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丨我无惧声名狼藉|修女|克莱尔|奥布莱恩|我无惧声名狼藉|文学|曼尼|杰克|遗嘱

本文选自爱尔兰作家、女性文学先驱埃德娜·奥布莱恩的回忆录《我无惧声名狼藉》。奥布莱恩是爱尔兰最早关注女性议题的作家，经历了从修道院出走、婚姻破裂、因书写而获罪之后，奥布莱恩在回忆录中书写了她充满叛逆、逃逸、“声名狼藉”的生命历程。

“ 母亲当年种下的几株红玫瑰如缎带般穿过倒塌的树篱，迈克尔为我摘下几枝留作纪念时划伤了手，鲜血迸溅，与封存的记忆一样鲜活。这座母亲曾竭力维护的房屋，这座她发誓绝不留给忘恩负义的儿子的房屋，承载着我们未竟的故事与永无休止的争吵。 ”

这两个梦境形成的对比再鲜明不过。在第一个梦里，我沿着林荫道走向我出生的德鲁斯伯勒庄园。它俨然是一座圣殿。窗玻璃上流淌着金色的光，房间浸在温暖的粉红光晕中，仿佛正在举行盛宴。沿着围栏铁丝，火把的光焰卷曲又舒展。当我拨开门闩走向大厅时，看见一列穿着制服的士兵拦在门前，他们的矛尖通红透亮，像是刚从烈火中抽出。他们是拦路的硬汉。

第二个梦里，我身处出生时的蓝色房间。门窗紧锁，连门缝下曾溜进尘埃微粒的缝隙，也被某种填料封死。家具仍保持原样——胡桃木双门衣柜，配着同款梳妆台和脸盆架。绿色便桶还在原处，带着编织篮状的纽扣盖子。我独自被困在这里，其他人都已死去。我来这里，是为自己的罪行接受审判的。即便审问者全都亡故，也改变不了什么。

我觉得自己似乎在真正看见事物之前就已经看到了它们；它们一直就在那里，就像我相信词语始终流淌在我们体内一样。比如，我想我认出了蓝房间的蓝色墙壁，那些因无尽的潮湿，也因为无火而悄然剥落的墙——尽管房间里有个小得可笑的壁炉架，与房间大小极不相称，上面还摆着一个巧克力盒盖作为装饰。至于圣母？她并非我日后在不同画作中见到的那位面色蜡黄的圣母，而是来自利默里克的丰腴圣母，脚边围着一群婴孩，仿佛她刚刚生下他们。她的分娩远比我母亲快乐得多——母亲会经年累月地讲述：她的阵痛，漫长的分娩，12月的寒夜，那年头常见的黑霜，姗姗来迟的产婆，以及当听说我因出生时胎位不正而患有畸形足时，最终证明是虚惊的那场骚动。出生在我前面的那个孩子幼年早夭，但我始终认为她并未死去，她就在其中一间卧室里，藏在衣柜或睡衣箱子中。自学会走路后，我再也不敢独自上楼，即便是在白天也不敢。

我父亲和他弟弟杰克正在楼下喝酒，听闻这个好消息后，他们醉醺醺地爬上楼来，手里拿着刚烤好的鹅肉条——当时正值圣诞季。据我母亲讲述，那鹅肉半生不熟，泛着粉红，且嚼不动。杰克还即兴唱起了《红河谷》：

若你爱我，请坐到我身旁来。不要匆匆与我道别离。请记住红河谷，还有那深爱你的牛仔。

我是个丑孩子，丑到当住在我们家门房的爱尔兰陆军上尉夫妇之子格尔·麦克纳马拉前来道贺时，母亲说我丑得见不得人，便把我藏在红色人字纹被子底下。

这些轶事、传闻、寓言与惊惶的碎片，就这样拼凑成我早年生活的画卷，既美丽又骇人，既温柔又野蛮。

德鲁斯伯勒是一栋两层的大宅子，带有飘窗，可通过新旧两条林荫道抵达。建筑所用的淡金色砂岩是从一幢“大宅”的废墟中取来的，这座“大宅”原属英国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北爱尔兰问题”动乱中被烧毁。我母亲年轻时，常受邀参加每年为当地农民举办的园游会，席间供应冰镇小圆面包和自制柠檬水，黄蜂在餐桌上成群飞舞。

