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老举人眼中，民国毫无疑问是个糟糕的时代。

民国六年，山西太原。六十一岁的刘大鹏翻开账本，发现这年买粮花的钱，比光绪三年"人相食"的大旱灾还贵十倍。那可是太平年月，没有战争，没有饥荒，老百姓却连饭都吃不起了。

刘大鹏，山西太原赤桥村人，清末举人。他写了五十二年日记，从光绪写到民国，是中国最牛的民间史官，没有之一。

他算账："凡入人口之物，无一不贵，此人所以饥困特困，日不聊生也。"

这一年是庚子事变后，义和团杀了洋人，山西停考五年，赔款摊派到各县。刘大鹏的县里摊了十五万两银子，"吾邑派十五万金；太原一邑巨富，惟西峰村一户耳，然不过万金之产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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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县摊大钱，只能加税，税加到物价里，百姓买单。

他反复说一句话："一年不如一年。"

这话从光绪十八年说到民国七年，说了三十年。这不是修辞，是他的真实感受——每年年底算账，"去岁不如前岁，犹不至如今岁"。

最惨的是民国七年正月。他写："近年以来百物腾贵，迥异寻常，去年物价更高数倍，为生平所未经。较光绪三四年大祲之灾更甚十倍。"

要知道，光绪三四年是山西发生特大旱灾，饿死人几百万，人吃人，是地狱级的灾年价格。而民国六年是"太平年月"的价格，居然比灾年还贵十倍。

他解释原因：一是"外洋之战"（一战）导致洋货输入大减，二是"政府加税毫无遗漏"。但加税的钱去哪了？他看县里的账目，"国家不过得百之一二，百姓受无穷之害"——层层盘剥，到底层只剩骨头。

刘大鹏家里十几口人，男丁种地，妇女造纸，还兼管煤矿。按说在当时算得上富裕了，但连他这样的也年年叫苦，"家中紧逼""债务之多有应接不暇之势"。为什么？因为物价跑赢了收入。

他民国四年嫁女，"值此时局，筹划殊难，而且百物腾贵，食用更非常之大价"。民国五年娶儿媳，"费用浩繁，以当时物价之腾贵较平时涨高一倍"。婚丧嫁娶这些刚性支出，在通胀年代成了要命的负担。

他记了一个细节。民国七年十二月，快过年了，"商家讨债异常为难，灯烛辉煌，穿街越巷，通宵不断"。

债主们都半夜提着灯笼上门，可欠债的还是躲着不敢见。这场景，体验过三角债时期的，应该都能感同身受，只是那时没有电话，要债没消息，还全靠腿跑，更痛苦。

看刘大鹏的账本，你会发现一个规律：古代社会没有"温和通胀"这个概念，物价要么平稳，要么暴涨。一旦进入上涨通道，就是几十年停不下来。

他的"一年不如一年"，是无数小农的共同记忆——直到他们活不下去，揭竿而起。民国七年他记"民变之案接踵而起"，河南、陕西、山西都有，"加赋过重，民不堪命，遂至戕杀官吏"。

最讽刺的是，他管着全县的公款，自己的工资却要年底去讨。民国七年十一月，他"至晋祠催讨束脩，至二鼓归，尚未清还"——教书半年的工资，年底去讨，要到半夜都没讨全。

他管着全县的钱，自己的工资却讨不回来。这世道，不是灾年，胜似灾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