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英军撤出苏伊士东，沙阿称霸海湾终自毁|巴列维|巴林|沙阿|海湾|穆罕默德|苏伊士东

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独立后，英国王室在印度洋和海湾地区剩余的殖民地与保护地，已越来越难以维持。

1967年6月战争后，苏伊士运河关闭多年，英国船只和油轮不得不绕行非洲，经由好望角航线通行，这使航道、保护地和军事基地在军事与后勤上的维护成本大幅上升。英国在海湾和印度洋驻军的补给，也因此成为沉重负担。阿拉伯国家战败仅数月后，英镑就在1967年11月遭遇真正意义上的挫折，这迫使英国推行严格的紧缩政策，其中最突出的标志，就是大范围告别帝国时代。

同月下旬，来自拉德凡和达利阿山区的起义者攻占亚丁，后来连英国组建的地方部队，也就是所谓“联邦军”，也加入了他们。这为阿拉伯世界那个孤立的“马克思主义”共和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但英国帝国在“苏伊士以东”的持续瓦解，带来的战略后果远不止于此：海湾独立国家体系由此形成，随后伊朗的沙阿帝制也被神权化的沙阿体制所取代。1968年1月17日，在英国于亚丁之战失利后，英国工党首相哈罗尔兹·威尔逊宣布，英国将从“苏伊士以东”的主要基地撤出全部军事力量，也就是从海湾沿岸、马来西亚和新加坡撤军。此后，巴林和卡塔尔相继独立，阿联酋联邦形成。

威尔逊的决定，对几年前才独立、但仍依赖英国军费和军事保护的新加坡而言，冲击堪称灾难性。新加坡总理李光耀随即赶赴伦敦，要求将撤军再推迟数年。

英国撤出后，在东部海域留下了权力真空，于是出现了五国防务安排。这一战略平台把澳大利亚推上了东南亚主要安全与军事参与者的位置。美国乐见将马六甲海峡“外包”给澳大利亚的角色，同样也乐见将霍尔木兹海峡“外包”给巴列维王朝下的伊朗，作为英国撤出海湾后的一个“稳定性”替代方案。

霍尔木兹海峡是全球石油运输的命脉，那里一旦出现真空，就意味着苏联或与其相互配合的“进步”政权会趁势扩张，包括复兴党治下的伊拉克、南方的马克思主义右翼，以及带有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佐法尔革命。马六甲海峡则是连接印度洋与太平洋的通道，也是东南亚防范“红色”扩张的一处危险缺口。

在马六甲，“外包”采取的是五方框架，包括国际力量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以及与海峡相邻的本地力量马来西亚和新加坡。这种多边安排形成了一张更可持续的制度性安全网。澳大利亚并未把自己塑造成占领者或凌驾其上的霸权力量；相反，它的角色是在马来西亚和新加坡直接请求并欢迎之下展开的，目的是提供一层保护伞。

英国式功利主义思维的影响，也体现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的政策考量中。至于身份认同上的紧张，则主要落在伊朗身上。伊朗还出现了一种近乎狂热的执念，想让伊朗帝国继承英国帝国在该地区的位置。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相信，这是美国人的意志，也是他们主导下全球区域分工的一部分。

沙阿开始大举采购美国最先进的武器，包括F－14战斗机、海军驱逐舰和雷达系统，以满足自己作为“海湾警察”的虚荣。这使经济进一步军事化，国家财富被大量消耗，也造成严重通胀，并让普通民众和贫困阶层更加边缘化。

他派出海军，占领了三座战略岛屿——大通布、小通布和阿布穆萨——时间就在1971年11月“阿联酋”联邦宣布成立前两天。但他未能实现吞并巴林的目标，随后又向阿曼苏丹国派兵，镇压佐法尔起义。

沙阿还支持伊拉克北部穆斯塔法·巴尔扎尼的运动，并在阿拉伯河问题上强行改变现实，迫使巴格达政府于1975年在阿尔及尔签署一项带有屈辱意味的协议：放弃阿拉伯河一半控制权，使边界线划在河道中线；作为交换，沙阿则彻底停止对库尔德人的支持。

与此相反，1973年石油危机后，伊朗的收入出现了惊人的暴增。民众对沙阿的不满也随之加深，因为他选择把这笔巨额收入投入武器采购和超高速、带有强制性的现代化进程。这导致房地产和生活成本疯狂上涨，住房危机恶化，农村人口不断涌入郊区和棚户区。

而沙阿最大的失策，是试图打破传统市场商人也就是“巴扎商人”的垄断地位，转而扶持与王室关系密切的大公司。结果，正是这些巴扎商人为1978年席卷全国的大罢工提供了资金支持，罢工使全国经济和石油炼厂陷入瘫痪。他们响应的是流亡中的伊玛目霍梅尼发出的教令。

这种过量的“孔雀式”姿态葬送了沙阿政权，但它本身也是英国撤出“苏伊士以东”后所开启路径的结果。穆罕默德·礼萨一直相信，在英国撤出之后，西方不可能离开他。

尽管他拒绝响应费萨尔国王和阿拉伯国家通过石油输出国组织作出的决定，即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和西方国家实施石油禁运，但沙阿还是利用阿拉伯禁运在全球市场造成的短缺，在1973年12月于德黑兰举行的石油输出国组织会议上主导并强行推动油价上涨，使每桶石油价格提高到原来的四倍，从而获得前所未有的财政收入，代价则是西方市场和经济稳定受到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