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四月,鸟声盖过人声,但一天早晨,鸟叫声被一阵鞭炮声淹没。

起床后听母亲说,官墩村一个从山里迁下来的独居老人,在家死了几天才被发现,今天出殡。那一阵鞭炮是送亡人最后一程。

这事在村落中像风一样传开,惹得留守老人们好一阵唏嘘。

此时正是初夏时节,草木葱茏,舂锄扑扑,但很多户门都上了锁,甚至门前还残留着春节烟花的纸壳,那是屋主过完年就匆匆进城打工去了。白净的水泥路差不多修到户门,但村庄的人却日渐稀疏。农见度这些天访过十几个村庄,想找个人问问村里情况都很难,不是见不到人,就是见到的老人耳背,问半天都听不清、听不懂。说句难听的话,连咬人的狗都少碰到,偶尔的野狗也是见人就跑。

据了解,何屋村原先有30多户人家,一两百人,如今在家长住的不到20人,这还是把搬到村落外缘盖房的人算在内。甚至,想凑一桌麻将还需要来来回回打多个电话,不是身体不适,就是年龄大了,有时上下村落都不好凑人。有个临近村落,只有4个老人留守。而且更严重的是,这些留守老人,大多是70岁以上,80多岁的也不少,90岁的也有。甚至,有个行政村48个村民小组,68岁的小组长是最年轻的,还有80多岁的小组长。

现如今,村里的水田都租出去了,农业生产特别是水田的种植,已经与村民无关,那都是别人的产业,村民们唯一的事就是出去搞钱,大部分村民都进城打工,留下老人在家。庆幸的是,老人们大多身体还好,能够自己种点蔬菜、养点鸡鸭,但其它的都得去买。当然,买东西很便利,一个电话,就有人把要的米、油送来。快递也进镇了,在外的孩子寄东西回家,自己给孩子寄土特产,都可以在镇里快递点办妥。

过去讲“三留守”,现在基本上只有“一留守”,很多妇女都跟丈夫、儿童都跟父母,去了打工的城市,乡村的学校眼见着人去楼空,撤并的撤并,停办的停办,孩童成为乡村的稀缺,只有“留守老人”实实在在地留守在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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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老人最大的焦虑是:现在虽然身体还硬朗,但突然发病了怎么办?一种严重的不安全感弥漫在老人的闲谈和沉默中。

这次回乡见到贵叔,一个曾经在乡村非常活跃的人,如今快80岁了,走起路来小心翼翼,自言每天上下村庄散步,也到镇上转转,打牌是不行了,原因是去年突然犯了脑梗。贵叔回忆:当时是半夜,突然间天旋地转、床板倒翻,人从床上跌到地下,开始以为是头天晚上喝了点酒,头晕,后来眩晕持续,觉得不对,这是犯病了,就用脚踢开房门,叫醒老伴贵婶。贵婶当时就吓坏了,儿女都在外地,贵婶哭喊着、打着手电叫醒村小组组长,组长又打不开贵叔有密码的手机,几经折腾,最后把镇上的本村年轻人叫回来,才发了定位要到了救护车。据说,如果晚送半小时,人就危险了。这回贵叔能慢悠悠散步,已经是很大的幸运。

贵叔的遭遇一下子警醒了很多留守老人。有的担心老人机定不了位置,有的担心不会叫救护车,有的跟住在镇里的亲戚晚辈说定了,到时打电话给他,让他帮叫救护车,还有的,附近没年轻亲戚怎么办?有人就出主意,可以打电话给在外地的子女,让子女叫老家的救护车,甚至有个别的老人,决定对亲戚晚辈更好一点,多联络一下感情,到时候好用得上。但这都是特殊时候的特别情况,更重要的是日常要维护好周围人的感情,事情突发时好求人帮忙。

怎么维护?无非是小恩小惠,逢年过节、对方老人孩子生日,多少表示一下,或者孩子回来,上门意思一下。也不求有他,就是日常生活上关照一下、被欺负时公道一下,在突发疾病时,及时帮助叫一下救护车。以至于,留在村庄的“比较年轻”的人都成了香饽饽,成为留守老人竞相讨好的对象。

某种程度上,乡村老人的焦虑,让他们沦为焦虑本身的“人质”。老人们通过小言语和一包烟、一把菜、几个鸡蛋等小物品,向村里“比较年轻”人示好,就是为了缓解这种焦虑。之所以给“比较年轻”打上引号,是因为所谓的“比较年轻”,真的是比较起来年轻,这“比较年轻”人,也都是快七十岁的人了,但对八十岁以上、对未来很焦虑的留守老人来说,七十岁本来就是年轻人。

