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2月10日，成都凤凰山机场。
蒋介石的专机“中美号”匆匆升空，头也不回地飞向台湾。
飞机上，蒋介石闭目无语——三天前，卢汉在昆明起义，他差点没跑出来。
机翼下，一个带着深度近视眼镜的老人心急如焚地追出来，却只看见远去的尾烟。
这名老人，正是川军资格最老的将领之一、时任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国民党陆军上将王陵基。
蒋介石扔下了四川，也扔下了他。
被遗弃的人
王陵基确实有资格叫苦。
作为川军元老，刘湘、杨森见了他都得叫一声老师。
他出身四川乐山富商家庭，早年就读四川武备学堂，后留学日本，戎马一生，不到五十岁已是上将。
人称“王灵官”——既是敬畏他的老资历，也暗指他性情暴烈、杀伐果断。
1948年4月，蒋介石将他从江西调回四川主政，理由是：替自己守好西南这张最后的牌。
王陵基也确实卖力——上任第二天就在成都制造了“四九”血案，疯狂镇压革命群众，被中共中央正式列为战犯。
他以为自己将是蒋介石在西南最忠诚的“看门人”，殊不知自己只是一枚棋子。
1949年秋，解放军发起川黔作战。
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第二野战军一路势如破竹，11月30日解放重庆，随即向成都包抄。
贺龙率第十八兵团从秦岭南下，三面合围，成都已成瓮中之鳖。
王陵基的“安川应变”计划彻底破产，他从负隅顽抗转为谋划逃窜。
蒋介石压根没想带他走。
一个成都寒夜里的等待
12月10日清晨，还在北较场中央军校陪同蒋介石查看地图的王陵基，忽然听见操场上传来汽车引擎声。
他踉跄追出，正撞见蒋介石的车队朝机场方向疾驰。
侍从长远远抛下一句话：王主席去找胡宗南对接。
蒋介石的车窗始终没有摇下，连一句告别的话都没有。
事已至此，王陵基仍不死心。
12月21日晚，他带着随从赶到双流县政府的机要室，恳请工程师出身的邮政局长张云帆向台北呼救。
电话通了——总统府军务局局长俞济时亲口承诺：
当晚九点，派飞机到凤凰山机场接他。
王陵基那颗悬着的心终于落了下去。
那天晚上差一刻八点，王陵基的轿车就早早开进了凤凰山机场。
成都的冬夜寒冷刺骨，空荡荡的机场连个遮蔽的地方都没有。
他裹紧大衣，坐在车里，盯着黑漆漆的夜空，竖起耳朵等飞机引擎声。
约定的九点到了——没有飞机。
十点、十一点、十二点——还是没有。
他和随从一直等到第二天早晨，天都大亮了，凤凰山机场的跑道上还是空无一人。
蒋介石第二次“放了鸽子”。
这一夜的寒冷彻底浇灭了王陵基最后的幻想。
他这才明白：台湾那边压根没打算接他这个“看门人”。
最后的逃亡与戏剧性的落网
王陵基南逃西康的通道被彻底堵死。
他只得夹在溃败的胡宗南部队里向西逃窜。
临行前，王陵基甩掉了所有“包袱”——省府人员愿意跟他走的在省府集中，不愿走的各自散伙，每人发五两黄金作遣散费。
报名跟随他的人，仅二十余人。
王陵基弃车步行，换上平民衣裳，谎称自己是县里的小职员，却因为高度近视的特征屡屡暴露身份。
几经辗转，他逃至宜宾盐商杨鲁玉家藏匿。
杨家佣人见来人行踪诡异，又见杨家待为上宾，心中起疑，私下与邻居谈及此事。
不料这番话被西南服务团宜宾大队政委张守愚的姐姐张淑华无意间听到——她当即托人向宜宾县公安局报告。
1950年2月6日清晨，王陵基乘“永利”轮顺江东下，妄图逃往重庆再作打算。
轮抵江安码头，江安县公安局长亲自带队登船搜查。
核对面貌特征、核对书写笔迹后，解放军战士一举将在逃战犯王陵基捕获。
四川全省人民闻讯，无不拍手称快。
入狱改造，终获新生
王陵基先被关押于重庆白公馆，后转送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改造。
在功德林两百多名原国民党高级将领中，王陵基的军衔是最高的——唯一货真价实的国民党上将。
初入狱时，他自知罪行深重，整日提心吊胆，疑神疑鬼。
1959年第一批特赦名单宣布后，名单里没有他的名字。
王陵基一听，脑子像挨了一闷棍，回到宿舍一连几天吃不香、睡不着，后来甚至精神崩溃，满院子跑喊“要特赦我了”。
1964年12月28日，王陵基终于获得特赦，重获自由。
1967年3月17日，他病逝于北京，终年84岁。
凤凰山机场的那一箱黄金——蒋介石曾指示阎锡山转移数万两黄金给王陵基保管——也终究没有改变这枚弃子的悲剧命运。他一生为蒋介石卖命，到头来却成了唯一在成都解放中被俘的国民党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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