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伊拉克到加沙，林奇新书指美国中东秩序真相：毁灭不是偶然|中东秩序|以色列|伊拉克|巴勒斯坦|林奇|美国|苏诗丁

马克·林奇的新书指出，美国的中东外交并非失败，而是从一开始就被设计成让中东持续破碎。《美国的中东》这本书，是写给遗忘症时代的一次反击，也是对帝国用来粉饰自身罪行的那套油滑安慰的驳斥。

这是一种来自内部的愤怒。林奇曾长期身处美国中东政策形成的制度环境之中，最终得出的结论是：这台机器不是单纯失灵了，而是一直在按设计运转。

林奇有充分资格提出这样的论证。他是乔治·华盛顿大学艾略特学院教授，也是近几十年来美国最重要的阿拉伯政治研究者之一。

他写过阿拉伯公共领域、2011年起义，以及随后爆发的新战争。他不是那种临时空降的观察者，也不是刷着手机看见惨状后才突然“发现”巴勒斯坦的人。

长期以来，他的工作一直穿梭于学术与政策之间，也穿梭于这个地区的公共希望与那个屡屡将其压碎的大国权力的官僚惯性之间。正是这种双重视角，赋予了这本书独特的力量。林奇对美国政策圈太熟悉，不会把它简单漫画化；他对中东又太认真，因此也无法轻易原谅它。

这本书的论证既宏大，又耐心。林奇认为，自1991年以来，美国并不只是进入了中东，而是塑造出一种地区秩序：美国的中东。这种秩序建立在军事主导、保护以色列、武装并维系威权盟友、遏制伊朗、管控何种政治可以被容许，以及把阿拉伯人与穆斯林的苦难日常化为战略背景噪音之上。

它曾承诺和平、民主、发展与稳定。但它带来的，却是伊拉克的毁灭、巴勒斯坦被冻结且虚伪的和平进程、施行酷刑的政权得以存续、利比亚崩塌、叙利亚陷入炼狱、也门饥荒、苏丹被抛弃，以及加沙的种族灭绝。

巴勒斯坦是这本书的道德中心，即便林奇的视野并不止于此。他的论点并不只是说，华盛顿未能促成一项公正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所谓“和平进程”本身，已经成为美国支配地区秩序的核心制度之一。

它把占领变成“进程”，把剥夺变成“谈判”，把巴勒斯坦人的政治存在降格为一个需要被管理的安全问题。

在这里，《奥斯陆协议》不再被写成一个被悲剧性浪费掉的机会，而是一种结构：它让以色列得以加深控制，同时让美国维持自己仍在“调停”的幻象。

按照这种理解，加沙并非例外。它是一个制度走向终点后的结果：这个制度把巴勒斯坦人的生命视为行政上的麻烦，把巴勒斯坦人的抵抗视为其“不配拥有自由”的证据。

林奇尤其尖锐地指出，美国政策只有在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威胁到地区秩序时，才会让这种苦难变得“可见”；当它诉求正义时，这种可见性却从未出现。这本书也并未替地区统治者开脱。

沙特、阿联酋、埃及、以色列、伊朗、叙利亚以及其他行为体，在书中都被视为拥有各自盘算、残酷手段与政治项目的行动者。

但林奇拒绝接受这样一种托词：一旦“地方行动者有其自主性”被用来替美国责任洗白，它就不再成立。

华盛顿并没有发明每一个暴君、每一支民兵、每一场战争。但它确实塑造了那种“气候”，让这些力量在其中学会如何行动。它奖赏残暴，制裁另一些人，宽恕盟友，妖魔化敌人，规训知识生产，最后再把这片废墟称作“秩序”。

不同领导人，同一种破坏性思维

林奇笔下这种延续性，带着一种阴冷的荒诞意味。一任又一任美国总统上台时，都承诺要转向、再平衡、结束无休止战争，或开启新的起点。但离任时，他们无一例外都复制了同一套架构。

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从伊拉克的废墟中启动了这一秩序。比尔·克林顿则通过制裁和《奥斯陆协议》那种戏剧化的承诺，为它赋予了神圣性。乔治·沃克·布什以入侵伊拉克的方式打破了这一秩序，同时声称要用武力让该地区实现民主化。贝拉克·奥巴马比大多数人看得更清楚，也曾在某些时刻试图缩小美国的存在，并推动伊朗核协议，但最终又被继承下来的制度冲动拉了回去。

唐纳德·特朗普撕掉了这套体系自由主义的伪装，公开拥抱交易式的残酷，以及绕开巴勒斯坦的“关系正常化”。而制度派的约瑟夫·拜登，则在加沙遭到摧毁之际，通过武装并庇护以色列，把这座建筑推向了道德上的最低点。

林奇对伊斯兰主义的处理，是这本书较为内敛、却很见功力的一处。

在这本书里，伊斯兰主义既没有被浪漫化，也没有被压扁成单一面貌。哈马斯、穆斯林兄弟会、真主党、胡塞武装以及其他伊斯兰主义力量，都被放回各自具体的政治秩序、战争、占领、国家崩塌和高压统治之中来理解。

林奇明白，在占领或外来打击之下形成的运动，不能只靠神学来解释。他也没有把这些力量塑造成高贵的抵抗容器。

它们同样有自己的等级结构、强制手段、宗派化语言与战略性的残酷。真正关键的是，美国主导的这套秩序，反复制造出那些它后来又声称要打击的伊斯兰主义力量。

其方式包括：堵死非暴力政治道路，支持镇压经选举产生的伊斯兰主义者，容忍占领，并把整个社会降格为安全实验室。

于是，在华盛顿及其阿拉伯盟友那里，反伊斯兰主义逐渐变成一种统治语法。它为监狱、非常规权力更替、监控、轰炸，以及对大众政治的永久性怀疑提供了正当性。

这本书最令人不安的判断，并不是美国政策“失败”了。“失败”这个词太温和，仿佛只是错误、误判或悲剧。

林奇更严厉的观点是：这些政策中有很多，恰恰是按照它们自己的衡量标准取得了成功。以色列始终得到武装和保护，石油照常流动，威权领导人继续保持友好，伊朗则被遏制或惩罚。每一次危机中，美国的中心地位都被再次确认，哪怕正是这种中心地位让问题无法真正解决。

真正的丑闻，不仅在于阿拉伯人和穆斯林被去人化，更在于这种去人化已经被制度化，而推动这一切的人往往还真心相信自己是“有人道精神”的。那些死者，从来不在真正重要的账本之中。

林奇这本书同时也是对种族主义机制的一次剖析，只不过他不是用说教，而是借助政治史来展开。他一再指出，美国政策默认这样一种前提：巴勒斯坦人、伊拉克人、也门人、黎巴嫩人、叙利亚人和苏丹人可以被轰炸、制裁、驱逐、饿困或管理，而这不会引发与美国人或以色列人死亡同等程度的道德震动。

这种等级秩序并不总是被说出口。它也根本不需要被说出口。它嵌在伤亡数字的讨论里，嵌在电视语言里，嵌在国会的条件反射里，嵌在智库论坛那套看待他者的“人类学”里，也嵌在“安全”如何轻易吞没人群的逻辑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