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山”育林20多年，文学青年成为新农人|新农|林木|果树|种植|讨山|退耕还林|阿宝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深刻羁绊与矛盾的混合体。曾几何时，人带着对大自然的敬畏，以“讨”这个字来形容依靠自然的生计。海边的渔民面对风雨“讨海”为生，山民则称“讨山”，依靠伐木、狩猎等维持生计。

随着自然生态意识的勃兴，越来越多的人不忍看到自然因过度的开发而遭受破坏，致力于恢复生态，探索自然足够承载的农业生产方式，并把自己的时间、精力、财产乃至情绪投入到自然之中。

这个过程，有人成功有人失败。在新版《讨山记》中，生于台湾的阿宝记录下了1999年进山租地务农至今的经历与反思。从“城里人”变身“新农人”，20多年来，她按照颇为特别的计划安排生产：既种植果树，也种植林木，树越长越高，森林逐渐恢复，遮盖阳光，低矮的果树逐渐自然死亡，最终林地复活，农业退出。

虽然最初不会任何农业技术，也全靠借贷购地置物，但阿宝一头扎进“讨山”生涯，便坚持至今，已成为“新农人界”的代表人物。《讨山记》初版于2004年，已两次增订再版，里面写下的务农经验与酸甜苦辣广为流传。“靠天吃饭，诚大不易”，但吃苦之后阿宝感叹学到的东西更多，因为“靠天锤炼，真实不虚”。

与地为善

20世纪50年代，中国台湾地区兴起山地开发热。当时，一方面是为了安置退伍军人，另一方面是为了地方发展，政府批准在北、中、南三条横贯台湾岛的公路周围，海拔2500米左右的公有林地山区设立农场。

在木材砍伐后的山坡上，退伍军人组织与高山族人获准租地种植果树和蔬菜，经历了约20年的快速发展期。当环保政策改变，推行退耕还林的时候，农民就不愿意了。

阿宝本是一名70后文学青年，曾积极参与社会运动，也爱好自然，在西藏到尼泊尔的高山中旅行过，还曾任太鲁阁公园解说员。1999年，她贷款100万台币，从高山族人手中租了面积约7分的山坡地，既有缓坡又有陡坡，临着一条山沟，开启了退耕还林的试验。

常规的退耕还林方式是砍光果树，直接造林，阿宝认为这种“一刀切”的方式不利于生态恢复，采用了动态的恢复方式。她在一部分山坡逐渐种植本土树木，给它充分的时间恢复动植物的自然生态；另一部分山坡则停用杀草剂、化肥，植草护坡，保护表层土壤，换用有机质肥料，作为果园。

阿宝从253棵梨树、10棵桃树、3棵苹果树和一些柿苗起步，造林新种的树木长大需要时间，这些年她就可以靠水果产出取得收入、维持生活，付租金，购买设备、农药、肥料并雇工。随着林木长高，阴影覆盖果树，果树最终会因无法生长而被自然淘汰，她就顺势缩小果园规模，直至归零，那也是坡地完全恢复为森林之时。

城市荒野工作室创办者郭陶然说，阿宝的果园用的是“自杀式”的退耕还林方式，这种想法是非常特别的。森林学家金恒镳2024年到那里调查时看到，当年新种下树木的区域，果树已经消失了。阿宝的地块上，果园、菜园、茶园、房屋和林木连绵错落，已经形成了一种自然风貌。

这与当地以挣钱为目标的农户的做法很不一样。根据阿宝的记录，如果种茶的盈利更大，农户就会砍光原有的果树改种茶，如果种菜更赚钱就再砍了改种菜，一茬一茬地换农作物。这种对土地的强势索取不够友善，会不断削弱地力。在金恒镳看来，阿宝对农地是带着承诺的，她这20年与当地志同道合者的交流，让土地的生产力可持续，农田地景更具生态性，有益于让更多农人改变旧的观念。

诚恳“讨山”

郭陶然读《讨山记》发现，阿宝在台湾梨山建农园的具体工作内容，跟城市荒野工作室做的事情有90%的相似度。2013年成立工作室后，郭陶然与伙伴致力于促进城市生物多样性的科研工作和科普宣传，为了试验很多做法是否行得通，他们建立了农场。类似的“试验”探索过程，阿宝也用了很长一段时间。

让郭陶然印象深刻的是，阿宝最初不具备农业基础技能，也没有用传统的农业工作思路，但她敢于尝试，不断去问当地的农民，一步步亲身去经历，最后成为一个非常成熟的农人，她也是以一个农民而不是一个作家的角度，写下《讨山记》。

“阿宝想学摘果实、套袋、修剪果树的技术，她就会去当地农民的水果摊位上问谁家需要工人，果农都说不需要。时间一长，她发现，原来这些水果都不是当地果农亲自种植、采摘的，而是从附近批发来的，因为在那个季节台湾不产这些水果。”郭陶然说，类似情况在我们身边也很常见，农贸市场的摊主也会为了好卖，把批发来的水果说成亲手种出来的，其实你看蔬果的品相和包装，整齐一致，肯定是批发来的。

农业往往被视为文化素养要求不高的行业，但是从阿宝的经历就能看出，经营好一个农场是复杂的系统工程，从生产管理到销售，整个过程既复杂又明确，外行是很难胜任的。而且阿宝不仅做好了自己果园的种植管理，也会为未来作出土地配置上的安排，很了不起。郭陶然对此非常感慨：“有毅力，愿意付出、愿意钻研，能够沉浸在一件事情上长期去做，才可以有这样的结果。”

如今大陆也有不少城市人想成为“新农人”，拥有一方自己的天地，享受自然的收获与自由，也想为自然生态作一些贡献。郭陶然观察到，有一些在传统商业领域取得过成功的企业家，转向农业创业却遭遇失败，这是因为农业高度依赖于个人经验，而很多企业家习惯依靠完整的规划，由职业经理人领军的团队去做事，认为架构完备、资金到位，就可以做起来。实际上，农场烧钱的地方很多，从种苗、肥料到人力资源，在看到成果之前就需要一笔不小的投入，也非常需要专业技术前提下的经验积累。

“雇用农民做工，要让他真正服你，确信你比他更懂，他才会按照你的要求去做。在时间上，你自己也要连续工作，不能周末有空才去打理一下。农业工作是不能中断的，无论严寒酷暑，该做的事情还是需要做。”郭陶然建议，有心尝试做农业的“城里人”，既要做好准备，尊重农业生产的客观规律，也要务实，尽量从小规模、轻量级开始，可以主打几个特色的产品。

目前也有不少“新农人”带着促进生物多样性的观念去经营农场，但郭陶然认为，目前总体看来，怎样依托国外引进的理念，用国内的物种群落去实现生物多样性的恢复，还需要更多的探索。如果在山区做这方面的探索，可以借助山地的生物多样性条件；如果是在城市里，就要面临技术、政策等的多重挑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