德鲁斯伯勒的设计灵感，在某种程度上源自母亲在美国见过的时髦住宅。门廊处立着装饰性立柱，凸窗与铺瓷砖的门厅相连，他们称之为“前厅”，这种设计在当地独一无二。草坪上树木林立，不像庄园里那样整齐排列，而是每棵树都自成一方浓荫帝国——夏日枝叶轻颤，昏昏欲睡，冬日枝干嘎吱作响，仿佛随时会倾倒。

到我出生时，我们家已不再富裕。诚然，我们仍拥有那栋大宅和两条林荫道，但父亲继承的千余英亩土地已被零散变卖，或在一时慷慨中赠予他人，或为抵债而交换。父亲的财富源自几位富有的叔父——他们被授予神职后，移民至新英格兰，在波士顿郊外的洛厄尔教区任职。在那里，他们给一种名为“神父约翰万能药”的药物申请了专利，这种号称包治百病的药水曾以加仑为单位售卖，以此将宗教权威与世俗权力结合。

离我们住宅不远处矗立着老宅德鲁斯伯勒的废墟。和许多大宅邸一样，它被焚毁，以防英国民兵——黑棕部队将其占为军营。父亲参与了那次纵火，常兴致勃勃地描述他与其他青年如何将布条浸满汽油，提着油罐四处往墙壁木构件上泼洒。无数火柴划燃后，冲天烈焰在数英里外都可见，这成为反抗侵略者的又一胜利印记。

很久以前，德鲁勋爵和夫人曾居住于此，传说德鲁夫人的鬼魂身着衬裙，夜夜在我们的田野间游荡，为她失去的田产哀号。一个被剥夺了一切的女人。

我的曾祖母是个寡妇，她从德鲁家族手中买下了那栋房子，钱款来自洛厄尔的神父们。她是个傲慢的女人，每逢周日便驾着小马车巡视她的土地和畜群，接着继续前行，瞥见红鹿从灌木丛中窜出，奔向森林深处，那里的橡树、白蜡树和山毛榉盘根错节地生长在一起。到我长大的时候，那片林子已成了狐狸、白鼬、獾和松貂的领地，它们在夜间争斗，而我们的狗则吓得不敢进去，只在林子边缘歇斯底里地吠叫。

尽管独居，她每晚仍会盛装出席晚餐，总是一身黑衣，配白色蕾丝领饰，用银顶角杯啜饮棕榈酒，杯上刻着奥布莱恩家族可疑的格言——“强权即公理”。伺候她的是个名叫丹·伊根的家仆，关于他有这么一首打油诗，实际上当地许多人都有类似的诗谣：

丹·伊根在德鲁斯伯勒，合欢树一家在城门边，大街上的曼尼·帕克，而那黑鬼正昂首阔步。

那黑鬼长着一张草莓色的脸，并非纯黑，而是深紫，脸上仿佛垂挂着浆果。他在板岩采石场干活。曼尼·帕克是个隐士，自称植物学家，常在我们田间游荡，有时为了研究鸟类和昆虫的习性，会在我们沼泽地的帐篷里过夜。那些动物和他一样，都远离烟囱角落、谷仓与教堂门廊。“金合欢”一家得名于他们远赴澳大利亚的女儿，她在信中频繁提及这个词。她寄来的一张可折叠成手风琴状的明信片，展示着珊瑚礁与碧蓝岛屿，被陈列在他们家前窗上。

我更喜欢户外，田野连绵，可以遭遇暴风雨和雨夹雪，也可以享受阵雨和日光浴。然后，仿佛被施了魔法一般，报春花和黄花九轮草在高大的蓟草和优雅地被称为“煎饼”的新鲜牛粪旁绽放。时间在户外飞逝，室内却截然不同，常常充满紧张。

