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教育家章开沅的《离异与回归：传统文化与近代化关系试析》自1988年问世以来，30余年间引发学界持续讨论，激荡起无数思想涟漪。最新版的《离异与回归》仍以十章为骨架，增收《西学东渐与东学西渐——对容闳的再认识》《〈俱分进化论〉的忧患意识》以及“三版代后记”等文本。这些新增文本的意义不在于单纯扩充信息量，而在于为全书的论证补充线索，读者得以感悟到章开沅的观点如何被史实触发、被问题牵引、被学界关注。
《离异与回归》以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中的代表人物和重要事件为主线，展现在中西文化相互激荡中近代思想文化演变的轨迹，用“离异”与“回归”的命题来概括中国近代化进程中的两种文化趋向及其互动。“离异”表现为向西方近代文明的模仿、学习与趋近，“回归”则是在离异之后从传统文化中寻求本民族主体意识，以避免被强势外来文明同化。“离异—回归”的过程并非线性推进，而是“离异之中经常有回归，回归之中继续有离异”，因此必须把握其限度与尺度——“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从写作方法看，《离异与回归》延续了章开沅一贯的跨学科雄心，其“从文化流动力学的角度探讨传统文化与近代文明之间的关系”。该书通过代表人物与重要事件的线索来呈现传统文化在近代化过程中的变动与调适，将“跨时间”的西欧经验与“跨空间”的东方经验相对照，把中国问题放进人类文化转型的比较视野之中。这种写法既避免把中国近代经验孤立化，也避免了用单一路径解释一切，进而陷入强制阐释的逻辑之中。
章开沅讨论“回归”，并不把它窄化为中国独有的情绪反弹。他将“回归”作为一种文化心理与社会现象的普遍性，并进而区分两类文化意义上的“回归”。一类如西欧文艺复兴式的回归，借古典精神寻找新的人文力量；另一类如近代中国的回归，更多是在强势外来文明压力下，从传统中寻求主体意识以避免被同化。由此，“回归”不再只是价值判断上的“保守”，而成为需要细分、需要历史化处理的分析对象。正因为把“离异”与“回归”放在同一张动态坐标上，章开沅对近代中国的文化选择保持了罕见的克制与警惕，向西方学习总体上属于进步潮流，但在强弱悬殊的世界结构中，极易滑向全盘西化与民族虚无；而向传统回归则更为复杂，既可能是顽固派的复古倒退，也可能包含先进思想家为守护民族精神独立而作的必要调适，但后者也并非天然免疫于“返古”“复旧”近代思想文化的深层探索。
值得一提的是新增的《〈俱分进化论〉的忧患意识》一文。章开沅认为，章太炎《俱分进化论》常被视作“思想倒退”的标记，近年来虽有人发掘其合理因素，却往往把讨论收束在“道德范围”之内。他则明确指出，此文所呈现的是一种更具近代性质的“忧患意识”，其关切并非只限于伦理劝惩，而是指向文明进程的整体悖论与前景忧思。在章开沅的重构中，“进化”并不天然等于“更善更乐”，相反，智识越进，为恶之力亦增；乐之越多，求之越苦，“善亦进化，恶亦进化”“乐亦进化，苦亦进化”的两难几乎如影随形。因此，他把其合理内核概括为“近代忧患意识”——一种清醒的文明批判，并非拒斥近代文明，而是看到其弊病日显并为人类文明的前途担忧，若称之为“悲观”，那也是“深沉的悲观”，其思想穿透力反而可能高于易于流俗接受的“浮浅乐观”。把这篇论文嵌入《离异与回归》的论述脉络，就更能读出章开沅“离异不可无根，回归不可返古”的深意所在。
把《离异与回归》放到当下“中西文明互鉴”的学术热点中解读，会更清楚地看到它的前瞻性。文明互鉴从来不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在西方中心主义长期笼罩的全球知识格局里，强势理论的冲击与本土话语的失落常常并行，要真正走向平等对话，往往需要一场“打开嗓子”、发出自己声音的突围，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平等包容、对话互鉴的文明观与话语体系。《离异与回归》的贡献正在于把这种“结构性难题”写进了近代中国的历史经验之中。学习西方是必要的“离异”，但离异若无根，容易滑向民族虚无；回到传统是必然的“回归”，但回归若返古，又会被旧传统的惰力拖回去。因而，该书给“互鉴”提供的不是口号，而是一把尺度，既敢离开，也能返回；既能借鉴，也能生长——走出去，学其长；走回来，成其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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