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学启为何在曾国藩眼中不被重用,却能得到李鸿章的高度赏识呢?
1861年早春,上海租界的大钟刚敲过午后两点,紧靠城郊的炮声却一阵紧似一阵。守卫租界的洋枪队催促道:“再迟一步,上海就要完了。”李鸿章点头应和,却在心里盘算:湘军远在安徽鏖战,援军短缺,唯有从旧部和降将里再挖硬手。
李鸿章的目光锁定在一名身材并不魁梧的中年武夫——程学启。数月前,这个人还在安庆城墙上指挥太平军拒敌,如今却暂时被撂在湘军外壕,吃着冷饭。曾国荃对降将一向心存芥蒂,干脆把程营安置在外圈阵地,口粮轮到最后发,一副“看守而非倚重”的架势。那时的程学启悄悄磨刀,心里只剩一句话:用战功说话。
追溯到1853年,桐城饥荒频仍、青壮大量出走。年仅二十四岁的程学启被太平军招募,随陈玉成南征北讨,数年间从五百人队长升为“弼天豫”。他不善言辞,战阵却极凶悍;北门血战安庆时,他带三百亲兵连破湘军三道木栅,逼得湘军不得不绕道挖壕换攻。可硬骨头也有软肋——养母在城下被俘,哭喊中夹杂一句:“回头是岸。”夜色掩护里,程带百余旧部翻墙而出,投向清营。第二天清晨,太平军便将他的妻儿枭首挂城,割断了他最后一丝退路。
叛降没有换来立刻的信任。程学启只能在外围修堑壕、扛麻袋。直到十月,安庆城被地道爆破轰开豁口,湘军精锐犹豫不前,他第一个跳进弥漫硝烟的烟洞,将降将的标签撕成了攻坚先锋。安庆克复后,曾国藩仍嫌其“根柢可疑”,把他与两营湘兵一并拨给正在募兵的李鸿章。
淮军此刻正缺锋头。新募六营多是急就章,枪炮齐,骨子却嫩。程学启的“开字营”顶在最前,队伍一到上海,正碰上李秀成十余万兵围城。六月十七日的虹桥,淮军不过六千余人,程硬是领着千把弟兄,用沙包、木栅和几门洋炮撑了一整天。夜幕降临,太平军撤退,租界里洋行老板第一次对这支“南乡新军”刮目相看。
战事很快南推。青浦、嘉定、昆山、太仓接连易手,都是爆破为先、猛冲在后。程学启惯用“掘道、点火、碎石之后立刻攀墙”的老法子;洋枪火力只是掩护,真正的决胜还得靠近身搏杀。李鸿章在后方摇着羽扇,一旁的戈登也承认:“这人打仗不要命。”
然而最大的硬骨头是苏州。李秀成在那儿屯兵近十万,城高壕深,一个照面就死伤千余。围而不攻、暗中分化才是上策。程学启与郜永宽密谋,在阳澄湖畔小船上只说了一句话:“城开,你我都活;不开,大家都死。”八月初九,齐门大开,太平军八王之首谭绍光被乱刃分尸。随即而至的,是城内大清军对降卒的清洗,血腥数日。外人多以“残酷”二字评之,李鸿章却记在奏折里——“杜后患”。
苏州平定后,江南战局重心东移。1864年正月,清军压向嘉兴。程学启依然走在最前,照旧从湿漉漉的壕沟里掘开隧道,亲自点火。三月十日,炸药隆隆作响,他挥刀冲进缺口,胸口中弹,转身还喊“跟上”。子弹随后撕开了他的后脑。被抬到苏州时,李鸿章赶来,一摸脉搏,只剩余温。
朝廷追封他为三等男,谥号“忠烈”。淮军里提到他,多用“快刀”“短命硬汉”几个字。刘铭传接替了他的旧营,再向东逼近杭州。战火散尽后,安庆北门的废墟早被青苔覆满,桐城的乡亲却记得那个孤儿——从太平营里杀出来,又在清军阵前战死,三十六年浮沉,写满了晚清改朝换代的疾风骤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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