我母亲的家族与我父亲的截然不同，他们是来自基尔代尔郡富裕地区被驱逐的穷人，一路跋涉穿过中央平原，翻山越岭，最终抵达一片荒凉之地，在满是石头的土地上建起小屋。那里距离德鲁斯伯勒约五英里，我有时会将自身矛盾的性格归因于截然不同的祖辈——一位是淑女，另一位则是农妇。最近，一家爱尔兰报纸联系我，提议让我与其他拥有古老姓氏的人一同进行DNA检测，这让我真切体会到这种差异。起初我抗拒这个测试，但记者向我保证，收到检测工具包后，他会详细指导操作步骤及注意事项，而他确实这么做了。拭子寄回后，我如期收到报告，结果显示我与俄罗斯末代皇后、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玛丽·安托瓦内特，以及苏珊·萨兰登存在基因关联。被问及对皇室血统的看法时，前两位的悲惨命运令我退缩；我也试图联系苏珊·萨兰登，但都以失败告终。

大宅的废墟对我有种莫名的吸引力。除了黄鼠狼的踪迹，这里还残留着昔日生活的痕迹：接待室里悬挂着印有橡果图案的墨绿色墙纸残片，像被撕下的舌头一般耷拉着。厨房里摆着一套覆满厚厚铜绿的锣，那些绿莹莹与银灿灿的光泽，都是往昔辉煌的见证。碎石堆成的高坡上长着一株接骨木，想必是飞鸟衔来的种子。我和母亲常采摘它的浆果酿酒。这些酒必须藏起来，不让父亲发现，因为他只要抿上一口就会贪杯狂饮。这些酒是专为客人准备的，不过除了流浪者和疯梅布尔，很少有访客光临。一段楼梯的残阶悬垂而下，通向曾经的舞厅，激发了我各种天马行空的想象——舞会、后巷行驶的马车、举着点燃草皮泥炭块的仆役们跑出来搀扶宾客下车。前院里会有风笛手演奏，桌上摆着一壶壶热香料葡萄酒，像古老传说中那样宴饮作乐。我曾想象我的曾祖母穿着黑色塔夫绸礼服，配着白貂短外套和胸花，也许是紫罗兰，或是别的什么林间野花。母亲听到这些胡言乱语时会微笑，但随即又会皱眉，她拼命想保持冷静，可能是感觉到奥布莱恩家族那放荡不羁的血统在我身上占据上风，而非她克莱尔家族的血脉——那些人始终坚守着他们小小的山地家园。

有一次放学回家，一个法警坐在我家厨房里喝茶。他是个和蔼的人，没过多久就跟我搭话，问起学校的情况，以及我那天学了什么。然后他让我背诵一首诗。我背了《丰特努瓦》，一首关于爱尔兰伯爵和酋长的英雄民谣，他们被流放，在欧洲各地的外国军队服役，思念着故土。即使在战斗之际，他们也渴望、也因思念故乡克莱尔郡而憔悴，这诗非常振奋人心，充满爱国情怀。

母亲把我叫进食品储藏室，手指抵在上唇，示意我必须对我们家的窘境守口如瓶。父亲出门了，大概是去借钱，直到天快黑才回来。他与法警交谈后，那人便离开了。灾难暂且延缓。接着便是轩然大波。马匹。那些马在她眼里纯属浪费，它们趾高气扬地在田间吃光所有草料，还得送去种马场配种，耗费更多钱财，却输掉比赛。照母亲的说法，它们纯粹是存心作对。有匹叫香农玫瑰的母马，尤其招她憎恶。她说这小母马明明能跑第一，却偏要得第三，两种奖金的差额简直离谱。最后，父亲上楼睡觉去了，这总比他出门要好——盛怒沮丧之下，他难免会借酒浇愁。

在我心中，马匹始终象征着危险。它们是引发争执的导火索，意味着即将来临的穷困。它们湿润闪亮的眼眸，与行动形成鲜明对比——那动作突兀难测，嘶鸣着从一片田野奔向另一片。我目睹它们在田野中的身影，又在脑海中重现它们集体爆发的场景：当马群突然同步疯狂奔驰时，巨大的能量喷薄而出，飞扬的鬃尾高高弓起，以惊人的速度和大胆的姿态疾驰，扬起的尘土如雨幕般笼罩，而它们沉醉在欢腾中，仿佛凌空飘浮。

