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于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海潮天下·导读
Ocean Census是一个全球性的深海生物多样性协作计划，试图把深海物种从采集、数字化到共享分析的流程提前并串联起来，让新物种在更早阶段就进入全球科研网络。它不改变分类学规则本身，但改变了信息进入科学体系的速度与方式，使原本分散、滞后的深海数据开始以更连续的形式被组织和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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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品 | 海潮天下
深海里还有多少物种没有被正式记录，人类其实一直没有准确答案。
过去几十年，海洋调查技术进步很快。深海机器人、载人潜器、高通量测序已经能够让科学家不断从海底带回新的样本。但另一个问题始终没解决：样本采回来了，不等于物种已经进入科学体系。
在传统分类学流程里，一个新物种从采集、鉴定到最终发表，往往要经历漫长周期。研究者需要查阅大量历史文献，与全球博物馆中的模式标本进行比对，再经过同行评议和期刊排期。整个过程平均耗时约13.5年。很多深海样本因此长期停留在“待描述”状态，有些甚至在正式发表前，采集它们的项目就已经结束了。
“海洋生物普查”（Ocean Census）最初就是针对这个问题建立的。
三岁看老……？
2023年，日本财团（The Nippon Foundation）与英国海洋探索机构Nekton共同发起“海洋生物普查”（Ocean Census）计划，希望加快全球海洋新物种的发现与鉴定。到2026年5月，项目公布的数据是：第三个年度周期内新增发现1121个海洋新物种，物种鉴定与发表效率较此前提高54%。
它并不是靠单纯增加航次数量实现提速，而是改了整套物种发表流程。
传统分类学非常依赖实体标本。一个样本被采集后，往往需要在不同国家和研究机构之间寄送，由不同专家反复观察确认。尤其深海生物分类，本来专家数量就有限，很多类群全球可能只有少数几个人能做准确鉴定。
Ocean Census没有继续沿用这套完全依赖实体标本流转的模式，而是先把物种“数字化”。
该项目提出了“数字生命形态”（Digital Life Forms，DLFs）的概念。简单来说，就是样本刚被采集时，研究人员会立即对它进行数字记录，包括高分辨率显微成像、三维CT扫描、组织基因测序，以及采样海域的环境DNA数据采集。
很多工作直接在船上完成。
例如CSIRO的“调查者”号和施密特海洋研究所的“法尔科2”号，都配备了能够进行快速数字化处理的实验条件。样本一离开深海环境，研究人员就开始建立数字档案，而不是等样本运回实验室后再慢慢处理。
这些数据随后会进入Ocean Census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世界保护监测中心（UNEP-WCMC）合作建设的平台，叫NOVA。上传之后，全球研究人员都可以查看。截至2026年5月，该平台已发布1121个新海洋物种数据，全部来自上述科考船的船上数字化成果。
这一步带来的变化其实很大。
过去，一个新物种在论文正式发表之前，外界通常不知道它的存在。现在则变成：物种数据先进入全球数据库，再逐步完成正式分类发表。原本需要数年的“等待期”，被压缩到了几小时到几天。
“海洋普查”项目公布的新纪录物种：一种新的犁头鳐。图片来源：◎ The Nippon Foundation-Nekton Ocean Census/Peter Stahlschmidt 2025
同行评议方式也跟着发生了变化。
传统分类学审稿通常是封闭式的。编辑找几位匿名专家，审稿意见不会公开，外界也不知道中间发生了哪些争议。Ocean Census则更接近协作网络。
目前，这个项目已经连接了650多家海洋研究机构、800+名分类学家。当一个潜在新物种上传后，系统会自动通知相关领域研究人员。不同国家的专家可以同时查看形态图像、CT结构和DNA序列，直接在线讨论。
一些深海物种就是在这种模式下快速完成鉴定的。
比如西澳大利亚珊瑚海公园发现的一种深海幽灵鲨新种，以及日本七曜海山群玻璃海绵内部发现的共生鳞沙蚕新种，都经历了多国研究者同步参与的开放式鉴定过程。相比传统模式里漫长的邮件往返和期刊审稿，这种协作效率明显更高。
▲上图：在最近的珊瑚海深海科考中，科学家们鉴定出一种属于光尾鲨属（Apristurus）的深海猫鲨新物种。图源：CORAL SEA FRONTIER科学项目，CSIRO
Ocean Census另一个比较特殊的地方，是它非常强调数据一起开放，而不是只公开最终论文。
传统物种论文里，真正被长期保存和传播的，通常只有拉丁学名、形态描述和几张图版。至于采样环境、水文条件、周边生态数据，很多时候分散在不同数据库里，甚至没有公开。
Ocean Census会把这些信息一起都给保留下来。
研究人员除了能看到物种本身，还能同步获取采样深度、水温、盐度、海底地形以及环境eDNA数据。后续做生态分析的人，可以直接调用这些资料，就不需要再去从零开始、重新寻找原始环境记录了。
这也是为什么Ocean Census的数据很快被一些国际海洋治理项目关注。
