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我是胖胖。
从哪里写起呢？
昨天刷到劳东燕教授的微博：
我是那片土地上长出来的人，电影取的景，部分就在我家附近，我懂这部电影的好。
第一次观影，我是认为确有几分侯孝贤的影子。
克制，留白，把大悲大恸都摁住，在那些毫无人味的“教育片”、“煽动某种情绪的片子”之外，到底还有人，在拍另一些明心见性的东西。
单凭这一点，就够让那些擅长拍“教育片”的导演相形见绌。
但是，一部电影，再多人喜欢，也从不构成任何人必须喜欢的理由。
这本是常识，可这点常识，居然要一位法学教授郑重其事地写一遍，还引来一地鸡毛的争吵。
难道今天网上的讨论空间，已经逼仄到连这点常识都搁不下了吗？
创作者有权选择怎么讲，观众也有权指出“没讲什么”。
这两件事，本就不存在对立，1400万的成本，一帮素人，硬是把那些动辄几个亿的大制作比了下去。
它本身，是从一种规训里挣扎出来的，可眼下，还是那股你必须感动，你必须叫好，谁要说半个不字就群起而攻之，分明又是另一种规训。
为它的不合群鼓掌的人，转头却不许别人不合群，这难道不荒诞？
侨批最动人的地方，究竟在哪？
在于它是被亏欠的人，反过来替那个亏欠了他们的母土，把一个家、一片乡土，一笔一笔地养活下来。
又是谁，当年逼他们漂泊流浪？
我记得我爷爷的复述，我爷爷的堂弟，当年他远赴暹罗过番，在下南洋的船上，与邻村的一名女子结成伉俪，从此日暮苍山远。
古语有云，逝将去汝，适彼乐土。
又哪有什么乐土？若是故土能养得活人，谁肯把半条命抛在海的那一头。
他们都是被乡愁反复折磨的人，也是被母土推出去的人。
刚过番那几年，他常寄钱回来。
我爷爷收到番批，爷爷欢喜，跑去隔壁镇买了一辆老式凤凰单车，头一回骑车，兴奋过了头，一下把车骑进了河沟。
这些老物件，家里还保留着，算是一份念想。
再后来，寄回最后一封番批，上头写——
“子尚年幼，开销浩繁，不能寄银。”
从此断联。
他被命运的轨道载去了哪里，再没人知道。当年同在一处嬉闹的少年，从此在两地各自老去。音讯一断，手足兄弟，也只能形单影只地各走各的下半程。
每读陶渊明那几句——“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这些离乡的血亲，是不是早已托体同山阿，与我们幽明暌隔了？
在晚年，两位老人又能否有机会相见，坐下来，泡上一壶故土之茶？
这些大地上的漫游者，母土的浪子，他们润物无声，把自己浸进彼岸贫瘠的日子，也浸进此岸枯燥的人心。
说回这部电影
这年头，能做到义不食周粟、采薇而食的导演，不可能。
能拍出来什么，能上映什么，真正的约束，从来都不在导演。
取巧之处，在于绕着历史讲人情，因为有些东西不能直说，于是只能借情义、离散、乡愁、侨批去侧写，就我个人在当下经历而言，同文同种的同乡，情义未见得如电影那般尽善尽美。
还有历史，很多真正经历过的人，一看就懂背后的时代压力。
导演未必不知道，他可能只是没法完整展开。
从我身边好几个朋友也提起过，他们祖辈过番真正的洪流里，除了银幕上点得出名的那些缘由，还有一批，是不能在银幕上点名的推力。
我们总爱说，落叶归根。
可有些叶子，是被风从根上生生抖落的。
它飘了一辈子，落在海的那一头，再没能回来。
当然，有些文化创作，就我而言，我珍惜里头那点人与人的牵系，胜过珍惜一切宏大的名目。
正因如此，对被驱逐者的思念，被改写成对某个名目的忠诚，在这方面我认为是割裂的，个体与个体之间的亲情连接，与宏大无关，漂泊者无言，最后也只能任人认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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