两年前的夏天，通往老林荫道的某座码头揭幕了一块以我之名义设立的纪念牌。不同于当年因作品被视作耶洗别的岁月，如今神父站在祭坛上称颂我的归来是小镇的荣耀，并鼓动人们参加仪式。稀疏人群中，孩童们骑着单车穿梭嬉笑，当我就德鲁斯伯勒对我写作的影响发表简短演讲时，他们爆发出更多的笑声。我说德鲁斯伯勒是我的“灵感之泉”，这个措辞尤其逗乐了他们。

那是个温暖的夏夜，之后我和侄子迈克尔穿过高草丛，钻过一道道带刺铁丝网，去探访那座老屋。它正在回归自然：树木、荆棘与灌木如军队一般进驻，占领了这里。常春藤和树苗沿着切割的石块与灰泥交界处攀爬而上，嫩枝、野蔷薇和蕨类植物也缠绕其间，牢牢扎根，宣示着对这片土地的主权——这是任何在世者都未曾做到的。连野猫都已离去。母亲当年种下的几株红玫瑰如缎带般穿过倒塌的树篱，迈克尔为我摘下几枝留作纪念时划伤了手，鲜血迸溅，与封存的记忆一样鲜活。这座母亲曾竭力维护的房屋，这座她发誓绝不留给忘恩负义的儿子的房屋，承载着我们未竟的故事与永无休止的争吵。

我母亲的去世很突然。我曾去都柏林的圣母医院看望她，她因带状疱疹住院。她和一位修女R成了朋友，两人一起在患处涂抹一种棕色药膏；那是她从一位信仰治疗师那里得来的，她们都相信这能治好她。母亲本应在一周后出院，但她把我叫到床边，说我们必须悄悄回一趟老家，就一天。我得和护士长及住院医师商量好，再租辆车接送我们。事情是这样的。很久以前，当我父母差点彻底失去那处房产时，我父亲在一次酗酒后的悔恨中，把房产签给了她，因为她更擅长打理这些。两年前，在我哥哥约翰的再三坚持下，她立了一份遗嘱，说他和妻子会陪她去律师那里。她立了遗嘱，把德鲁斯伯勒留给他，心里却想着以后还能再立一份。她现在想做的就是悄悄回老家，立下第二份遗嘱，把房子和周围的草坪留给我。我说过不必着急，一切都可以在她康复后从容不迫且公开地进行。

直到今天，无论我如何努力回忆，仍无法确切记起母亲去世的那一刻，尽管我知道事情的经过。那是在1967年3月。当时我正在从纽约返程的飞机上，到家时电话铃响了。是姐姐打来告知这个消息。后来，从修女R那里，我得知了那个慌乱日子里，母亲几经往返的情形。母亲正准备回家。司机即将来接她。早餐后，她就已穿戴整齐准备启程。她坐在床边，身旁放着助行架和一根拐杖——那是修女R悄悄送给她，让她带回去给丈夫的礼物。在回家前的日子里，她口无遮拦地向多位护士透露，她多么自豪于打算修改遗嘱的念头。其中一位自称与我哥哥交好的护士，紧急打电话到他在莫纳斯特雷文的诊所，告诉他母亲正在酝酿的“阴谋”。哥哥闻讯勃然大怒，立刻赶了过来。不幸的是，修女R那天报名参加了大学的课程，没有目睹这场难堪的对峙。但正如她在信中所说，当她午餐时分回来打招呼时，发现母子之间弥漫着可怕的紧张气氛。

“真遗憾你没能早点来。”母亲对她说道，强忍着泪水。修女R不愿介入家庭纷争，便借故离开了。似乎没过多久，我哥哥也走了。而母亲仍穿着出行时的装束，等着从家里来的司机，他已经迟到几个小时了。