比如说，国际海底管理局（ISA）在进行深海采矿环境评估时，需要知道某一区域有哪些底栖生物、它们分布在哪里、周围生态条件如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也叫《海洋生物多样性协定》、BBNJ协定）涉及公海保护区划定时，也需要类似基础数据。
过去很多深海区域的问题是：样本可能已经采到了，但数据分散、发表缓慢，很难形成连续数据库。Ocean Census的雄心壮志是，想要把这些信息统统给统合、集中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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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计算科研贡献
除了技术和数据平台，它还调整了科研贡献的计算方式。
传统分类学长期存在一个现实问题：工作量大，但在现有论文评价体系里并不占优势。所以很多青年研究者不愿长期做物种鉴定（投入产出比太低）、“分类学家”落得个日渐比濒危物种还濒危，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发表周期太长。
Ocean Census开始把数据整理、数字档案建立、开放评议等工作，也纳入科研贡献体系。研究人员提交的DLF档案、审稿意见和分类校验记录，都可以绑定DOI、ORCID。
也就是说，科研贡献不再只看最后那篇论文是谁的一作。这么一来，贡献者的贡献积极性自然就高的多了。
小编电脑上贴着玩的一个sticker。摄影 ©海潮天下（Marine Biodiversity）
这一点对分类学影响很直接。因为大量基础工作过去其实很难被正式记录，例如某位研究者参与了形态校验、或者提供了关键比对数据，但名字未必会进入最终论文。现在，这些过程本身开始被数字化保存。至于论文作者list长度呢，不怕长，多多益善是常态。
当然了，从目前的发展看，Ocean Census并没有取代传统分类学。新物种最终仍然需要遵循现有命名规则，正式发表也依然重要。但客观的讲，它确实改变了物种数据进入“科学共同体”的速度。
过去的模式更像“先发表，再交流”；Ocean Census的创新做法是“先共享，再逐步完成发表”。
对于深海生物研究来说，这种变化的意义并不只是提高效率。因为很多海域正在同时面临深海采矿、渔业扩张和气候变化压力，如果基础生物数据长期积压，很多物种可能在正式进入科学记录之前，就已经受到环境变化影响。
Ocean Census试图解决的，本质上是“发现速度”vs“发表速度”之间越来越大的落差。它采用的方法，并不是增加几本新期刊，而是直接重建了一套围绕数字数据运行的协作系统，或许对于我国建设世界一流期刊、科学研究体系的创新也有一定的启发。
海潮君·写在最后
要真正改变一个领域的运行规则，往往不是靠在旧赛道里多开两家店，不妨考虑直接换一个玩法，比如调整信息生产与流通的基础结构。Ocean Census提供的，是一个围绕深海生物多样性数据组织方式的案例，它并未替代传统分类学与期刊体系；它在数据采集、数字化记录与协同鉴定环节上前移了科学协作的起点。这一变化，也给我们观察科研基础设施如何影响知识生产提供了一个具体的样本，虽然它成立至今也才不过3年。
从路径上看，传统海洋生物分类依赖实体标本在博物馆与研究机构之间的流转，以及基于期刊体系的同行评议与正式发表。这种流程在复杂类群研究中周期较长，信息公开往往滞后于样本获取。Ocean Census的实践则是在样本采集后，通过高分辨率成像、CT扫描、基因测序与环境DNA数据采集等方式，尽可能在早期形成数字化记录，使物种信息能够更快进入跨机构共享与分析流程，提升了前期数据可见性、降低了跨机构的协作成本。
在协作方式上，该项目借助数字平台与工作坊机制，将不同地区的分类学研究者连接到同一数据环境中，对潜在新物种进行同步观察与讨论。这种模式相较于传统依赖少数审稿人的线性同行评议，更强调多方参与与快速反馈，有助于提升早期鉴定阶段的效率。（当然了，其学术严谨性还是依赖后续标准分类学流程的验证、修订，开放协作更多体现为一种补充性机制，而非替代关系）。
在科研评价层面，开放科学体系正在尝试将数据贡献、代码维护与协作评议等纳入可记录与可追踪的科研产出形式，例如用DOI、ORCID等标识系统来强化贡献归属。这一趋势在部分国际科研资助、开放科学实践中已多少有体现了，但尚未形成统一的全球性评价制度。Ocean Census在这一方向上的探索，主要体现在对数据贡献与协作行为的结构化记录，而其制度化影响仍处于逐步演化阶段，这一点我们未来可以慢慢观察。
从更宏观的视角看，这类实践反映出科研组织方式的一种变化趋势：科学数据的生成、共享与协作分析正在更早阶段被整合进研究流程之中，这样一来，知识生产就无需依赖单一发表节点完成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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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源 | Ocean Census
文 | 王海诗
排版 | 卢晓雨
时间 | 2026年5月
联系小编 | editor@oceanbiodiversity.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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