所都对此按篇奖励，不提出任何质疑。这样的奖励制度鼓励了文字垃圾的产生。重复论题，文章内容雷同，自己引用自己，一篇能够论述清楚的文章硬拆成几篇发表，这些在当前论文写作中都相当普遍地存在。发表一篇高等级论文可以获得数十万元奖金，相当于普通教师一年的工资收入。于是大家纷纷涌向那些容易发表、审稿快、收费低的刊物，或者寻找审稿标准相对宽松的刊物。
也有研究者专门针对期刊编辑的偏好选题，形成所谓的投稿策略。统计数字本身并不衡量质量，可它主导了评价体系。当所有人都围绕数字展开博弈时，学术研究的内在逻辑，发现问题、探索方法、验证结论、积累知识都会被边缘化。
学术刊物不提供奖励而由单位重奖，其危险之一是腐蚀刊物编辑。假如没有严格的审稿制度，单位提供五到十万元奖励，作者意志稍有薄弱，就可能通过贿赂编辑来进行奖金的分赃。实际情况中，部分学术刊物的审稿流程并不透明。有些刊物由编辑部分配稿件，审稿人由编辑邀请，编辑对稿件的录用具有相当大的裁量权。作者为了在高等级刊物上发表文章以获得单位的重奖，可能采取多种方式与编辑建立非正常关系。最常见的是通过中间人介绍，请编辑吃饭、送礼品、支付所谓的版面费之外的额外费用。有的编辑直接向作者索要钱财，明码标价：一篇普通文章收费数千元，一篇可以发表在重点栏目或封面推荐的文章收费更高。有的编辑利用审稿权进行利益交换，比如要求作者引用该刊物上发表的某几篇文章，以提高刊物的影响因子。
更有甚者，编辑与作者合谋，将一篇质量很低的文章包装成重要成果发表，作者获得单位奖金后与编辑按比例分成。这种奖金分赃模式之所以能够运作，是因为单位奖励的金额足够大，作者和编辑都有利可图。而单位的奖励资金来自公共财政或学费收入。腐蚀刊物编辑的另一个后果是，真正有价值的创新性成果可能因为不擅长运作人际关系而被拒之门外，学术刊物的公信力随之下降。当读者发现某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质量参差不齐、与刊物的等级不匹配时，会对该刊物的审稿标准产生怀疑。然而由于职称和奖励只认刊物等级而不看具体文章的质量，这种怀疑并不会影响作者凭该文章获得奖励。于是，刊物等级与论文实际质量之间的脱节越来越大，而单位的重奖制度恰恰为这种脱节提供了持续的动力。
从研究生抄袭学位论文，到领导干部让秘书代写，从教学评估中的材料造假，到统计数字主导的评价体系，再到重奖制度对刊物编辑的腐蚀，这些环节相互关联，共同构成了学术造假的完整链条。链条的起点是量化评价制度，即只看论文数字、只看刊物等级、只看项目数量，而忽略质量的细致评估。在这个起点上，单位为了攀比而提高奖励价码，个人为了获取奖励而追求数量，一旦正常手段无法达到目标，抄袭、代写、数据造假、贿赂编辑等不正当手段便被采用。
一言以蔽之，学术造假的发生不是孤立的事件，而是制度环境塑造的集体行为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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