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叛徒龚楚回到家乡，自言自语：这一次终于回来了，以后再也不会离开了吗？
1925年初夏，广东乐昌的稻谷尚未扬穗，岭南小镇却已暗流汹涌。省港大罢工余波未平，村口祠堂的夜话里，年轻人谈论着“打土豪、分田地”的新说法。不到二十五岁的龚楚背着行囊回到家乡，他已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员，不久又转为中共党员。一柄马刀、一摞传单，他在短短数月间把十里八乡的佃农、雇农召集到一起，组起农民自卫军。山风吹动旗帜，枪支来源却还是东拼西凑的老旧汉阳造。
北伐军节节北进时，党组织抓住“军中渗透”机会。龚楚先混入国民革命军，挂了个少校编制。1927年春，政局急转，上海传来“4·12”清党血雨，原本准备参加南昌起义的队伍被迫滞留湘南。枪口忽然调向昔日同袍，兄弟之间的信任瞬间崩塌；对于刚刚触碰革命火种的青年军官而言，这是一堂残酷的现实课。
局势越乱，胆量越值钱。1929年，他被派往广西梧州，去“摆平”心怀二意的省主席俞作柏。几番推杯换盏，俞氏松口，释放被捕党员，还把张云逸、俞作豫请进了省府。右江根据地由此奠基，红七军很快集结。1931年春，李明瑞牺牲，龚楚临危受命成了军长。赣南、水口两战，他指挥部队穿密林、跨激流，一度以少胜多，“岭南枪杆”名声鹊起。
然而战争的逻辑从不怜悯个人荣光。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踏上长征，南方分局骤然失去依靠。龚楚被任命为中央军区参谋长，接管残部。1935年初，他接到电报：务必在湘赣边接应陷入重围的红三十四师。夜雨、山路、断炊，七十一团在黄茅岭外被数倍之敌拦腰截击，折损大半。枪声终于稀落时，弹药已尽，援兵无望，通信失灵，残兵困守山间，待来的不是友军而是更密的封锁线。
内外交困之夜，他悄然离去。5月2日凌晨，连营火都未惊动，几名亲信护送他折返乐昌。一个月后，他挂上国民党军官的新肩章，被任命为“粤北五县联防主任”。不过，上峰的眼神里永远藏着防备，兵权、经费都被层层羁锁。他想借抓捕项英、陈毅邀功，结果风声走漏，山林深处一片枪响，两位老上级脱身，他则落个“有意无意”的嫌隙。自此在南京的花名册上，龚楚成了可用亦可弃的人。
抗战全面爆发后，他被安排在后方做联络，鲜少踏入正面战场。胜败已分之际，1949年10月，他在辽西向林彪递交投诚书，却又随旧部南撤香港。更名“龚松庵”，租块荒地办农场，后来凑资本开起毛衣厂。日子不算阔绰，却也衣食无忧。街坊只知他是个行事低调的“老先生”，很少联想到昔日战火硝烟。
七十年代末，国内对台港澳统战政策松动。内地陆续传来“老朋友可以回家看看”的讯息。1985年盛夏，侄子龚洪贵辗转抵港探亲，几句家常话里道出乡愁的纠缠。龚楚举杯，默然良久，只低声回了一句：“再等等，时机快到了。”
1990年9月13日，罗湖桥头的秋雨晒干了柔软暑气。90岁高龄的他在当地工作组陪同下踏上北上的火车。韶关站，县里派车迎接；长来村口，一面旧日自卫军旗被悄悄挂在祠堂梁上。两层半的新宅早已备好，他却先迈进祖屋残垣，打量老墙上的斑驳弹痕。有人劝他去北京定居，他摆了摆手：“回家就好，折腾够了。”
此后几年，他常在夕阳下踱到村头，听老人讲当年农会的锣鼓声。对战争、对政治，他少有评说，偶尔感叹一句：“路，是自己选的。”1995年深秋，他于梦中安然而逝。出殡那天，族人抬棺缓行，县里送来花圈，挽联简静：昔日枪声远，故土月光新。人生的账簿终于合拢，翻过去都是战火与尘埃，剩下的只是一座静默的坟茔与村头不谢的桂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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