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黄埔一期唯一被开除的学员，他后来成为我党高级将领，老蒋终身视他为死敌吗？
1937年11月，西安城外秋风劲烈，八路军办事处灯火通明，一位身着灰色长衫的高级参议正在逐份校对来往电报。值班警卫悄声问他：“宣先生，今晚还不休息？”他抬头淡淡一句：“时间紧，不敢懈怠。”再无多言，继续伏案。很快，厚厚一摞密函被封入公文袋，次日将送往洛阳、重庆等多地军政高层。外界只知这位宣先生出身黄埔，却极少人了解他与蒋介石之间横亘十三年的暗线。
追溯到1924年夏，黄埔军校刚开学两个月。孙中山倡导的“以党治军”在校园里还带着理想的温度，但蒋介石已悄悄摸索更严密的个人控制。一天，他直接点名将党小组长职位交由自己认可的学员担任。宣侠父在宿舍熄灯前写下三页纸质疑：党内职务须民主推选，不可指派。第二天清早，他把报告递到校本部，当值参谋颇为错愕。傍晚，蒋介石召见，先是劝，继而压，最后甩出一句“限三日离校”。至此，黄埔一期两百余学员中，留下唯一一个被开除的记录。
离校那天，他背一只旧帆布包，搭火车北上。北京的寒风中，他见到了李大钊。两人夜谈至凌晨，李大钊提出：“愿去最艰苦的地方么？”宣侠父颔首，未作多言。数月后，他在冯玉祥的西北军出现，组织读书会、编办《阵中日报》，偷偷把马克思主义的种子撒进兵营。西北军战士文化水平参差，宣侠父干脆把《共产党宣言》拆成小册，夹入军饷袋里，兵们边站岗边念叨“全世界无产者”，情理之中也顺理成章。
1926年底，西北军在潼关后撤，内部派系混杂、军纪松弛。宣侠父借机推动军中新式政治教育，主张“官佐与兵士同餐同住”，这种做法惹恼了部分保守军官，却赢得了大批基层士兵的心。冯玉祥几番观察后，只留了一句评语：“此人讲理，又能得人心。”然而，国共合作的裂痕已然显现，南昌起义、宁汉分裂接二连三，革命形势瞬息万变。
进入1930年代，宣侠父化名频换，辗转上海、武汉、广州，组织青年读书会、联络左派军官，手法灵活，却不动声色。资料显示，他常用的行李不过一只小木箱，里面除了两套旧衣，尽是报纸、传单和密码本。此时的蒋介石在日记里写下警句：“宣某人，文能惑众，行止须察。”短短数语，透出深警觉。
西安事变后，国共重新合作。八路军于城内设办事处，宣侠父以“高级参议”名义出面斡旋，公开身份模糊，却深入与胡宗南、杜聿明等旧同学餐叙，“拉一人是一人”。军统西北区设于南关外，负责人张毅夫将他列为重点监控对象。一次密报中，张称此人“善结人，极具煽动力，若不除之，后患无穷”。蒋介石亲笔批示“严密注视”。
1938年7月31日下午，西京体育场内加赛一场篮球友谊赛。宣侠父作为裁判刚吹响终场哨，便谢绝同仁相邀小酌，独自步行回所住招待所。暮色四合，他行至城墙根下，再无踪影。西安城夜半起风，但街口的黄包车夫只记得一辆黑色轿车疾驰而去。
警备司令部对外称“正全力侦办”，八路军办事处亦旋即四处打探。一个月后，近郊一处废弃枯井内发现残留血衣，衣角缝着“X.F.”草写字母，却不见尸骨。多年后，有人声称在军统旧档里看过一纸手令：实施“乙字行动”，目标代号“老鬼”。真伪至今难断。但可以肯定，宣侠父失踪之日，年仅39岁。
他的结局成谜，却让人看清统战一线的锋刃。1938年后，西安办事处的联络网几度重建。周恩来不得不加密地下交通线，凡赴西安者先改乘夜车，再由车站分批接应，谨防再出意外。胡宗南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昔日同窗“性倔得像块青石”，再见面却已是战场对手。一个时代的裂缝，往往就是从课堂里一道不被容忍的质疑开始。
历史资料显示，黄埔一期的结业名册始终保留着那行空缺，一列到“宣侠父”便戛然而止。有人说他凶多吉少，有人说他隐姓遁形去了敌后前线。档案的空白没有妨碍后人对他身份的确认：早期共产党在国民党军队中的渗透者，也是那场无形较量的牺牲者。抵抗外敌与内部斗争交织的年代，个人命运如风中灯火，微弱却锲而不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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