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以色列右翼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在其政府拦截一支前往加沙、执行救生船队任务后，亲自虐待那些遭拘押并受折磨的国际活动人士。此事令世界震惊。
西方多国外长纷纷发表措辞强硬的声明。英国内政大臣伊薇特·库珀召见以色列大使，要求对方“作出解释”。从表面看，她似乎对本－格维尔的行为感到震惊，但对加沙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却没有表现出同等程度的不安。
在这场装模作样的愤怒表演以及针对以色列定居者极端分子的象征性制裁背后，隐藏着一种刻意回避：人们拒绝正视以色列的真实性质，而是方便地把它的恶劣行为归咎于本－格维尔和比撒列·斯莫特里赫这样令人厌恶的人物。但凡这些年持续关注以色列暴行的人，都不难看出，本－格维尔及其同类并非以色列政坛的边缘人物，而是如今最显眼的体现。
问题不在于本－格维尔是否极端，而在于为什么他会让这么多人感到不安，甚至包括他所在执政联盟中一些身居高位的以色列部长。如果像以色列外交部长吉迪恩·萨尔几天前所说的那样，本－格维尔“并不代表以色列”，那究竟谁才代表以色列？
说到底，在对待巴勒斯坦人的问题上，萨尔和其他以色列主流政治人物与本－格维尔之间，究竟有什么实质区别？
在定居点扩张、过度使用军事力量、集体惩罚、围困策略、强制剥夺，以及加沙战争这些问题上，很难看出他们之间有什么清晰差别。这种差别不是原则上的，而只是风格、语言和呈现方式上的。
本－格维尔之所以被视为粗鄙可憎，并不是因为他发明了以色列的暴力，而是因为他撕掉了这种暴力原本的体面包装。但无论是萨尔，还是以色列政治建制中的其他人，都没有资格对此装出惊讶。
数十年来，以色列的政治与安全精英一直维持着一种精心设计的分隔。一边，是以色列不遗余力向世界塑造的形象：一个自由民主、技术先进、重视环保、开放、现代并且奉行法治的国家。
另一边，则是强加给巴勒斯坦人的现实：军事统治、定居点扩张、土地掠夺、检查站、房屋拆毁、大规模监禁，以及一套专门用来管理被占领、被殖民人群的独立法律秩序。
这种分隔从来不只是法律层面的，尽管法律上的双轨制是其中核心。它延伸到了生活的每一个领域。以色列一面宣扬自己的新闻自由，一面让巴勒斯坦记者长期遭到杀害、逮捕、骚扰和监控。
它一面夸耀公共安全和精密警务，一面任由巴勒斯坦社区陷于有组织犯罪，或直接暴露在国家暴力和定居者暴力之下。它一面把自己包装成绿色、负责任的环保国家，一面把巴勒斯坦土地变成倾倒废弃物的场所，并对其施加系统性的生态破坏。它一面把特拉维夫式的自由主义宣传为开放的象征，一面控制巴勒斯坦人生活中几乎每一个私密层面。
很长一段时间里，这套安排对以色列颇为奏效。它让其盟友一边谈论“共同价值”，一边继续提供武器；让西方记者把以色列政治描述得复杂难解，同时把巴勒斯坦人的死亡当作背景噪音；也让自由派犹太复国主义者一边哀叹“过火行为”，一边继续认同制造这些后果的结构。
最重要的是，它让以色列精英得以想象：维持一个定居殖民政权所必需的暴力，可以被隔离在远处，被控制在种族隔离墙、检查站以及那些旨在把巴勒斯坦人与以色列生活分开的边界之外。
但殖民暴力很少会永远停留在它被指定的位置。几个世纪的殖民历史已经反复表明，那些后果最终总会回到家门口。以色列为巴勒斯坦人制造的“例外状态”——也就是法律、问责、克制和平等人类价值被悬置的状态——一直在持续向内扩张。
本－格维尔正是这种回流的产物。他属于以色列较新一代的政治与安全阶层，这一阶层的权力并不来自掩盖国家暴力，而是来自炫耀国家暴力。
他的政治人格建立在拒绝使用克制语言之上。长期以来，以色列正是借助“自卫”“安全关切”“艰难选择”这类经过修饰的词汇，向西方受众把自己的暴力包装成一种不情愿却必要、因此也可以辩护的行为；但本－格维尔根本不屑于使用这套说辞。相反，他把以色列统治背后的底层逻辑直接变成了一场公开展示。
这也正是他对以色列而言既有用、又危险的原因。他之所以有用，是因为他动员了那些长期存在于以色列社会中的力量：定居者至上主义、武装化的男性气概，以及对全面控制巴勒斯坦人生活的幻想。
他之所以危险，是因为他把这些力量暴露得过于直接。这让以色列的辩护者更难继续维持那种虚构：问题只出在少数极端分子身上，而不在国家政策本身。
这也是为什么西方把本－格维尔塑造成例外，如此具有政治便利性。只要把他单独拎出来，当成一个失控人物，以色列的盟友就能继续维持这样一种形象：这个国家本质上是理性的，只是暂时被极端分子劫持了。
于是，问题就变成了本－格维尔的言辞，而不是对加沙的围困；变成了他的挑衅，而不是种族隔离制度；变成了他个人的粗鄙，而不是那个使他成为可能、延续数十年的政治秩序。
但本－格维尔不是从天而降的。他不是异类，而是那些早在他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的政策、制度和意识形态承诺的结果。即便是那些不喜欢他的以色列人，也明白这一点。他们害怕的，并不是他代表着与以色列过去的彻底断裂，而是他让这种延续性再也无法否认。
他抹平了国家与定居者暴民之间的距离，抹平了内阁会议桌与集体迫害之间的距离，也抹平了国家安全语言与族裔至上语言之间的距离。他的崛起，标志着以色列旧有逻辑正在发生转变。那套旧逻辑建立在否认、自由派表演和经过管理的残暴之上。
取而代之的，并不是一种面对巴勒斯坦人的新做法，而是一种更直接、更毫不掩饰的做法。本－格维尔并不是以色列政治传统的对立面。恰恰相反，当这一传统不再觉得有必要伪装自己时，呈现出来的就是本－格维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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