农见度亲眼看见年过八旬的华婶拿了一小兜鲜豌豆,说是要给某个“比较年轻”人孙子吃;菊婶没得送,就每天哈着陪某个“比较年轻”人媳妇聊天,江叔老伴去世,一人独居,孩子从外地回来就上某个“比较年轻”人家去送些小礼。

在外打工的孩子也没办法,谁让你要出门搞钱呢!谁让你把父母留在村庄让他们不得不沦为某种“人质”呢!不是人家非要你如此,你完全可以也留在家里照顾父母啊!有人说,你还可以把父母送到乡村养老院啊。

但对老人来说,送养老院是最后的、最无奈的选择。强子夫妇要去给在城里工作的儿子看孩子,就把九十岁的老父亲送去养老院,但送去不久老父亲就在养老院去世了;发子把母亲送去养老院,母亲还经常与舍友闹矛盾;月华嫂被儿子送去养老院,抑郁症犯了趁人不备投水了。(月华嫂自杀事,农见度在一文中有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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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最大的残忍,已经出离了物质的匮乏。那种为温饱焦虑的年代,如今真真切切地跳开了。现在是到了为孤独的晚年而焦虑的阶段。人人要过好日子,但要过好日子就必须搞钱,要搞钱就得进城。城市化是大趋势,乡村人口减少是大趋势,乡村老人没条件进城、融不进城市也是客观现实。

但不管怎样,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村庄减少,乡村人口减少,是改变不了的大势,虽然也会有局部的逆城市化,但大部分乡村年轻人洗脚进城,更是是挡不住的大势。

这似乎是某种历史的定数,或者说是某种发展的代价,但定数也好,代价也罢,对其中的这一代留守老人来说,却是一种不敢直视的残忍、一种难以深想的不忍!

但这些都不是忽略这一代留守老人的理由,任何理由都没有放弃、牺牲这一代留守老人的正当性。但谁来照顾这一代留守老人、谁来治愈这一代留守老人的焦虑呢?

事情最后还是要回到中国式乡村养老体系的完善和迭代,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课题,也是中国式乡村治理的必答题,更是中国式和美乡村底色、成色和亮色最直接的标志和检验。

必须走家庭、社会、政府相结合的路径。在中国乡村的人情社会,任何时候,家庭、亲情,都是老人最大的物质和精神依靠;任何时候,社会的守望相助、市场的公平交易,都是老人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任何时候,有困难找政府,都是老人最后可以指望的靠山。而且,有政府的存在,家庭和社会的作用还能得到更好发挥。所以,必须走居家养老和市场养老、村庄养老和养老院养老相结合的养老之路。这之中,基层政府、特别是村组干部的作用,不可或缺,甚至至关重要。

当然,政府的作用不是去包办代替,不是政府直接去养老人。政府的作用是高度重视这件事,在政策上加关注,在建设上增投入,在机制上善疏通,在氛围上勤营造,在效果上常检验。

对于一个镇、一个村,检验他们的工作成效,不仅看他们属地的经济指标,也要看他们镇民、村民的幸福指数;而这幸福指数,也不仅看他们的经济收入、消费能力,更要看他们的心理健康程度、精神盈亏水平。老有所养,不仅要养物质,更要养精神。什么时候,属地老人孤独程度低、焦虑情绪浅,那就是这个地方最实在的和美。

母亲跟我说了一件事:有一个卖豆腐的,对所到村庄情况熟,谁一人独居,谁老两口居,都晓得。每天进村卖豆腐时,就在独居人家敲一下门,有人应了就走,有两个人的家就不敲门。

农见度想,这不就是自发的“敲门行动”吗?不正是政府可以借鉴和用好的一笔市场资源吗?何况也是疫情期间政府的实践。给一点微利,就可以发动走村串户的民间小商贩,形成一支稳定的乡村治理社会支持力量。

小满前两天,华婶说,独居的三婶原先每天来家串门两趟,最近有两天没来了,担心她是不是病了?但江叔说,早上还看见三婶家的门是开的,应该没事。这不是典型的中国式守望相助的案例吗?

愿乡村这个残忍的真相尽快消除,愿乡村留守老人不要因为不安全感和焦虑感,而沦为村庄大涅槃时期的特殊“人质”。

(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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