修女R的信是殡葬人员在教堂里交给我的，那时棺材刚被抬进来放在支架上，我就在那里读了信。她描述了午间匆忙的探访，以及后来得知我母亲还没有走便赶去见她，却发现她在厕所里痛苦呼救的情景。母亲被搀扶出来后，面色愈发苍白，并开始颤抖，心脏急救小组随即赶到，连人带床将她推进了手术室。当读到修女R写下的“我不得不松开她的手”时，我意识到她们在短短的时间内建立了多么深厚的情谊。似乎就在安装起搏器前的片刻，母亲突然振作起来，坐直身子，以最后一次对崇高的绝望追求，恳请周围的人们不要哭泣，因为“不再有死亡”。听到从她口中说出这句话时，我从未感到与母亲如此亲近——这个始终对文学充满敌意的人，竟以这样的词句作为永别之词。

在她的葬礼结束之后，当地律师来到我们家宣读遗嘱。我们人数不多——父亲啜泣着，反复念叨我们失去了世上最好的朋友；姐姐和姐夫在场；另一位姐姐因定居南非未能出席；还有我的孩子们和我自己。壁炉另一侧站着哥哥和他妻子。炉膛里没有火焰，父亲在她离世的十二天里往里面扔了数百个烟头。

每当有人经过餐具柜，柜门便会自行晃动，我能感觉到母亲的幽魂在徘徊。我仿佛能听见她的声音在叹息，那些紫罗兰花纹的小茶杯虽已开裂，但仍被留下来用于装糖块。遗嘱很简短：她把德鲁斯伯勒及毗邻土地留给了儿子，若他先于她去世，则归其妻子所有。三个女儿各得了一些纪念品，瓷器、银器和玻璃器皿。一阵沉默后，哥哥以夸张的戏剧姿态搂住妻子的腰说道：“亲爱的，现在我们都知道妈妈真正爱的是谁了。”

我觉得他的话是如此自以为是，如此空洞，脑海中浮现出母亲临终前的画面，她独自坐在床边，孤立无援，因他引发的争吵而颤抖。我意识到，在她突然离世的那天，她确实有所预感。那天她恳求我陪她去克莱尔修改遗嘱，因为我离开的时候，她紧握着我的手说：“我希望我能活着离开这里。”

然而，我哥哥和他的妻子从未在德鲁斯伯勒居住过，而是选择去了他们自己在五英里外的蒙特香农镇买的退休小屋。出于某种担忧或恐惧，他们没在德鲁斯伯勒度过一个晚上，只是留了一台收音机开着，用挂锁锁上卧室门，给好沙发盖上防尘布，还架起了带刺铁丝网和电网来阻止我们进入。现在他们都去世了，正如迈克尔告诉我的，谣言四起，比如那里将会建一个养老院或五星级酒店，或者房子会被夷为平地，用来建造一百栋小屋。

但在8月傍晚的柔光中，夕阳西沉，楼上窗前的一株攀缘植物染上了红色，映出格子状的光影。无论是要改建成小屋，还是五星级酒店，这里或许都会保持它的本质——而且将永远保留着那种本质，那种赋予它“家”这个神圣而永恒名字的特质。

▲埃德娜·奥布莱恩（Edna O'Brien，1930.12.15 — 2024.7.27），爱尔兰著名小说家。出生于爱尔兰克莱尔郡的一个天主教农民家庭，1950年前往都柏林并成为药剂师。1954年，她与作家欧内斯特·盖布勒结婚并移居伦敦，这段婚姻于1964年结束。1960年，她的处女作《乡村女孩》出版，因大胆描写女性欲望与情感生活而在爱尔兰引发巨大争议，部分作品曾被查禁甚至当众焚毁。其创作生涯持续60余年，出版20多部小说、多部短篇小说集、剧本、传记及回忆录，直至90多岁仍笔耕不辍。

文字丨选自《我无惧声名狼藉：埃德娜·奥布莱恩回忆》，[爱尔兰]埃德娜·奥布莱恩著，李思璟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5-07

来源丨楚尘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